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杰，男，1944年9月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81－198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姓名郭传杰
毕业院校武汉大学
出生日期1944年9月
职业科学家
国籍中国
人物简介
郭传杰，男，1944年9月生，汉族，湖北省浠水县人。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81－198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工作简历
1962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元素有机专业学习。
196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化学所。
1968－1970年在安徽丹阳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
1970－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其间，曾任课题组长、室负责人、院联合开放实验室学委会副主任，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研、副研、研究员。
1987年调中科院院部，从事科技政策研究及战略规划管理。在管理岗位上，先后任战略远景处长、科技政策局副局长、计划局副局长、党组办公室主任。
1995年任中科院副秘书长、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联合办公室（即今院士工作局）主任、兼任院新闻发言人、中国科学报社长和总编。
1997年09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院京区党委书记、院图书情报出版委主任、院科普领导小组组长、国科控股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
2003年05月，起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2004年12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2008年09月，因年龄原因和任期要求不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由许武接任。
2009年1月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
学术成果
郭传杰的化学研究工作主要在高分子化学和计算化学领域，曾开展特种无机聚合物的合成与结构研究，作为主要完成人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有机质谱数据库，主持计算机辅助质谱结构解析和基于分子力学的化学结构模型化课题。在科技政策与战略管理领域，主持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学科发展战略、S—863计划以及创新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等研究课题，多次参与组织中科院和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工作。在高分子、计算化学研究和科技政策与战略管理两方面，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文章80余篇，获国家科委、中科院一、二等科研成果奖6项，合作编著出版《计算机化学:方法与应用》1本，主编或参与主编《中国自然科学的现状与未来》、《维护科学尊严》、《论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等书10余册。他是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理事长或常务理事，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外科技信息与管理》、《世界研究与发展》等期刊的主编或编委会主任。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谈诺贝尔奖
1996年的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到中国一所中学讲学，40分钟的讲学结束后，他给学生腾出了提问机会。10余分钟过去了，没有一名学生提问。“难道我讲得不好吗？”大师尴尬极了。长期以来，基础教育总在要求学生追求答案，却很少要求学生提问，导致诸多学生不敢提问、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甚至提不出问题。他们慢慢丢失了发现、质疑，从而导致创新意识和能力都不足。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一名学龄前的孩子，面对桌上放着的一个苹果，能一口气提出50多个问题：“苹果为什么是圆的”、“为什么有的酸有的甜”……但到孩子上了小学五年级，面对同样的事物，却问不出多少问题了。不当的教育打击着孩子的创造力，禁锢着他的思维。我敢说，如果我们的学生都敢提问、都善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诺贝尔奖就离我们不远了！
谈大学文化
科大的基本品格是追求卓越，不为二流，拒绝平庸。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流大学”热，颇有点“大跃进”的味道。这跟我们的国情、舆情有关，所谓上呼下应、一呼百应。我认为，说世界一流，与其说是目标，还不如说是追求更合适。这是因为：一、“一流”不是自称、自定的，要靠学界、社会去评判；二、“一流”虽也有些评价标准，但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既含水平、硬件条件等可量化的内容，更有理念、气质、禀赋、声誉等难以评价的元素；三、“一流”还是动态的，你发展，人家也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时代感；四、也是最要紧的原因，“世界一流”是很高的标杆。世界的大学据说有四五万所，现代大学最老的已有八九百年，但在世人心目中，能真正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能有几何？世界一流大学必有若干世界级大师。仅比照这一条，谁敢妄称“一流”呢？所以，与其常把“一流”当做口号去喊，还不如埋头不懈地去追求。
谈自主创新
作为在中科院长期从事过宏观科技管理的专家，郭传杰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相当关注。他指出，预料创新体系的建设会加快。体制和机制问题是制约自主创新的瓶颈，没有完善的创新体系，创新型国家是句空话。当前，创新系统在有关顶层设计、资源配置、创新单元的统筹互动、创新价值链的完整构建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他说，去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围绕科技体制的创新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建议，希望对今年的体制机制创新会有所推动。
