陈少敏（1902年-1977年12月14日），女，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人。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解放后，曾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生前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副主席、中国纺织工会第一任主席等职。
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
中文名陈少敏
民族汉族
逝世日期1977年12月14日
信仰共产主义
出生日期1902年
国籍中国
籍贯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
职业革命家
主要成就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
别名孙肇修
人物生平
1902年生于山东省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妹五人，她行三。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后解甲归乡，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随父读书，识了几个字。13岁时因家
境困难，独自闯青岛，到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当童工，过着牛马一般的苦工生活。[1]1923年，陈少敏加入了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邓恩铭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后经人介绍进入潍坊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927年，陈少敏秘密参加了共青团。
1928年，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大显身手的陈少敏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春天，陈少敏在中共青岛市委领导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一天，市委书记唐汝贤对她说：“山东省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中央派来任国祯同志任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工作。组织研究决定，让你和任国祯同志扮成假夫妻，组成一个‘家庭’。”她听了一愣，心想，共产党里怎么还有这种特殊任务？！唐汝贤见状，赶忙解释道：“任国祯同志到青岛后首先要租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而街上租房子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组织上知道，你还是位姑娘，但考虑到工作需要，情况特殊，不得已而为之。”陈少敏听明白了道理，便在青岛以“夫妻”的名义与任国祯租了一间屋子。任国祯到任后，以当车夫掩护工作，陈少敏去打蛋厂做工，临时省委机关就这样开始秘密工作了。尽管生活很不方便，但困难一个个被克服了。街坊们常夸他们是对好夫妻。由于志同道合，经过相处磨合，他们真的产生了恋情。经组织批准，1930年6月26日，陈少敏与任国祯正式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1930年12月，任国祯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接着到天津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陈少敏随之前往，做党的机关工作，处理职工运动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任国祯以特派员的身份赴山西建立抗日武装。陈少敏因生孩子没能一同前往。然而，任国祯刚到太原即被叛徒出卖，被阎锡山部敌特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任国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1931年11月13日，被敌人枪杀在太原小东门外。任国祯临刑前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
陈少敏听到噩耗，受到严重打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她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继续为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
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长，同年10月被捕。
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
1935年5月，陈少敏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同年冬，陈少敏奉命到冀鲁豫边组建红军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以配合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所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实施战略转移。[1]
1939年1月，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任一支游击队政委的陈少敏率领一支武装，来到鄂豫边区，与李先念、陶铸会合，接替钱瑛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活。为了巩固鄂中抗日根据地，陈少敏和李先念首先指挥部队消灭了汉奸李又唐的8个大队近3000人，随后又组织了新街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多人。从此，陈少敏和李先念名声大振，日军和汉奸再不敢轻举妄动了。当时，根据地人民这样传颂她:“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则这样形容她:“身骑战马，双手开枪，要打你的眼睛，不会错打鼻梁。”陈少敏被看成了一位神出鬼没的女将。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从事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职务高了，担子变重了，但她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62年她到老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在老区每到一地都是很远就下了汽车，然后慢慢地步行进村。在一个山区小镇，她向一位正在做买卖的老大爷打招呼。那老人抬头认出是陈少敏，情不自禁地高声喊道：“陈大姐来了！陈大姐来了！”周围的群众一下子向她的身边拥来。随从人员怕不安全，想把大家挡住，她连忙制止说：别挡了，我就是来看大家的，等会儿还要和大家一起开个座谈会呢。后来，她对随行人员说：过去我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亲密无间，我们就战胜了敌人，今天我当了中央委员，为什么要同群众分开呢？短短的几句话，使在场的同志很受教育。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5日，陈伯达在讲话中宣称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少敏感到非常震惊，她公开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康生、江青一伙得知她公开维护刘少奇，便派人把陈少敏关进“黑帮”楼，剥夺了她住院治病的权利。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31日的全体会议上，当大会宣布就“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进行举手表决时，陈少敏没有举手。散会时，康生找陈少敏质问：“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答：“这是我的权利！”1969年10月，林彪借口“战备疏散”，将陈少敏遣送到河南省罗山农场劳动改造。出发时，她已病得很重，由别人抬上火车。由于乡村医疗和生活条件太差，她的心脏病、肾病先后复发，从此瘫痪了。直到1971年林彪垮台后，她才回到北京治疗。[2]
