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韵是一种传统鼓舞。“鼓”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更由于时代不同、地域不用途同、部族和民族不同、用场不同，在鼓的制作材料和形制上，出现了许多不同鼓形与名称。诸如土鼓、木腔鼓、牛皮鼓、蟒皮鼓、羊皮鼓、牛皮鼓、铜鼓、竹鼓、骨鼓等等，都属于制鼓原料之别。属于形制和不同的，如骑鼓、悬鼓、拍鼓、腰鼓、齐鼓……等等，都属汉唐以前的鼓，宋、元、明、清，鼓又因用途不同，有很大的演变与创新。今天少数民族中的鼓群，那真是千姿百态、不胜枚举了。因此，也可以说鼓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有着广阔而又深层的不解之缘。
中文名鼓韵
用处图腾崇拜、巫绛神
别名鼓墩”、“绣墩
作品《十棒鼓》、《弥衡击鼓骂曹》
鼓在中国
神州大地，古往今来，“鼓”的用处确是很宽泛的：图腾崇拜、巫绛神，自然以鼓为舞；庙堂祭祀、宫廷庆典，都离不开鼓人掌教。僬楼击鼓，更夫以鼓报更；军旅作战，鼙鼓鼓舞士气。旧官衙大堂悬鼓，击堂鼓可以鸣冤；释、道教僧道道场，铙鼓伴作法事千里无云祈雨天；万家灯火元宵夜，鼓声都是少不了的。
甚至鼓可以编入戏曲故事或作装饰艺术：《十棒鼓》、《弥衡击鼓骂曹》、《梁红玉擂鼓战金山》，都属于鼓的表演。庙堂、豪门府第门前的石雕，常常雕一对石狮子踏鼓作为镇宅物；厅堂园林单人座墩做成鼓形，名之曰“鼓墩”、“绣墩”。先秦的《石鼓文》，也是刻在十块鼓形石头上的，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至于佩饰和玩物上的鼓形，那就更广泛了。
产生
人类对于鼓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原始先民渔猎生活有了剥皮的能力；二是必须具有制陶工艺。至于制革，它和猎获物剥皮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在中国古代先产生陶鼓和鼍鼓。远古先民为什么要制鼓？也就是初始制鼓的目的？我认为和制陶一样，可能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偶然发现。制陶产生于先民们控制了取火技术之后，泥封烧烤肉食的外壳，大火成陶，鼓也可能是陶器晾晒兽皮敲击发声的启示。至于鼓的使用，初始可能用于围猎驱兽。灵魂观念的产生，先民们对于种种不可解的自然现象的畏惧心理，鼓可以起到壮胆和酬神、辟邪作用。巫文化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巫的以舞降神、图腾崇拜，形成了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把鼓列入祭祀礼乐器，具备这样的条件，大约要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据一些考古专家分析，鼓的产生，大约在公元28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早期。但是，这样原始的鼓，考古尚未发现。
从文献记载看，鼓的产生，首推黄帝取“燮皮”冒鼓的古老传说。《庄子·春秋》“释文”说：“燮，求龟反，一足兽也。李（颐）注云：黄帝在位，诸侯于东海流山得奇兽，其状如牛，苍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风雨、目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名曰燮。黄帝杀之，取皮以冒鼓，声闻五百里”。剥开玄虚的描述，这里说明燮是兽，且近似牛却无角。能在东海流山出入水中，又可能是一种两栖动物。所以又名“燮龙”。其实它就是鼍、鼍龙、猪婆龙。即扬子鳄。鳄鱼的习性，每当大雨来前，都要吼叫，其吼声如雷，所以才有“出入水即风雨”的传说。夔皮，鼍皮即鳄鱼皮无疑。夔又是尧舜时的乐官名，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说明鼓的发明创造，冒鼍鼓技能的掌握，演奏鼓乐的专业，当为夔图腾部族人。
