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通史》是2018年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等。
书名中国大通史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页数11654 页
ISBN9787507753264
作者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等
出版时间2018年01月01日
定价3739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汇集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新通史。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一套详细地、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新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
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共15卷。[1][2]
作者简介
总主编：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
分卷主编：王震中、李衡眉、沈长云、晁福林、岳庆平、陈琳国、侯旭东、阎守诚、宁欣、张其凡、武玉环、王德忠、赵永春、穆鸿利、史卫民、毛佩琦、李世愉、王政尧、陈振江、徐永志、虞和平
曹大为，1944年生于上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名长城史研究专家，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并为“国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主编了七年级上、下两册《历史教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了八年级上、下两册《历史与社会》教材。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他注意把社会与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侧重研究传统社会的结构、社会运行与变迁、社会控制及其效应、影响，剖析传统文化的成因、特点、类型和传统文化的渊源流变，以及文化精神与民族性在诸方面的具体表现，评价其社会效应与历史影响，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与新文化构建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与命运。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建构中国通史：理论·中国路径·体例》《读史杂记——文化·社会·性别》《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以及《中国历史》（合著，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同时出版）等著作。
商传，1945—2017，生于河北保定，著名历史学家商鸿逵之子。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教授。曾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重点图书《中国通史·明代卷》（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合著）的主要撰稿及组织工作。出版专著《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等，发表论文《试论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的评价问题》等数十篇。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10、2013年分别被百家讲坛邀请主讲《永乐大帝》《明太祖朱元璋》。
王和 ，1948年生于安徽桐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教授。退休前任《历史研究》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等刊物编委。退休后至今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特聘教授、双一流特聘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大学教材《中国传统文化》。出版专著《历史的轨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考察》《中国政治通史先秦卷》《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
赵世瑜，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首批培养人选、新世纪百千万工程专家、教育部课程与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百余篇论文。出版《吏与中国传统社会》《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等著作，《神圣罗马帝国》《欧洲史学新方向》《剑桥插图本中国史》等译著。担任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岳麓版初中及高中《历史》总主编。
王震中，1957年生于陕西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兼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侧重史前文化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夏商城市都邑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等论文多篇。
李衡眉，1942—2001，生于山东烟台。1967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英语系，1981年获吉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历任《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历史系主任。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烟台市历史学会会长。
沈长云，1944年生于重庆。197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念本科，1982年复入北师大，师从著名先秦史家赵光贤先生，获硕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河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并曾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中国先秦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含合著）有《赵国史稿》《上古史探研》《崛起的士人》《中国历史·先秦史》《金文断代方法探微》《战国史与战国文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等，与王树民先生合作点校古籍《国语集解》，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150篇。
晁福林，1943年生于河南杞县。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著作有《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先秦民俗史》《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还发表论文多篇。
岳庆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项羽文化研究会会长，岳飞文化研究会会长，唐代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文史知识》编委等。已出版著作10余本，发表论文180余篇，主编辞书、丛书多部。单独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4项。1997年被评为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又称“百人工程”）。参加撰写的《中华文化通志》，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参加撰写的《中华文明史》，2008年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陈琳国，1943年生于福建龙海，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早年参与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人物撰著。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中古北方民族史探》等。在《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诸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曾任《中国文物报》总编辑，从事文物保护宣传工作，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侯旭东，1968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现兼任系主任。1986—1996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6-2008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与研究员；2008年转任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研院史语所访问学人、清华大学（台湾新竹）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招聘外国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简牍，近年关注古代国家的形态与运行机制。出版《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近观中古史》《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等著作，发表论文60余篇，译著数部。
阎守诚，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祖籍山西五台。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中国人口史》《唐玄宗的真相》（合著）《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主编）《阎宗临传》等；参加撰写的专著有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吴慧主编的《中国商业通史》有关隋唐五代的农业、商业和区域经济。《中国人口史》曾获北京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论文《重农抑商试析》《论盛唐气象》《唐代的蝗灾》等。
宁欣，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先后师从王永兴先生、何兹全先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经济史》首席专家，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唐研究》《唐史论丛》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选官制度、经济史和城市史。出版专著6部，合著6部，主编5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代表性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张其凡，1949—2016，生于重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五代史、宋史、历史文献。出版专著有《赵普评传》《五代禁军初探》《宋初政治探研》《宋太宗》等10部，合著《南宋名臣崔与之》等3部，古籍整理3部，主编文论集9部。主要论文有《宋太宗论》《均贫富口号毋庸置疑》《关于寇准生年的再考证》《吕端与宋初的黄老思想》《<武经总要>编纂时间考》《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等。
武玉环，1950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至1996年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客员研究员。2001至2002年任日本西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北方民族史、辽金元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东北史地》等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著作有《辽制研究》等。
王德忠，1951年生，山东乳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助教，在职师从吴枫、杨树森二位先生学习唐宋史，1987年获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辽宋夏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部，现职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国史系副主任、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及契丹女真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赵永春，1953年生，197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辽金史、东北民族关系史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古代的‘中国’观与中国疆域形成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出版著作《金宋关系史》《金宋关系史研究》《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奉使辽金行程录》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宋金关于“受书”的斗争》《试论金人的“中国”观》《试论辽人的“中国”观》等百余篇。
