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兰（1935年-2020年12月26日），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威理斯女子学院，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她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史上第一位华裔副总裁，曾力推帕尔曼、约翰·内尔森、蕾妮·弗莱明等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的访华，同时也帮助推动了谭盾、廖昌永、郎朗等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2020年12月26日，杨雪兰去世，享年85岁。
中文名称杨雪兰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35年
毕业院校威理斯女子学院
外文名称Yang Xuelan
出生地上海
职业企业家
主要成就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人物生平
1955年，杨雪兰从美国名校威理斯女子学院毕业后步入广告界。在美国著名的Grey广告公司，杨雪兰工作了20余年。她的一个创意曾帮助福特汽车将一款无人问津的花斑纹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杨雪兰曾多次获得市场广告宣传杰出成就奖项，并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1983年，47岁的杨雪兰引起美国通用汽车注意。这家从来不挖人的保守企业居然用了六年时间邀请杨雪兰加盟。1989年，已是Grey广告公司执行副总裁的杨雪兰空降通用，担任通用汽车副总裁，成为这家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在杨雪兰11年的通用生涯里，她领导和参与了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轿车和沈阳的“金杯雪佛来”卡车项目。由她全力促成的上海通用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1989年，杨雪兰与贝聿明、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杨雪兰是“百人会”的常务理事和前任主席，并任“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2002年的帕尔曼上海之旅就是她一手促成的。此外，杨雪兰还曾担任贝尔大西洋公司、假日酒店集团、美洲银行和达顿-德逊公司的董事会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名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国，杨雪兰是清华、同济等大学的名誉教授；在美国，她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州菲利浦斯学院的董事。
人生故事
杨雪兰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像父亲一样杰出的外交家。
1937年，刚满两岁的杨雪兰离开了她的出生地上海，跟随当时作为职业外交官的父亲，辗转生活在英国和法国。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其父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后遭日军杀害。
其母严幼韵，是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杨雪兰的继父，是有着“民国第一外交家”美誉的顾维钧，他也是中国驻联合国的第一任代表，严幼韵与他共同生活了25年。
受生父和继父的影响，杨雪兰的心中很早便萌生出当一名外交家的理想，可是，当1955年她从美国著名的威理斯女子学院毕业时，她的梦想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外交家首先要代表一个国家，而她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了。可是在她年过半百，生活却向她开启另一扇门——加盟通用。这使杨雪兰有机会将自己在外交上的天赋，在通用汽车这个世界级的大舞台上展现出来。 有人说，汽车行业是机械制造的行业，是男人的行业。纵观国内外汽车制造大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男子汉的天下，但偏偏就在世界头号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名单上，有一位女性，而且还是中国人，她的名字叫杨雪兰。杨雪兰曾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职位10年，已退休。她在加盟通用之前，是一位资深的市场调查专家，在美国约纽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市场调查工作，在该公司干了整整30年。在这30年里，她熟悉了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炼就了高度灵敏的市场感觉。她认为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企业，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了解市场，尊重市场，按市场的规律办事。任何一个企业，哪怕工规模再大，实力再强，只要自高自大，我行我素，不理市场，不听市场，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无一例外。