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3]
人物轶事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陈少敏以省委妇女代表的身份，来到内黄县沙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因为她从小没有缠过脚，群众都叫她“陈大脚”，妇女们管他叫“陈大姐”。
陈大姐来到内黄县沙区以后，经常在千口、马集、化村、井店等村庄活动。她除了和党的负责人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人联系工作外，和妇女党员张栋、王先荣、赵兰枝、王山兰混得很熟，就像一家人一样。她们一起到沙窝里拾枣、捋野菜，到硝河的芦苇丛里秘密开会，发动妇女们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九三五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赵家祠堂的一口大钟抢去，挂在教堂门口，作为跪经做“弥撒”的警钟，天天敲钟行礼颂经。特别是“礼拜”，敲得更响，群众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在千口村头生炉打铁。他听到钟声后，问这是干啥的？人们对他说，教堂敲钟做“礼拜”。杨玉子顺着话题说：清丰县有一个女教徒仗势欺人……。这话传到了天主教头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顿，并罚款请客两桌。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众的不满。陈少敏借此时机，发动妇女党员张栋出面，组织了妇女“叩头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一组织。[4]
农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在妇女党员的带领下，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大院。她们把天主教头头拉出来进行说理斗争，并把教堂抢走的大铁钟夺回来，重新挂在了赵家祠堂门口，群众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斗争的胜利。
天主教头头挨了斗，随即向国民党濮阳县当局告状，诬蔑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为首的是女共产党“陈大脚”。当时，陈少敏因和王卓如、张增敬一起组织“穷人会”，进行抢秋、借粮和卡枪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天主教头头告状后，国民党濮阳县当局认为陈少敏确实是共产党，于是立即悬赏通缉陈少敏。
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心。千口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赵妈妈拄着拐杖走到濮阳城，探听敌人的动静。回来后，她向陈少敏说：“你别管啦，花钱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陈少敏遭通缉以后，住在千口村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由张栋家的雇工王六麻子天天给她送饭吃。一次，陈少敏在院子里活动，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从楼上看见了，她便在大街上散布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张栋怕敌人发觉来搜查，就让六麻子撑着船，连夜渡过硝河，把陈少敏转移到了马集村王秀花的家里。
那时，民团天天出动捉拿她。为了躲避敌人，陈少敏常常踩着敌人的脚跟走，敌人进村她出村，敌人出村她进村。一天拂晓，她让王秀芝十几岁的儿子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民团到化村抓人。陈少敏心想，自己还没有到，怎么敌人就知道了呢？于是，她急忙躲进土窑里，让庆丰在窑外装着采野菜，监视敌人的行动。谁知到了太阳偏西，敌人还没有出村。她又让庆丰去村里察看，庆丰回来说敌人已经走光了，她才进了村。晚上，庆丰的奶奶煮了一锅野菜汤，陈少敏喝了一大碗，便去妇女党员赵兰枝家牛屋里睡觉。陈少敏告诉赵兰芝，她要到野庄去参加县委会，想借兰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装，还让兰枝扮成媳妇，像夫妻串亲戚一样，一同去野庄。兰枝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担心。
兰枝连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白馍，用竹篮盛上，让陈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扎上一条大腰带，头扎羊肚手巾。化装停当，二人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头，突然从村里出来两个背大枪的民团团丁。她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时再躲避反而会引起团丁的怀疑。于是她们迎着团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两个团丁问：“干什么的？”
陈少敏是山东寿光县人，兰枝怕她说不好河南话，急忙回答说：“走娘家。”两个团丁根本没听兰枝说什么，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少敏胳膊弯挎着的馍篮子。一个团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盖馍篮的带穗手巾。这时，陈少敏显得非常镇静，她学着河南话说：“这馍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饿了就吃吧！”说着，顺手拿出两个白馍递给了团丁。两个团丁又从篮子里抓了几个，大口大口地吃着扬长而去。陈少敏向兰枝使了个眼色，二人进村，拐进一个胡同，向共产党员郭法堂家走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定陈少敏到邵村张怀三家接头，陈少敏冒着雨来到邵村。次日天刚亮，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张增敬被捕，陈少敏机警地躲到厕所里，翻墙跳到了张怀三的邻居家，因天不亮看不清楚，跳墙时正巧掉进邻居的水缸里，弄得浑身水淋淋的。陈少敏顾不得这些，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庄稼地。[4]
从此，陈少敏离开了沙区。沙区的妇女不知陈大姐的下落，常常为她担心。王从吾的姐姐王先荣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妇女，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处打听陈大姐的消息。有时在地里看见一座新坟头，就进村询问谁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荣在外边寻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陈大姐。后来陈大姐在清丰听到这个情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杰出女将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这位女革命家原名孙进修，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共党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
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
令敌丧胆