1978—1980年间的考古发掘，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古墓发现了土鼓、木腔鼍鼓、特磬和铃等礼乐器。鼍鼓鼓腔用树干挖空制成，口小底大，上蒙鳄鱼皮，鼓腔外壁粉红或褚红底色，尚留残白、黄、黑、宝石兰等云纹、几何纹图痕迹，鼍鼓皮虽已腐朽，尚留鳄鱼骨板数枚，为中国文献记载的鼍鼓无疑。土鼓造型奇特，初定名为“异形器”，因为它和鼍鼓等礼乐器都在大型墓中成对地出土，后经鉴定为“土鼓”，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土鼓看来不象鼓，先民们在产鼓之初，尚无鼓的形制与概念，只不过为了敲响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原始土鼓。尚不知蒙皮前的土鼓。与此同期挖掘，在南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以陶为腔的土鼓。由于鼓皮已腐朽，初发现时定名为“器座”，后鉴定为“陶鼓”。山西陶寺龙山文化，经放射性炭素测定，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略早与夏代中晚期，因此，鼍鼓、土鼓至少为夏代中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之久。湖北的陶鼓，可能稍晚一点。
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的《删订泉屋清赏》一书著录了河南安阳铜鼓，近年湖北省崇阳铜鼓，都是商代遗物。从这两面铜鼓的造型与文饰可以看出，它们的鼓面都摹仿鼍皮，鼓腔边沿都摹仿木腔皮鼓钉钉的装饰。联系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墓中出土木腔蟒皮一面的造型，鼓身虽然腐朽，从残留下来的痕迹，仍可与上述两面铜鼓相应证，说明殷商早期或中期，木腔鼍鼓的形制，已完善了中国鼓的造型。两铜鼓下面都有足。《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窿、伊鏖氏之乐也。”“夏后氏之鼓（有）足。”它们和文献对照，说中国“鼓”的产生，至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是可靠的。羯
周王朝礼制中的鼓
鼓，实际是商王朝才完善起来的。商人多事鬼神，祭祀大量用鼓。甲骨文中的“鼓”字，据杨荫浏认为是鼓的正面形象，其上面的“十”，表示鼓上面的装饰，中间的“日”，表示鼓的本身，下面的“ 山”，表示下面的足。甲骨文中另有“鼓”字，其中左半部是鼓的形象，右半部表示一手执槌击鼓的形状。卜辞中的“荑”字，可能就是“鼙”字即拨浪鼓的象形字。（上兆下鼓）鼓的历史是很久的。鼓在殷商时期很广泛应用，尤其是军旅和宫廷、郊庙祀典的用鼓，已积累了许多不同用场的鼓型，进入周王朝，鼓便纳入了儒家的礼制规范。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便成了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社会教育手段。周王朝没有音乐教育机构，称“（上鼓下目）宗”，让盲人从业于音乐。《国语·周语上》“（上鼓下目）献曲，史献书，”韦昭注：“无目曰（上鼓下目）。（上鼓下目），乐师。-----师，小师也。”也就是说，只有挑选出来的高级盲人乐师才能称“（上鼓下目）”。《书·胤征》：“（上鼓下目）奏鼓”。说明（上鼓下目）字产生于盲人击鼓。周代的乐宫等级层次很多，即便到了可以称“（上鼓下目）”的高级乐师，也还有上（上鼓下目）、下（上鼓下目）之差别。有一种“鼓人”称呼的乐官，属于大司乐属下“土”一级乐师，但他是专门掌教鼓的。《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声。”六鼓，指（上十下鼓）鼓、雷鼓、路鼓、灵鼓、晋鼓、鼗鼓。四金，铖、镯、铙、铎。周代军事上用鼓也有礼制规定，《周礼·夏官·大司马》：“军中以鼙令鼓。” 鼙亦作（革啤），《说文·鼓部》：“鼙，骑鼓也。”段注：“大司马云：师帅执”、“提”（鼓），旅帅执 鼙（鼓），大郑曰；提为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马鬃上者，又名骑鼓。“（上十下鼓）鼓，古代大鼓名，〈说文〉：大鼓为（上十下鼓）与鼙（小鼓）。另有一种綦鼓《周礼·地官·鼓人》：“凡军旅夜鼓綦，”孙治让正义，“谓击鼓行夜戒守也。”这种礼制规定是很多的，从《周礼·春官·大师》、《周礼·夏官·小师》、《周礼·夏官·宗伯》、《周礼·夏官·大司马》、《礼记·明堂位》、《记礼·夏官·郊特牲》、《国语·周语》、《诗经·周颂·有募》、《礼仪·大射》、《礼记·礼器》等历史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对鼓的礼乐规范。甚至乐队演奏时的位置，也有严格规定，如大射仪的乐队排列：堂上贵族席位前只列歌唱和弹琵乐工，堂下两阶之间排列两座建鼓和应鼓，并夹有管乐位置，台阶西侧列鼗鼓，右前方另列建鼓、朔鼓和四组钟磬类击乐，左侧为锺与笙钟，笙磬三组乐器。这也是由礼制规定好了的。也是合乎贵族欣赏要求的排列方法。
