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内地读者知道林海音是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曾经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纯文学》月刊创办人。这份标榜纯文学、与政治无涉的刊物，创办于1967年，前后存活了四年多，后来却因为一桩政治案件而一夜之间在台湾文学界销声匿迹。
中文名纯文学
创立人林海音
性质文坛园地
创立时间60年代的台湾
类别月刊
意义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
简介
60年代的 台湾，有官方文坛与民间文坛之分。这是台湾政治尖锐对立、省籍情结复杂化的结果。 林海音编的《 纯文学》 月刊，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
创刊背景
1963年4月23日，经林海音之手在《 联合报》副刊左下角刊出风迟所写的诗歌《 故事》，此诗见报后，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以第一速度察觉，后将《联合报》副刊剪报送往军事审查官审查，认定此诗有严重的政治问 题：“影射‘总统’愚昧无知，打击民心士气。”在当天早晨，便由“ 总统府”出面打电话到《联合报》，质问该报发行人 王惕吾刊登此诗用意何在。后来《联合报》还获悉，当时已有人向“内政部”出版处和 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文宣的第四组（相当于“中央宣传部”，即后来的“ 文化工作委员会”）投诉：《故事》中写的“愚昧的船长”系影射 蒋介石，“飘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明指台湾，“美丽的富孀”暗指当局接受美援，“她的狐媚”是说 美国用美丽的谎言欺骗当局……
说到此诗的刊出，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空白的位置，于是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林海音“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这种谨小慎微的作风，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总统”内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为相信她的“纯洁”，过去又未有过“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坛有极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当局才会让她“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了事。要是换了别人，正如临危受命接手她编副刊的马各所说，一定会和作者风迟（ 王凤池）一样被交付台北县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个月大牢。
作为“匪谍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离开《联合报》副刊后，觉得有加强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而另外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
特点
这时的林海音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对官方设置的创作禁区，也甚不以为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顶一顶”（ 痖弦语），连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稿件也敢刊用。像 王拓刚步入文坛写的《 吊人树》，因内容敏感被许多报刊拒之门外。可当他把这篇屡试不中的稿件给《纯文学》时，林海音却抛开政治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肯定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便决定录用。当然，林海音也讲究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让步，诸如删去《吊人树》个别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乡”的对话，以便保护作者，同时也保护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处事甚公的《纯文学》这块净土，不再让政治家借口入侵。 正因为在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整治”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 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 这里讲的“近代”，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 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这个专栏共介绍了 庐隐、 周作人、 凌叔华、 郁达夫、 俞平伯、 朱湘、 鲁彦、 孙福熙、 孙伏园、 夏丏尊、 罗淑、 戴望舒、 许地山、 沈从文、 朱自清、 老舍、 宋春舫、 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 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学熏陶过的林海音顾不了这些。她只是认为老舍等人是纯文学作家，所写的是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纯文学作品，应该从尘封的书橱中拿出来介绍。在介绍时，她还主动邀约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或 大陆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写评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 月牙儿》时，正值音乐家 马思聪从大陆的“文革”浩劫中逃离出来，他向海内外读者带来了老舍因受不住残酷批斗，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这一信息。林海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请老舍的生前好友 梁实秋写了《忆老舍》与《月牙儿》同时刊出。林海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的气氛有异，我硬是仗着胆子找材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查看。”她又说：“看现在编辑先生这么轻松放手编排的两岸三边的文艺征文、转载、破口大骂，等等，真是令我羡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这里讲的“气氛有异”，系指“ 戒严”时期没有言论自由，如有位台湾大学教授因在课堂上讲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发到情治单位，由此受到处分，还差点丢了饭碗。林海音当时冒着风险去介绍“近代”（这一用词也煞费苦心）作家作品，弥补了因查禁30年代文艺作品使台湾读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状况知之甚少的情况，对一些大陆作家因政治运动频繁生死不明的情况所产生的误传（如台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写过“悼念”当时还健在的胡风的文章），也起到了澄清的作用。
停刊
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纯文学》，让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挂帅而文学形式纯正的作品登场，甚至采用日本左派 三岛由纪夫的评论《结合剧作家的才能与小说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战斗文艺”的对立形态和文坛的补充力量出现的。不管当时创办者对《纯文学》刊名作何种解释，可“纯文学”一词正是对政治压迫文学的一种反抗，其潜台词是认为反共文艺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战斗”而无“文艺”，不算纯正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观念编出来的杂志，自然与主流文学呈不同风貌，这就难为官方所容。就像当年林海音参与编辑的《 文星》被当局所封杀一样，《纯文学》在官方控制的园地里也显得异常刺目，有位“ 立法委员”在“ 立法院”质询时就曾造谣，说“林海音当年编的《文星》杂志是美国人出资办的，现在又是美国人出资办《纯文学》月刊”。 《纯文学》后来停刊，和销路打不开、一直亏老本有极大的关系，但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才是促成《纯文学》之花凋谢的真正原因。这一点均为《 林海音传》及其他回忆文章所忽略。据一度成为台湾作家却不写“战斗文学”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纯文学》主编 王敬羲写的纪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说，《纯文学》的终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主持人为了避祸，不惜‘自废武功’，最后停了刊”—— 这要从李荆荪案谈起。60年代在台湾，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时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 柏杨、 李敖之外，还有 崔小萍（传媒人）、 陈映真（小说家）等。而到了李荆荪被捕（1972），也就达到了最高峰，因为李荆荪是著名报人（《 大华晚报》的总主笔）。我记得在李荆荪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台北，住在馆前路的中国大饭店。一天早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时发现是林海音的夫君 何凡带着万分紧张的声音：“王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当我们约好在酒店的顶楼的咖啡厅见面后，他立刻挂断了电话。何凡在北京长大，讲一口京片子，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果然，半小时后就见何凡从咖啡厅的门口匆匆走进来。他戴着大近视眼镜，神色严肃，坐在身后，还左顾右盼了一阵子。我为他叫了饮料，他开始说：“王敬羲，林海音有话跟你谈。我来替她说。” 他的紧张传染了我，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说：“王敬羲，你回香港后准备一下，《纯文学》要停办了。”那时《纯文学》虽然一直亏损，在台港两地已出版了超过五个年头。他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学生书店（《纯文学》的投资人）赔了几百万 台币还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啊！”他又左右张望了一下，继续说：“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边想必已经知道了，早几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啦。说拉就拉，谁还敢办刊物？……现时林海音手头还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斟情处理吧。”说完他站起身，说句“我先走了”，转眼就不见了人。 台湾版《纯文学》停止运作后，香港版《纯文学》则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终止。跨越三十三年后，即1998年5月，港版《纯文学》在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复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这种“纯文学”香火不断的现象，也算是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个慰藉吧。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