与中国革命渊源颇深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母校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校图书馆是史沫特莱众多关于中国革命历史档案记录的保存地，由她拍摄的许多中共领导人照片也是该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其中有一张是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领导人李先念指挥新四军游击战时与战友的合影，照片中有一位女将军站在李先念身旁，此人英姿飒爽、朴实亲切。在红军的历史上，能够真正上马打仗和指挥战役的女将领并不多，那么照片中这位颇具传奇的女子又是谁呢？
她叫陈少敏，是抗战中叱咤鄂豫边区的新四军女将领，她也是建国后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有举手表决的党员。她被毛主席高度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史沫特莱亲切地唤她作“陈大姐”。
史沫特莱的中国冒险之途是从上海启程的，她的足迹遍布延安、五台山、武汉等抗日前线，1940年初，史沫特莱辗转来到鄂豫边区，考察并了解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当时，曾写过家喻户晓的《渔光曲》《卖报歌》的女剧作家、歌词作家安娥作为史沫特莱的翻译，和她一起来到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湖北京山县八字门。而那时接待风尘仆仆赶来采访的史沫特莱的人，正是中共鄂豫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她向史沫特莱介绍了新四军游击战争和边区妇女运动的有关情况。
1939年6月11日在京山县的养马畈村，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在鄂豫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养马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的6条指示，讨论鄂南、鄂中党的抗日力量统一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在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的领导下，在日寇和敌伪的层层夹击中，经过半年多的筚路蓝缕、浴血中原，这支游击支队发展到近万人，1939年11月被统一整编为鄂豫挺进纵队。
与此同时，鄂豫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1940年3月8日，鄂豫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陈少敏负责这次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力邀史沫特莱参加。在3个月前，史沫特莱曾
在安徽省立煌县（安徽战时省会）做过关于“世界妇女动态”的演讲，她认为，“中国得不到自由解放，则妇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样的进步和发展”。史沫特莱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游击队妇女工作的领导者是一位被人们尊称为‘陈大姐’的人，她告诉我，她们马上要召开来自敌后11个地区的妇女会议，希望我去谈谈国际妇女运动和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成就。”在当时的鄂豫边区，广大妇女不仅缝衣织被、护理伤员，还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等宣传抗日的组织；不但动员家中的男子上前线，自己也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或游击队。对于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史沫特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对陈少敏本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少敏被称为边区的女将军，当地甚至还有一种“女将军”牌的香烟，封面就是陈少敏骑马举枪的飒爽英姿；她上马能打仗杀敌，下马能光脚插秧，她朴实亲民的作风深受边区群众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陈大脚”；她的威名让敌人闻风丧胆，传说“共军”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路一阵风，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是个极厉害的人物。
在征得陈少敏的同意后，由安娥担任翻译，史沫特莱开始了对这位新四军女将领的专访。为了打开话题，史沫特莱主动向陈少敏讲述了自己的身世，这引起了陈少敏的共鸣。陈少敏本名孙肇修，在山东寿光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长大，在1924年加入邓恩铭组织的秘密工会，而后在青岛领导工人运动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她的丈夫被俘牺牲，唯一的女儿也患病夭折。随着交谈的展开，两位卓越的女性都在彼此身上发现了很多共同点：她们都出身贫寒，都在历经磨难后坚定了革命的信念。采访结束后，史沫特莱还兴趣盎然地请陈大姐教她唱前几天偶然听到的一支歌，那是陈少敏在延安时学会的一首陕北小调。她让安娥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并把曲调认真地记了
下来。通过短短几十天的交往，陈大姐的热情、勇敢、坚毅都给史沫特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沫特莱离开边区那天，陈少敏还亲自送她。几个月后，史沫特莱为新四军寄去了急需的医疗物资，还动员了一批教会医生前往边区工作。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的战歌》和安娥著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这两本书以大量事实报道了新四军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国民党炮制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的谎言。
皖南事变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她继续担任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坚定地进行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最终使鄂豫边区发展成为雄踞大江南北、横跨5省交界的大块抗日根据地。
敢顶逆流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并引起一些学者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因为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因为这一票她遭到了完全可以预料的来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因为这一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竟然还受到了来自某一个高级领导同志的冷遇；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票，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人的赞许。陈少敏“惟一一票”的几十年的是非毁誉，留给后人的是历史的思考和启迪。
后世纪念
2014年6月25日，陈少敏故居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举行。各镇街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全市新发展的119名党员参加了开馆仪式，现场进行了入党宣誓并参观了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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