这种礼乐教化观念，在种种祭坛上几乎延续了三千年，越到后来，只能成为一种象征礼仪性的东西，比如过去修建庙宇，总要修一对钟鼓楼，就是这样。鼓，确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乐器，一天也没有离开民间，所以，从来也没有停止它的丰富和发展。
鼓类第一次大汇合
汉魏兴起的细腰鼓类，如杖鼓、拍鼓、横鼓等，至唐、五代、两宋，依然盛行不衰。宋代陈鸯《乐书》说：“杖鼓、腰鼓、汉魏用之，大者以瓦（即陶框），小者以木类，皆广首纤腹。宋萧思话所谓细腰者是也。-------后世谓之杖鼓、拍鼓、亦谓之魏鼓。”它实际来源于少数民族。
唐王朝对于中国各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在文化方面是非常开放的。各地少数民族鼓类随歌舞乐走向长安，形成了盛唐文化，也开创了中国鼓类大汇合的有利条件。清、唐九部乐、十部乐中，只鼓类就占了十五种之多，而且大都是新鼓种。如传统的清乐奏节鼓；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都奏细腰鼓；天竺乐奏铜鼓；西凉、高丽乐还奏齐鼓、儋鼓；龟兹、天竺、桴南乐加奏都昙鼓、毛瘗鼓；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又奏羯鼓。这些鼓类各有自己的新颖形制和配乐特点，如鸡娄鼓，《旧唐书·音乐志》载；鼓框近于球型，常与鼗鼓一人并用。答腊鼓，是在一个很短的圆形鼓框上两面蒙皮，用绳穿孔交扎。演奏时用左手掌托鼓，右手指摩擦或弹击鼓面发声，故又名揩鼓。都昙鼓，实为小型细腰鼓，以槌敲击。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俯哜，故名。云岗石窟北魏石雕中可见其形状。风行一时的羯鼓，亦如漆桶，鼓腔以山桑木制作，下置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故又名两杖鼓。唐南卓《羯鼓录》中说它的特点，其声焦杀鸣烈，名曰“汉震”，鼓腔瓷制，演奏时以手拍击。唐玄宗李隆基擅长羯鼓、开俯宋憬兼擅两鼓。《羯鼓录》记述了许多有关演奏羯鼓的趣闻，并记载了羯鼓鼓曲如《耀日光》、《秋风高》、《苏合香》等曲目一百三十一曲。
盛唐文化的开放政策和兼收并蓄能力，使各民族的鼓类与击鼓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加上中原民间的鼓类与传统鼓类，形成了中国鼓类的第一次大汇合。
铜鼓艺术
铜鼓是中国独特的鼓类。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0年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铜鼓普查统计，各地文物博物馆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收藏的铜鼓，达一千四百六十多面。分散在苗、瑶、壮、布依、土家、水、黎、佤、彝等少数民族群众手中的铜鼓，至少有八百余面。东南亚地区也有这类铜鼓的发现，还有流传至国外的，尤其至今埋在地下的，也不在少数。
铜鼓，中国南北都有。如河南安阳商代铜鼓，湖北崇阳商代铜鼓和渤海铜鼓、沈阳铜鼓，均属北方型铜鼓。这类铜鼓是少数。铜鼓的大量制作和保存，主要在南方，而且南方铜鼓的造型与北方铜鼓显然不同。它受滇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
铜鼓起源于革鼓的演变，《峤南琐记》中说：“粤地濒海铙湿，革鼓多睥缓不鸣，故铸铜为鼓。”也有起源于战鼓说的；运兵南方，遇到雨季，鼓面易损坏。这两种起源说是统一的。南方民间，很早就有一种铜鼓首创于东汉马援或三国时诸葛亮的说法，但这种传说与考古发现时间不合。安阳铜鼓、崇阳铜鼓都是商代遗物，以上两鼓造型证明铜鼓起源于革鼓的成熟期，时间起源于商代是可信的。此外，铜鼓还可能起源于军旅炊具，如“缸”，在古代一方面是用于盛饮料的陶器用具，另一方面也用于作击乐器；另外，“刁斗”，既是古代军旅炊具，又是军乐击乐器。我却认为锅不是产生铜鼓的主要依据。南方铜鼓与北方铜鼓不同，也只有一些南方铜鼓才可能翻过来当锅用。