郭传杰特别指出，期望创新环境有所优化。他说，自主创新的关键因素是人才，但如果缺乏良好环境，人才作用将难以发挥。因此，要鼓励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积极培育创新文化。评价不科学，机制不完善，容易导致学术浮躁，滋生学术腐败。所以，有关管理部门在制度安排上，已开始注重加强源头治理，建立诚信体系，实施问责制度，惩治学术不端行为，以期对学术腐败行为的管治有思路、有制度、有机构，有人管。同时，在科技和教育界大力加强学术道德的自觉、自律，要从本单位做起，从自我做起。
名人轶事
“‘爱国、唯实、创新’，这是中科院最根本的文化。”3月13日下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科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畅谈中科院的独特文化。他说，今年是中科院的六十大寿，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在题为《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科学院》的演讲中，郭传杰用6个故事勾勒了中科院的6种文化。
郭传杰第一个故事的题目是《抗生素、飞蝗与原子弹、CPU》。这些都是中科院根据国家当时的紧急需要而开展起来的研究项目，又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郭传杰说，这体现了中科院爱国、强国的精神文化传统，即从事高精尖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能急国家之所急。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科学家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中科院的科学家有以自己的知识、才智服务于国家振兴的宏愿和传统，这也是中科院得以不断创新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郭传杰的第二个故事描述了中科院里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事情超前半拍，有的事情则挪后半拍。超前的是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诞生在中科院，很多重大的战略性科技建议率先由中科院提出来。而“磨蹭一点，走得后一点”的则包括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科院总比别的单位“挪后半拍”。郭传杰说：在科技领域，具有前瞻意识、超前行为，这是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应有的使命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科院成功地实践了这一使命。同时，在某些非科技领域表现的迟滞，也体现了中科院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智慧。
郭传杰的第三个故事谈的是人才。他认为，人才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要素。谁有了人才，谁就掌握了竞争的制高点，这是中科院历来的价值理念和上上下下的共识。因此，重才、爱才、惜才并培养优秀人才，是中科院的一贯传统。
郭传杰的第四个故事是《为麻雀翻案》。当年，麻雀曾经被毛主席列为四害之一，人人喊打。正是因为中科院认真研究，并大胆向毛主席建言，这个错误才得以被修正。郭传杰说，这件事情反映了中科院文化中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灵魂性的东西——求真务实。他认为，如果科学家不能讲真话，或者说一个环境不能让科学家讲真话，不让科学家畅所欲言，那么我们的生命力是不够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必须求真唯实，没有第二选择。郭传杰也谈到，在中科院的文化里面，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这些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去做，“在论文里面，甚至在某些评奖的时候造假，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比其他单位要少，但不是没有，这个是远远背离科学家基本精神的”。
郭传杰的第五个故事题为《对不起，我们不设主席台》。他说，在中科院，要想创新，就必须强调一种民主的、没有等级的、大家平起平坐的气氛。他举例说，香山科学会议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实行圆桌制度，不搞排位子。他认为，等级、权威、官本位与创新是相互排斥的；宽容、宽松以及民主、平等是催生创新嫩芽、维持创新激情的必需环境。
郭传杰讲的第六个故事是《谁先走出院门、国门》。他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初，中科院率先组织了一个10人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和英国等4个国家；而现在已经很普遍的自费留学，当年也是从中科院研究生院开始的。郭传杰说：“科学，是没有疆界的前沿；开放，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因此，开放也是中科院的天然禀赋。”
中科院研究员郭传杰在临川二中作科普报告
科学， 让生活更美好——江西省科协科普进社区活动 临川二中行”在临川二中举行。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中科院研究员郭传杰教授应邀到临川二中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科学大家》科普报告。这是该校继去年邀请到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来校讲学之后，今年邀请到的又一著名科学家来校作科普报告。
据悉，郭传杰教授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战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多项管理课题研究，在化学研究、科技政策与战略管理领域共发表论文60余篇，获国家科委、中科院一、二等奖成果6项，主编或参与主编、撰稿出版书籍10余册。先后担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理事长、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任《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外科技信息与管理》、《世界研究与发展》等期刊主编或编委会主任。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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