穆鸿利，1935年生于辽宁辽阳，满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顾问、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辽宋夏金元史、北方民族史以及女真满学。合著有《辽宋夏金元史》，主编或参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中华文明史》(六、七卷宋元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金代人物传》《元代人物传》等10余部著作。撰有论文《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及其军事思想》等80余篇。
史卫民，1952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制度研究室主任。1990至1991年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政治制度史与中国政治。代表著作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合著)《元代社会生活史》《大一统》《元代军事史》。发表论文《元代军队的兵员体制与编制系统》《元代侍卫军组织的职能》《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左右翼军千户沿袭归属考》《元代蒙古军都万户府的建置及其作用》等。
毛佩琦，194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出版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发表论文60余篇。
李世愉，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史论丛》主编，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重点研究清代典章制度，长于考证。著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中国历史科举生活掠影》，参与编撰《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清代卷）《中国考试通史》（清代卷）。长期从事历史工具书的编纂，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考试大辞典》的编纂，现任《大辞海》中国古代史分科主编。
王政尧，1942年生于河北武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剧研究中心顾问专家。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7年始任《清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代主编，北京满学研究会理事等。著有《清史述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等10余部，论文有《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京剧之名小考》《简论清初收复台湾》等80余篇。《新华文摘》《明清史》《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多次转载其论文全文。
陈振江，1937年生于河南睢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南开史学》主编、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等。1999年聘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重点研究中国近代史及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转型、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传播、华北农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等课题。参与《中国历史大词典》编撰，在日本出版《近代中国社会与民众文化》等著作和调查资料集，出版《简明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国通史·晚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等专著、教材、自选文集和工具书等20多种。主编的《百年风云》于1994、1995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等论文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徐永志，1962年生于河北石家庄，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连续两次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百人工程”，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首批培养人选。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提出政治社会史是“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的学术理念。出版专著《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论》《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熔融与冲突——清末民国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主编《中国近现代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研究》等著作。参与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并出版的《UrbanizationandLocality》被德国斯普林出版社评为2016年度全球下载受欢迎出版物之一。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虞和平，1948年生于浙江宁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评选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迄今已出版著作9种、资料书5种、译著3种，代表作有《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出版历程
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中国史学家追求的目标。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必要性，其后产生了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等重要学术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通史著作面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郭沫若《中国史稿》等，20世纪末出版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是这种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大通史》孕育于这一时期，亦是这一时期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形势下的最新成果。[2]
正式出版
2018年6月，学苑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丁守和等20余位学界前辈组成学术委员会，180余位历史学以及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骨干学者参与撰写的《中国大通史》。[2]
版本特色
《中国大通史》以崭新的理念、新颖的编纂方式、更加丰富的内容，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到因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背景差异而导致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与距离，承认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真实反映中国历史融合统一的发展总趋势。《辽》《西夏》《金》单独成卷，强调其独立性，摒弃了以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做法，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对中央王朝与各民族之间的碰撞、融合，用全新的视角进行阐述，有利于读者把握中华民族建立的国家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特点。这是以前的通史没有的。
此外，近些年我国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考古研究的发展推动着历史研究不断发展，许多旧有的数据和观点屡被打破，同时史学研究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在本书中有大量体现。尤其史前卷立身前沿，努力展示了史学发展的现状，并借鉴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视野更开阔、更客观，使叙史更具科学性。另外，敦煌因其丰富的文化早已名扬于世，但以往通史对其历史总是语焉不详。为此，本书特设了敦煌历史专题，以数十万字的讲述，使敦煌以更为丰富的形象浮出水面。
《中国大通史》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的发展变化过程，避免仅仅使用某个具体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比如，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例如，清代上、下两卷，不再刻意强调 1840 年鸦片战争这一界标作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中国大通史》摆脱以单一模式描述历史发展的窠臼，正视历史多重合力的作用；承认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对诸如自然灾害、科学的发展、民族信仰、生活方式、精神文化、重要人物的个人意志等诸事项都以超出以往通史著作大幅度笔墨的力度加以阐述和分析；在肯定经济基础是决定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前提下，对其他因素亦予以关注；不单在长时段，即使在小时段也要寻出其历史发展的多重动因，求得对历史阶段性规律的认知。
《中国大通史》的内容展示了全面性和广泛性，大通史的“大”不单是指规模大、字数多，而是指视野广、述点多。综述对各卷所属的历史时段进行统揽归纳，对此时段的历史特点、重要事项、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六大类编专题兼顾时序先后，意在形成一些交叉点，将历史纵向流变与横向关系进行互动性阐述，从而更有利于透视历史的发展规律。这种按类设项、互为关照、又有对比性的叙史方法，也更有利于达到编者“通达”叙史的目的。
治乱兴衰编中，除讲中央政权的更迭外，还将中国与周边关系、改革、农民起义归入编内，互为联系，以更为综合的视野来揭示社会变革的动因。史料颇显丰富，仅大小战争、事例就达千余例。
经济编中，除铺陈了大量有关资源、政策体制管理等内容外，还专辟了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类，以丰富的史料和讲评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提供参考。
社会结构编中，探讨了一向被忽略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社会群体、重要的社会组织、婚姻、家庭、宗族等社会惯制。另外，举凡在历史上较为活跃的民族和需要记录的民族，都对其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政权结构、官制、兵制、文化、民族心态有所涉及，弥补了以往通史对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介绍不多的缺憾。
国家控制编中，行政管理方面除阐述中央机构的设置、管理外，为了更深入解剖全社会管理体系和利弊，本书层层解剖，直至乡里，使读者从这张行政管理的大网中窥视秋毫、洞悉利弊。
精神文化编中，在论述精英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果”，而将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动相互关照、联接。不单设有学术思想、流派、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内容，还对民间文化、民间工艺美术、文化的传播与碰撞等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各卷分别就本历史时段人们的追求、心态、社会风尚进行揭示，从精神风貌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
社会生活编中，突破了以往通史只强调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视角，重视关照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活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并将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衣食住行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燃料”，历史动力中绝对少不了“燃料”，正是百姓的这些生活琐事或促成了社会的安定，或促成了变乱。[2]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