南方铜鼓的历史也很久，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著名的铜、锡产地，考古材料证明云南中部地区青铜铸造业发生很早。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初期遗址的出土物说明，至少在距今三千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有了铜矿开采业，并已使用铜器了。滇池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铜作为统治阶级的礼乐器，统治权威象征，为铜鼓制造和使用，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据发掘的大量铜鼓证明：商晚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以至战国晚期、西汉中、晚期、东汉初期、唐、宋、南宋至清末，历代都有铜鼓的铸造。它是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统治者作为权利与财产的象征，也是祭祀、宴享、传信及伴奏铜鼓舞的主要乐器，又是古代赏赐、进贡的重要礼器。至今仍有吉日良辰跳铜鼓舞的风俗。
伴鼓击乐的演变
古老的锣鼓艺术恢复了生机，人们往往误以为锣或铙钹就是伴乐的传统打击乐器。其实最初伴鼓的击乐并不是锣或铙钹。原始时代的“击石拊石”，既用石头的敲击，可能产生于“鼓”之前。因为寻求原始音乐节奏的表现手段，并非以鼓为始，《尚书·益谡》中的“嘎击鸣球”，石球是原始时代的狩猎工具，鸣球，可能是一种石质可以敲出声音的石球。即原始击乐。由于先民们的辩音能力逐步提高，于是在击石拊石的基础上产生了“石磬”，两三个不同音高的石磬编排吊起来敲击，称作“离磬”。这些，都可能是第一代伴鼓击乐，还有“缸”，即陶器，也属第一代伴鼓击乐范围。可统称作原始击乐。按《庄子·秋水》记载，黄帝时已用鳄鱼皮制成了鼍鼓。《吕氏春秋·古乐》中也说帝尧命质（高诱注：质当作燮）为乐，“乃以糜骼置缸而鼓之。”说明尧时已用鹿皮陶鼓《尚书·舜典》帝（舜）曰：“燮，命如典乐。” 燮是他的乐宫，于是燮曰“淤（啊），子击石拊石。”即让他的乐工敲击鸣球或石磬伴鼓奏乐。说明到了墼舜一代尚无铜制击乐。这和考古发掘是一致的。
到了夏代，山西的夏墟考古，从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了称之为“铃”的铜质铸造器，同时也有了土鼓和木腔鼍歌出土。这种“铃”是否为当时古代伴奏乐，虽不敢定，起码了解夏代已有了铸铜业。进入商代，钟与铙即成了伴鼓的击乐。钟在当时的形制与奏法，尚无定制，有挂着敲的、放置在木架上敲的、或握在手中敲的。这时的铙，也与铙不同。其形制与钟相近。《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实际是钟的演变。它们可做为第二代伴鼓击乐。
春秋晚期，还出现了一种称作“淳于”的伴鼓击乐。《周礼·地官·鼓人》：“以金淳和鼓”。郑玄注：“淳，淳于也，圆如锥头，大上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它主要作军旅中号令士卒用，也用于庙堂。在军旅中的铜制伴鼓击乐还有“镯”、“钲”和“刁斗”。镯，非民俗手镯。《说文》：“军法司马执镯”。段注：“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鼓节”。“钲”，又名“丁宁”。形如小钟，可执秉敲击，行军鸣之。“刁斗”，古代军中炊具，铜质、斗型有秉，白天用来烧饭，夜间半鼓击以循更。“铎”，形如铙、钲而有舌，是大铃的一种。这种古代伴鼓乐器，盛行于春秋至汉代。其器铜舌为金铎，木舌为木铎。汉代铎舞以铎为导具。这些都可作为第三代伴鼓击乐。
