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等，出生于浙江义乌，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1]，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2]
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3]曾任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病去世，享年86岁。
中文名陈望道
出生日期1891年1月18日
逝世日期1977年10月29日
国籍中国
教育背景日本中央大学
民族汉族
性别男
出生地浙江义乌
笔名陈佛突、陈雪帆
别名参一
主要成就倡导拉丁新文字运动
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
发动“大众语运动”
共产党上海地区早期发起人
翻译《共产党宣言》
辞海（主编）、标点之革新、修辞学发凡、漫谈“马氏文通”
职业教育家、语言学家
人物生平
陈望道， 1891年1月18日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一户农家，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民国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读书时，他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
民国8年（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的一个名叫“又新”的印刷所正式问世。[4]年底，继陈独秀主持《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复旦大学、平民女学等校担任讲授。次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为首任书记，任职至1922年6月。1923年夏，脱党。
1922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3年秋-1927年，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10月，与柳亚子等发起组织新南社。
1927年下半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旋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
1929年冬，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
1932年，出版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30年代，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参与组织推动上海思想文化战线的反文化“围剿”斗争。
1934年，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发动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
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组织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宣传文字改革。
1940年，从上海至重庆，回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历时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参加和支持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
1949年10月，出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
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57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
1952年9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
1960年任《辞海》总主编。
1972年起，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此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联主席等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7年10月29日，在上海病逝。[5][6]
主要作品
| 书名 | 出版时间 | 出版机构 |
翻译作品 | ||
| 《共产党宣言》 | 1920年4月 | |
| 修辞作品 | ||
《修辞学发凡》 | 1962年 | 上海文艺 |
| 语文作品 | ||
| 《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 | 1938年 | |
| 《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 | 1938年 | |
《拉丁化汉字拼音表》 | 1938年 | |
《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 | 1939年 | |
| 《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 1940年 | |
《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 | 1940年 | |
| 大众语方面 | ||
| 《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 | 1934年 | |
《建立大众语文学》 | 1934年 | |
《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 | 1934年 | |
《大众语论》 | 1934年 | |
《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 | 1934年 | |
| 《文学和大众语》 | 1934年 | |
| 其他方面 | ||
| 《作文法讲义》 | 1922年 | |
获得荣誉
2018年5月1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陈望道当选。[7]
社会任职
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者。1923年至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学务长、代理校务长、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2年至1977年为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1923年，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学务长，1925年后代理校长工作。他的教学风格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仅研究文艺的学术组织，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上海大学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别具一格的。
当时，中国文学系设有古文名著选读、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古籍校读法、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第一、第二外语等课程。在这所大学简陋的教室里，可以听到当时最新涌现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的讲课。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新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的主持下，上大的文学系编辑了《文学》，作为《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随报发行，先是半月刊，后改为周刊。
在陈望道领导下的上大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大学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上大是共产党用来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派在上大工作四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上大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查封，陈望道开始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因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1952年9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社会活动
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担任《新青年》主编的陈望道对杂志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如他自己所说：“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新青年》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面对改良主义者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陈望道发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通过与胡适、张东荪等人的论战，陈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两个组织可看作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在组织支持下，他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培养了大批干部。平民女校是吸收“一些觉悟的女子，为反对三从四德，被他们的家庭、学校赶出来，我们办学校，接受他们。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邮电工会，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为此，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进行鼓动宣传工作。[8]
人物轶事
陈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复旦大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陆续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文艺理论、美学、新闻学等课程。他毕生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走向社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
忠诚教育
陈望道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中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致力学风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 ，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
重视研究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 ，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耿直低调
耿直，是学生们对陈望道的一致评价。
1944年秋，复旦大学，新闻系新生入校，当时陈望道讲授修辞学。第一节课，他走进教室，打开皮包把一堆小额钞票放在讲台上。然后，陈望道让买了他的《修辞学发凡》的学生举手示意，学生们疑惑不解地举起手来。他微笑着说：“凡已买书的都上来，你们买书时，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版税，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我不收自己学生的版税。”学生们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陆续地走上讲台领取退回的版税，然后毕恭毕敬地给先生鞠上一躬。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回到上海，他所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一个系，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反动派仇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新新闻社”分子在校门口张贴了一份致陈望道的“公开信”，其中称：“新闻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应对此负总的责任”。面对威胁，陈望道处之泰然。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疯狂屠杀进步人士，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他暂时隐蔽，才躲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大搜捕。
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从1952年一直待到他病逝的1977年，是复旦大学第二位任期最长的校长。
1952年，复旦大学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结成友好大学。因该大学是以城市名字命名的，有人建议要把复旦大学改为上海大学。改还是不改，一时间校园内外议论纷纷。陈望道经过深思熟虑，在一次校会上动情地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华大学已经没有了，我看复旦还是留着吧。”他还积极争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柯庆施最终一锤定音：“复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
虽是资深党员，又在学术上名望远播，但陈望道处事始终非常低调。
陈望道与鲁迅是关系密切的好友，共同主编过进步刊物《太白杂志》。在鲁迅逝世后，很多人邀请陈望道写纪念文章，都被推辞。
陈望道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叫陈方磊，陈方磊劝过老师很多次，希望他能给后代留下些真实的文字，最后陈望道才同意提笔。陈方磊说：“望老不是在写回忆文章，简直是在考证历史！”为了写一篇《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陈方磊在老师的要求下查了几乎所有的《太白杂志》，以确保一字不差。不仅如此，陈望道还曾在年轻时学过8年的武当拳，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常常靠着纵身一跃的本事甩掉特务的跟踪。
但这些，陈望道从不向人提起。
1965年，复旦大学为庆祝建校60周年，要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预算要两万余元，学校却只有一万元的投入，为此陈望道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也因为这，1991年陈望道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以为纪念。
复旦地处上海城郊结合部，过去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差，复旦职工子女读书、升学、就业也多有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为此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的实际困难，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对于有近二万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觉得十分为难，但父亲还是不断反映。直至父亲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华东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陈望道就是这样一位即便是弥留之际，仍然心系师生、心系人民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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