在70年代初，福特公司生产了一款名叫Pinto的微型轿车，售价不到三千美元，福特的市场定位是“大人的玩具”。尽管花费不少广告宣传费用，但市场反应冷淡。福特知道有毛病了，他们请教了杨雪兰就职的广告公司。经过调查，杨雪兰发现毛病不是出在汽车上，也不是价格，而是在市场定位上，人们根本不愿意花费三千美元去买一个“大人的玩具”。人们想买的是价格便宜，质量上乘，安全可靠的汽车。结果福特为Pinto重新宣传，重新定位，将其描绘其有很高技术含量，有着福特T型车的优点的微型小车，结果销售了一百多万辆。
80年代初，通用处于低潮，杨雪兰通过与通用一位副总裁的交谈，认为通用主要毛病是自高自大，无视市场，在他们眼里，顾客根本不懂汽车，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什么叫汽车，怎样去生产汽车。基于这种认识，通用没有统一的市场调研机构，各部门各搞各的市场分析，互不通气，各个分厂甚至将同一集团内的其它分厂视为竞争对手，却对真正对手日本汽车商的攻势毫无知觉。当通用高层知道主要病根后，就将各部门领导关在一起直到统一认识为止。
通用“挖墙脚工作”六年，竭力邀请杨雪兰加盟通用。加盟通用后，杨雪兰与另一位同事鲁迪合作，来到上海全面负责开拓中国业务。在中美双方推动下，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了，生产别克轿车。利润达6亿元，被通用认为是全球赢利最大最快的合资公司。
杨雪兰对事物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她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总是按自己的主张去做。”她早年就读大学专修文学，文学是人学，能帮助她更深刻地了解人的感情、心理和欲望。市场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只要了解人才能了解市场。由于有这个基础，她做市场调查工作不是仅仅满足于统计数字和现象，而是深入下去问个为什么，她要了解形成这种市场的原因和规律。人生几十年，杨雪兰凭着智慧和勤奋，走上了男人们的世袭领地，这不能不令人敬仰。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高层领导有的来自财务系统，例如新近上任的新总裁理查德·瓦德纳，有的来自市场调研系统，例如杨雪兰，不一定是汽车专业或机械专业出身者才能担任高职。现代企业与市场运作息息相关，它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和人材，越是规模大的企业所需人材的专业范围越广。从通用多年邀请杨雪兰加盟并委以重任的事例，笔者不禁连想到我们一些大中型汽车企业，连年招聘的大学生全部来自理工专业，是不是太片面理解现代企业的涵义了？例如某大型客车厂，这三年湖北、重庆两地汽车学院一下子就来了二十余人。而毕业于经济类的从未听说过，文科更是不会沾边。全厂上下全副精力抓生产，然而这间企业连年亏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人才的观念与使用是不是一个因素？笔者捕捉报道了通用汽车公司高层的两个事例，仅是做一点启发而已。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文化之旅
外交官不会只在经济上沟通彼此，对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定也是倾尽其力。杨雪兰这个“外交官”也是如此。多年前，在杨雪兰的客厅，一次与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明、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人的聊天，促成了“百人会”的成立。
杨雪兰在文化上的“外交”行动，一直没有停顿。最鲜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她一手策划并促成了香港回归祖国盛典上马友友与谭盾等大师的合作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英两国都将在这个历史特殊的日子里推出精美的节目。1996年初，英国方面邀请大提琴家马友友在回归那天演出。当杨雪兰知道这件事情后，提醒马友友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作为一个华人，你应该与中国合作。”
他们想到了编钟——悠久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杨雪兰给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谭盾打电话，商讨写一首编钟乐曲来庆祝。
不久后，杨雪兰赶飞香港，约见了她的老朋友、香港特首候选人当时还是航运集团董事长的董建华。她提出了艺术设想，董建华相当支持并约来相关负责人范徐丽泰等人一起确定了演出方案。
在杨雪兰等人的安排下，用于演出的5吨重的编钟复制品于回归前抵达香港。
正当艺术家们紧张筹备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英国方面不让艺术家在属于其管辖的时间内，把中国乐器摆上舞台，而需要两天才能搭好的编钟，绝对无法在两国交接程序结束后的那片刻时间内摆放好。于是，中方与英方达成协议：将编钟封存在舞台上，专门砌起一堵墙，直到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之时才打破墙壁，让它们展现。