铜锣，据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古墓发现原始铜锣，经鉴定，约产生于西汉初期。这是发现最早的铜锣实物。文献记载，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后魏。那时称“沙锣”。陈阳《乐书》：“后魏自宣武以后，始好裔音。泊于迁都-----打沙锣。” 裔音，即边远少数民族音乐。与考古发掘印证，铜沙锣应出于南方少数民族，实为铜鼓伴生乐器。至于“铙钹”，又称铜盘或镲。南北朝时期，伴随天竺乐传入中原。关于“天竺乐”，人们通常认为既“印度音乐”。而《文献统考。又云：“大铜鼓---出自南蛮，天竺之国也”、“小铜鼓----唐乐图传天竺部用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给我以很大启示。他说：“事实上，古籍所谓出铜的南蛮天竺国，实际就是指中国云南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因为毗邻古印度，曾经手起源与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往往被不曾身践其地的人混为一谈。《云南备征》一书既说，大理即古时天竺妙香国。“再看隋、唐〈九、十部乐〉中的天竺乐，即用铜钹，同时又独用铜鼓和羯鼓、都昙鼓、毛员鼓合奏。而印度从未出过铜鼓，因此，笔者认为天竺乐即云南大理原古妙香国乐，铙钹亦出自我国云南，伴随天竺乐进入中原。
鼓与鼓吹乐的盛行
鼓吹乐盛行于汉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远在原始时代，作为第一种吹奏乐的出现便是“损”或称“陶损“，它以陶土烧制。如山西万泉县荆村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三个陶损，分别为一吹孔、二孔、三孔三种，是发现最早的吹奏乐了。传说伊奢氏时有一种用芦苇编排成的吹奏乐”苇鼋”。相传为吹奏夏禹时代的乐舞《大夏》的乐器，可能是排萧的前身。进入商代，吹奏乐有了苓、管、篪、笙、排萧、大箫、和笙数种，形成了中国鼓吹乐的基础或前身。
进入汉代，盛极一时的鼓吹乐兴起。它和一位叫班壹的人很有关系，也和山西地望有关：班壹生于秦末，他为逃避兵乱，跑到娄烦，在接近北方少数民族的边沿地区定居下来，靠经营畜牧业成了富人。汉初，他的游猎队伍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往来游猎，开始用了“鼓吹”。引起北方人民的重视，并竞相效尤，传入宫廷。
汉代的鼓吹乐即以鼓为主导的击乐和排箫、横笛、笳、角等吹奏乐的组合，并有声乐歌唱。在鼓吹乐发展了一个时期之后，遂按照演奏场合与乐器组合的变化，又分为“鼓吹”和“骑吹”两种。骑吹又称横吹。鼓吹以鼓和排箫、笳为主，为仪仗队演奏；横吹以鼓和角为主，做军乐马上演奏。此后鼓吹乐又分为四种定制：一为黄门鼓吹、列于宫廷，供皇帝宴乐群臣时用之；二为骑吹，皇帝出巡时奏于道路；三为横吹，军中马上所奏；四为短笛铙歌、军队凯旋时奏于社庙。当时鼓吹被认为是很隆重的鼓乐类音乐，万人将军方可备置。
鼓吹乐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主要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当然也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曲调。横吹的兴起，则由汉武帝时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改写的，因此，起初鼓吹与横吹各有自己的乐曲，互不相同。越到后来，两者互相吸收，又逐渐统称为鼓吹乐。
鼓吹乐在北方相继盛行，引起了北魏鲜俾族统治阶级的重视。拓跋圭皇始三年（公元398年），他们开始提倡鲜俾族民歌，叫宫女们经常歌唱，它和鼓吹乐相结合，便形成所谓《真人代歌》或《北歌》。由于鼓吹乐进一步得到北歌一类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滋养，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鼓吹乐又有新的发展。其中以居住在山西北部和内蒙自治区中南部的鲜俾族贡献最大。
因为“北歌”在北方广为流行之后，得到了南方的注意。第六世纪初，梁朝的横吹曲中，已有不少北歌在内，第六世纪末，南方的陈朝的陈后主（583-589）在位，曾专门派遣宫女学习北方的箫鼓（鼓吹的又一名称），称之为“代北”。在宴会娱乐时演奏。从此以后，北歌就普遍加入了北方和南方的鼓吹乐。
魏晋以后，鼓吹乐在牙门督将五校均得用之。实际在北方边远地区，已用到了民间丧葬等礼仪。经唐、宋进入元、明，鼓吹乐逐渐为民间迎神赛社、士蔗吉凶之礼，亦已广泛应用。但在历史长河中，鼓吹乐的吹奏乐器随着文化生活的历史选择，已有很大的变化。唢呐、海笛、口哨、笙、笛鼓，向来号称南绛北代为上乘。南绛，即晋南绛州鼓乐，北代，即晋北代州鼓乐，他们都有当年“北歌”、“代北” 鼓吹乐的优良传统。也当在振兴之列。
中国鼓的当代风姿
