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江西余江人，出生于福建永安，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和出版家。
邹韬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去世，终年48岁。[1]
中文名邹韬奋
职业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895年11月5日(乙未年)
出生地福建永安
主要成就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代表作品全民抗战、萍踪寄语
别名邹恩润
民族汉族
逝世日期1944年7月24日
毕业院校圣约翰大学
祖籍江西余江县潢溪乡渡口村
人物生平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久而久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2]
爱国救亡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不久被迫流亡海外。[2]
1935年8月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期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
宣传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全民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离渝赴港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与世长辞
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
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与世长辞，享年48岁。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3]
个人成就
他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和著名的三联书店，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久而久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主要著作收入《韬奋文集》。
政治作为
邹韬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曾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他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还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民国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变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病逝后两个月遗愿终于实现。[1]
韬奋精神
出版、读书界中人说，韬奋一生办刊物、办报纸、办书店，他提倡和身体力行的主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那种报务精神便是韬奋精神。新闻界人士认为，韬奋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精神就是韬奋精神。政论家认为，韬奋之所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是他在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本妥协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在抗战以后，他所办的刊物和书店，一直高举着抗日的大旗，他的爱国思想正是韬奋精神。同时，他从事的事业遭受着无数次的挫折，他依然百折不挠，始终坚守着他的信念，反动派将他办的刊物一个个封闭，他一个个重新建立，又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全数封国民党迫害而被迫流亡，但他一直到停止呼吸时仍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种为真理而战斗不屈的精神，同样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汲取的韬奋精神。主要作品
| 著作书目 | ||
|---|---|---|
| 出版年份 | 作品 | 出版社 |
| 1931—1933 | 小言论（1—3集） | 生活 |
| 1933 | 韬奋漫笔（散文） | 生活 |
| 1934—1945 | 萍踪寄语（1—3，散文） | 生活 |
| 1936 | 小言论选集（时事评论） | 生活 |
| 1936 | 萍踪寄语选集（散文） | 生活 |
| 1936 | 大众集（评论） | 生活 |
| 1936 | 坦白集（散文） | 生活 |
| 1936 | 漫笔（散文） | 生活 |
| 1937 | 展望（评论） | 生活 |
| 1937 | 经历（回忆录） | 生活 |
| 1937 | 韬奋言论集（杂文） | 生活 |
| 1938 | 激变（评论） | 生活 |
| 1938 | 再厉集（散文） | 生活 |
| 1939 | 韬奋时事论文集 | 中流书店 |
| 1940 | 萍踪忆语（散文） | 韬奋出版社 |
| 1940 | 宪政运动论文集 | 生活 |
| 1941 | 抗战以来（散文） | 韬奋出版社 |
| 1945 |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理论） | 韬奋出版社 |
| 1946 | 患难余生记（散文） | 韬奋出版社 |
| 1946 | 对反民主的抗争（散文） | 韬奋出版社 |
| 1948 | 韬奋文录 | 韬奋出版社 |
| 1955 | 韬奋文集（1—3集） | 文联 |
| 翻译书目 | ||
|---|---|---|
| 出版年份 | 作品名称 | 出版社 |
| 1933 | 革命文豪高尔基 | 上海生活 |
| 1934 | 高尔基苏联美·亚历山大康恩著 | 韬奋出版社 |
| 1937 | 读书偶译 | 韬奋出版社 |
| 1946 | 苏联的民主英国斯隆著 | 生活书店 |
| 不详 | 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 | 不详 |
人物评价
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中共领袖毛泽东：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4年11月15日题词）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伤。（挽邹韬奋联）
时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爱国志士，民主先锋。（挽邹韬奋联）
著名学者郭沫若：“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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