演出的矛盾解决了，但香港300名儿童组成的合唱团和马友友却不能正常能排练，因为编钟被封起来了。杨雪兰紧急调度，又一套编钟抵达香港，排练才得以正常进行。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演出的大幕拉开，一排5吨重的编钟出现，舞台上阵容强大：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在谭盾的指挥下倾情合作，马友友深情地拉响大提琴，开始了与中国编钟的“对话”。
杨雪兰至今仍感慨地说：“这首交响曲的演奏历史我会永远铭记。”
杨雪兰像个外交官般，一次次成功策划，使得国际顶级的艺术家一次次把他们的智慧带到中国来。这长长的艺术家名单里有：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尔曼、著名指挥大师约翰·内尔森、歌唱家蕾妮·弗莱明……
“外交官”当然也会为国内的有志人士“走出去”创造一切条件。杨雪兰就为不少青年艺术家出国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艺术家里有：舞蹈家黄豆豆、谭元元；歌唱家廖昌永……她将廖昌永引荐给“世界四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促成其与多明戈签订了演出协议；她专门请了美国布格里斯Buglisi剧团的两位编导到上海，给上海歌舞团和黄豆豆编舞。
杨雪兰不光为这些去往美国交流的艺术家寻找事业发展的突破点，还像亲人一样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为他们辅导英语。
“我帮助廖昌永、黄豆豆等艺术家，是希望他们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在与国际一流的艺术家交流的同时，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中国文化。”杨雪兰吐露肺腑之言。
谁说不是“外交官”
杨雪兰安排的中美两国交流互访的触及面早已延伸到更多的领域。
早在1998年，美联社组织美国新闻访问团来中国。作为上海人，杨雪兰对这次访问十分重视，她要让美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杨雪兰安排了那次访问的内容：曹阳新村、幼儿园、吴越人家面馆和上海大剧院。访问曹阳新村，是要让美国人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到幼儿园，是让他们看到中国下一代的成长；参观吴越人家面馆，是要让他们目睹中国私营企业的状况并品尝中国美食；在当时刚刚落成的上海大剧院观看中国芭蕾舞蹈，是要让他们体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感受到快速变化的上海。
杨雪兰要做的是亲率由谭盾、田浩江等人组成的“百人会VIP团”现场观摩“特奥会”，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其实，杨雪兰早在2004年起，就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为“特奥会”造势。更是牵头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歌剧院和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共同举办了“千人齐欢唱”活动。当时，上海30名特奥运动员与来自上海各高校、国际学校以及各行各业的38个合唱团体共1650名业余合唱手，在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约翰·内尔森带领下高唱中外名曲，以喜悦的心情迎接“特奥会”。杨雪兰觉得，在上海举办的“特奥会”将让许多外国人感到惊讶，会让世界人民都了解到中国为世界残疾人事业、慈善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有位中国前驻美大使曾对杨雪兰这样说过：“我们每天做外交方面的事情，背景与你们不一样，但目的一样；你们做文化交流方面的事情，坚持下去，20年后，中美关系就会大不一样了。”此时，还会有人认为杨雪兰不是“外交官”吗？
外交秘诀
下个月，杨雪兰在美国的家里，又将上演一场“国际盛会”：迎来庆祝母亲严幼韵102岁寿诞的派对。她正领导着她的“国际化”大家庭为寿诞出力。届时，平时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亲友们将齐聚美国。
说到这里，杨雪兰兴奋地表示：“到时候，我这辈的女性会从母亲年轻时穿过并保留下来的100多件旗袍里挑选合适的穿上；晚辈们则会穿起裁缝师傅量身定制旗袍和中装。我们家有些‘老外’成员也都急切地要求穿起旗袍，到那时，母亲看了一定会很激动。”而这次回上海，杨雪兰做的第一件事请师傅为母亲做好6件上等材质的旗袍。
102岁的严幼韵，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奇迹，这位百岁老人如今仍旧日日略施淡妆，华服在身，蹬着精工细作的高跟鞋。杨雪兰说：“母亲经历了这么多荣耀与艰辛，仍时时告诫我们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要永远看未来。”这是母亲的苦心，也是杨雪兰征服一座座事业高峰的“外交”秘诀。
杨雪兰没有成为一名职业意义“外交官”，她没有机会像母亲那样，作为礼宾司官员去安排大使与政府首脑间的外交会面，但是她促成了不胜枚举的政、商、文化界人士的会面、合作；她不用像父亲杨洸生那样为保护国人的安危而走上最危险的前线，但是却为中国与国际间的多项合作，争取了最大的利益；她不用像继父顾维钧那样挺身而出、舌战群雄，却凭着中国女性固有的细致、韧劲，在男权当道的商场上，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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