鼓，这个概念，历史固然很悠久，作为具体形象的鼓，却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也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新陈代谢与改进、发展中。古代的一些鼓类已不多见了。如（上十下鼓）鼓、应鼓、鼍鼓之类，甚至连鼓名也得拴释。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建鼓，也只能在画像石、画像砖上才能看到。宋代山西泽州人孔三传创造了诸宫调说唱，民间又有了宋杂剧，才有了杂剧鼓。同一时期在乐舞、队戏中除继续用仗鼓外，又增添了“托鼓”。盲艺人负鼓作场，称为“说鼓书”，因之又出现了“书鼓”。进入元、明，唱道情的风行一时，才又出现了“简板”和“渔鼓”。由于中国戏曲的形成，又产生了“板鼓”、“戏曲堂鼓”、“战鼓”。十番鼓和昆曲清唱，产生了“点鼓”。明代产生的“八角鼓”盛行于清代，象征八旗团结，早期用于满族八角鼓戏，或八角鼓书。则用于单弦伴奏和山西武乡、襄垣的八角鼓书。
太平鼓象把团扇，故名扇鼓。是汉代镔扇舞所用鼙鼓的继承，实际也是古代社祭巫枧用灵鼓的遗风。《周礼、大司乐》：“灵鼓灵鼗”。司农注：“四面”。近代盛行于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和东北地区。因为它单面蒙皮，东北称作单鼓，河北、山西称扇鼓，陕西称羊鼙鼓，内蒙趁环鼓，甘肃称摈鼓甩辫子，安徽称端鼓或喜鼓。在旧社会，也用于巫枧跑神。所谓“瑞公”的瑞即瑞公，是巫师的别称。后来发展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人们常把宋代的太平鼓“打断”看作扇鼓的历史记载，那是一种误解。那时的太平鼓“打断”并非扇鼓，流传在山西上党地区迎神赛社中的“打太平鼓”，那只是祀神礼仪中取其吉利的鼓笛套子。并非善鼓。
朝鲜族的长鼓，又名仗鼓，朝鲜族语称“卜”。流行于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自治州。它源于古代细腰鼓，历史悠久，敦煌北魏壁画、云岗北魏石雕、都有类似的击鼓舞乐图。长鼓还流行于广西、广东一带的瑶族地区，造型与朝鲜族的“卜”略有差别，也用于长鼓舞。瑶族的长鼓舞分为文、武两种，文长鼓舞缓慢柔和，武长鼓舞粗犷有力。有的还用唢呐、小锣伴奏。属于细腰鼓类的还有福建的“狼涨”又名“狼鼓”，是“福州十番”和闽剧的拌奏用鼓。壮族的蜂鼓又名横鼓，也属细腰鼓类。鼓腔陶制，流行于广西壮族地区，相传为纪念九位壮族英雄而创造的。伴奏蜂鼓舞。
朝鲜族另有一种小鼓，名曰“草高”，用于农乐舞。还有一种奇特的“瓢鼓”，即用铜盆盛水，把舀水用的半个葫芦瓢扣盖水面，用铜匙敲击瓢外底部发出“蓬蓬”声，伴奏朝鲜族舞。
铜鼓至今还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苗、壮、彝、瑶、佤、布衣、土家、水、黎等少数民族中盛行。除祭祀、庆典外，主要用于伴奏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歌舞。在节日或丰收时节表演。贵州黄平县苗族，用铜鼓伴奏“踩鼓舞”；广西东兰与河池地区的瑶族，以高低两面铜鼓与一面皮鼓合奏“铜鼓乐”；广西东兰壮族山寨，以四面形制高低不同、音色各异的铜鼓交错演奏；云南佤族跳象脚鼓舞时，用铜鼓、象脚鼓、大小硭锣、铙钹合奏；贵州苗族用铜鼓、笙伴奏歌舞。
腰鼓，古今制型不同。古代腰鼓，据陈阳《乐书》：“大者以瓦、小者以木，皆广首纤腹。”即细腰鼓。今之腰鼓，即陕北安塞型腰鼓。实古代鼙鼓之流变。流行于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和东北地区。但各地的大小与称谓不一。陕西称腰鼓或花鼓，山西、山东和江、浙一带称花鼓，安徽称凤阳花鼓。曾被昆曲、梆子、秧歌戏吸收为小戏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曾被革命文艺队伍吸收，变作庆典中的腰鼓。
手鼓也是中国鼓的一个大类别，各地、各民族称谓不同，制法也稍有差别。“铃鼓”是维吾尔、乌孜别朝鲜等族的手鼓，流行于新疆和吉林延边等地。维吾尔语称“纳格曼达卜”或简称“达卜”，朝鲜语称“平高”。鼓身扁平圆形或八角型，单面蒙羊皮或驴皮，框周围嵌有若干铜或铁制小铜钹，故名。直径20-50厘米不等。历史悠久，四至六世纪敦煌北魏壁画中早已出现。“抓鼓”也属手鼓类，是东北赫哲、达斡尔、鄂伦春、满族等族的手鼓，鄂伦春语称“温痛”或“神鼓”。流行于黑龙江、辽宁等上述各民族居住地。鼓身扁平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不一。以桦木为鼓框，单面蒙鹿皮或旰皮，鼓背以交叉十字形或米字形的皮条绷紧，下置彩穗，演奏时左手握皮条执鼓，右手持木槌敲击。用于巫祝迷信活动或萨满歌舞。羌族的手鼓，羌语称“日木”。流行于四川茂纹羌族自治县和松潘县羌族自治地区。木制鼓框，单面蒙羊皮。鼓身面径38厘米，厚11厘米。它的特点是框后置一弓形横木梁为把左手持鼓，右手执藤条杆或云杉木槌敲击，旧时用于瑞公祭祀活动。藏族的手鼓名“那额”。汉语又名神鼓。鼓框用铁条制成环状，单面蒙皮，鼓面彩绘，框外多饰彩色绒球，木制鼓柄，用弓型鼓槌击奏。多用于热巴舞。
木鼓，佤语称“克拉“。流行于云南仓源和西盟佤族地区。鼓型特殊，一般选用木质坚硬、纹理细蜜的红椿、花涛木或红毛树挖制而成。鼓身开有中间窄、两头宽的音槽和方型音窗，鼓身长大，横截面直径50-70厘米。重可达一千至一千五百公斤，常由四人各持双木槌敲击，声音宏大，可传数里，旧时用于宗教活动，欢迎狩猎回来、报警或其他信号。佤族人民视为神圣、尊贵的象征。是中国最大、最重、最特殊的鼓。
其他如“奘醪”是广西壮族的大鼓。“光兵”、“光养”是云南傣族的横鼓。“戈日横横格勒克”是蒙古族的牛皮鼓。“边鼓”是广西武鸣、巴马地道公跳神用的神鼓。“丹不勒儿”是藏族、蒙古族喇嘛庙的鼓。“纳格拉”是维吾尔的铁鼓。“尖沤”又名竹鼓，是云南佤族的鼓，与四川清音的怀鼓类似，都接近于道情“渔鼓”。“侗鼓”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交界侗族地区的鼓。“象脚鼓” 流行于云南景颇族、傣族地区，因形似象脚而得名。“黄泥鼓” 流行于广西、广东、湖南瑶族地区┄┄等等。这些鼓不只是鼓名不同，形制也各异。
各地鼓类，或清锣鼓合奏，或为吹鼓乐领奏，或为戏曲指挥。如西安鼓乐、山西锣鼓、山东鼓乐、辽南鼓吹、浙东锣鼓、江苏十番鼓、湖南十样景锣鼓，福建十番鼓，宜春三星鼓、潮州大锣鼓和各地社火鼓等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鼓，大都是伴舞的。如铜鼓舞、象脚鼓舞、蜂鼓舞、腰鼓舞、长鼓舞、热巴舞、扇鼓舞、铃鼓舞、锅庄舞、萨满歌舞、环鼓舞、边鼓舞、竹鼓舞、横鼓舞、黄泥鼓舞等等。
展翅奋飞中的三晋锣鼓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时约定俗成的称谓，其实这只是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前的一段历史概念，也包括地望因素。这是历史上晋文化的末期。晋文化的发端也不是姬叔封唐。从考古发掘研究看，晋文化“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考古学文化。”“晋字的古文┄┄从丌从日，是古代箭和盾组合的会意字。其原始意义，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居住在这里的氏族部落的一种狩猎经济生活的反映。”“由晋国分封的历史和晋字的古文”分析，晋文化当渊于“晋南这个地区原始土著氏族部落的文化因素。”从时间上说，考古界认为晋文化源头为新石器时代史前期，其遗存当以晋南陶寺龙山文化为起点。前文已经说过，这时期已才出现了铜器。并发现了土鼓、木腔鼍鼓、特磬和玲等礼乐器。这便是早期晋文化，它属青铜器时代的夏商阶段。也就是三晋这片地区鼓史的开端。由于同时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一氏族部落又可能属于龙图腾系部族，它和出现鼍鼓是一致的。
中期晋文化即属于西周封国的晋国时期，他自然要受周文化的影响。这里不赘。另一特点即三晋地处中原北翼，北连广漠草原游牧区，由于连年战争，三晋文化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区。太原热电厂古墓葬的发现，考古界认为墓主人属于受夏文化和草原文化影响的部落氏族，说明从晋文化发端，就带有这一特点。即在礼乐器考古发掘，历代既可出现钟、磬、萧、鼓，又可出现吹角、胡笳、鼙鼓、羯鼓。汉代北方鼓吹乐的产生，就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体。鼓吹乐在山西、内蒙南部，也向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代北萧鼓，即其代表。后来三晋的代州鼓乐、绛州鼓乐、上党鼓乐、晋阳鼓乐，都属汉魏鼓吹乐在三晋民间的延续。
唐明皇李隆基最喜爱羯鼓，可能也是从山西传去的。《通典、乐革》：“羯鼓以出羯中，鼓号羯鼓。” 羯，古族名，原于小月支，曾附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与汉人杂处，被称为“羯胡”。晋时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即羯人。所谓“羯鼓出羯中”即出此羯族的鼓。李隆基即位前上党潞州别驾，对上党地区的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酷爱备至，即位后把这里的法曲与羯鼓艺人移入盛唐宫廷，是合乎道理的。一说羯鼓南北朝时从西域传入，可能由于羯人信奉了祆教之故。信奉胡天的祆教，确实从伊朗传入我国，但胡羯属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小月支”是可靠的。羯鼓非外国传入。
朔州市的“喜乐”是汉代扇鼓舞在民间巫师的延续。即人们通常说的扇鼓或太平鼓的一种，它原来就是由降神、还愿、安神、谢土的神汉们的专业，属于傩文化，具有原始宗教性质。我还认为它与周代社祭中的灵鼓有关。他们的击鼓艺术，在我看到所有的扇鼓艺术中，说他们是第一流的，一点也不过分。他们拥有难度很大的击鼓技巧，需要几个月的艰苦磨练才能学到。
迓鼓流行于昔阳、和顺、平定、阳泉、盂县。称迓鼓队。是接官、庆典、迎神赛社中少不了的鼓乐仪仗队。其中又分文迓鼓、武迓鼓两类。上党地区壶关县一带还有一种“大迓鼓”，它有一件伴鼓击乐名曰“扎子”，即宋元时期的大拍板原有形制。元代已有曲牌《村里迓鼓》、《迓鼓令》，说明迓鼓历史也是很久的。
襄汾令伯村的“转身鼓”，是独具一格的干鼓表演。即不用锣、镲等任何铜器伴奏。通常四、六、八面鼓摆成一个圆圈，圈里外两人对击一鼓，由于击奏鼓心、边、腔、铆钉和鼓楗相击，演员边击鼓，边里外圈分别顺、逆时针转换位置，能打出“通几查”、“查通几”、“凤凰双展翅”、“狮子滚绣球“等多套精彩鼓点。
山西有35个县打花鼓，以临汾、运城地区为最。花鼓分为单鼓、多鼓、硬棰、软棰之分。而且鼓形大小，挎鼓的位置与方法也不同。有的扎在胸前，有的挎在腰侧，有的绑在头上、肩上、膝上、脚上，甚至还有叼在嘴上的。矫健活泼、敏捷风趣是花鼓的最大特点。
大同口泉还保留了一种古朴别致的瓦盆鼓。把鼓皮蒙在红陶制的瓦盆口，挎在胸前击奏。其蒙皮方法有两种，一是用绳交岔于盆底蹦紧，一是卷张在鼓边。瓦盆两侧砖眼加铁环，作为挎鼓时栓鼓带处。它保留了远古陶鼓的特点，在三晋现有鼓类中，从鼓史观念看，它可能算作高龄了。
襄汾的“花庆鼓”，表演“五鬼戏判”吉祥戏，它和上党的“五鬼盘叉”，应县的“跑鬼”，寿阳宗艾的“艾社”，曲沃任庄的“扇鼓傩舞”，朔州的“喜乐”和“踢鼓子秧歌”等锣鼓伴舞表演，显示了三晋傩戏、傩文化的另一侧面。诸如各地的车鼓、会鼓、跑鼓、腰鼓、梅花鼓、音锣鼓、穿箱锣鼓、瞪眼家伙、五虎爬山、插花锣鼓等等，作为三晋古老的社火活动，各个村社都有自己的传统锣鼓。
“威风锣鼓”遍及山西临汾地区，尤以汾西、霍县、洪洞、临汾、浮山、襄汾等沿汾河下游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庞大的威风锣鼓队，依自然村大小，少则三、四十人一队，多则上百人。过去的威风锣鼓队多为男性青壮年，青年妇女也积极参加。鼓风威武壮烈，表现了汾河中下游人民强悍性格。威风锣鼓的历史，民间传说始于远古陶唐，为迎送尧王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所创。这是一个美妙的口头文学创造，要把它作为史实，就没有把握了。文献记载，那时可能有鼓，考古发掘，夏以前尚无实物。当时也还没有铸铜工艺，更谈不上“锣”了。但是，这一带也属于晋文化发祥地，祭“后土”和“里社”的组织确是相当久远的。威风锣鼓做为里社社鼓的延续与强化，历史依然是非常悠久的。1989年，汾霍、洪、临、襄五县以三百一十五名威风锣鼓队员，赴京参加了国庆四十周年纪念，在天安门广场大摆炎黄子孙团结奋斗的威风。1990年9月，又以四百一十名庞大的威风锣鼓队，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首场表演。气壮山河，声荡神州的威风锣鼓，打出了中华民族繁荣祖国的冲天豪气。三晋的一系列锣鼓表演，掀起了阵阵锣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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