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延杰（1909年11月7日-1988年7月31日），原名唐月华，湖南长沙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
1988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2]
中文名唐延杰
出生地中国湖南省长沙市
民族汉族
逝世日期1988年7月31日
职业军人
出生日期1909年11月7日
国籍中国
性别男
主要成就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原名唐月华
人物生平
唐延杰，原名唐月华。1909年11月7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曾任第4军军官教导队任副排长。
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附设军事班学习。
1929年回国后在长沙被捕，1930年7月红3军团进攻长沙时冲出监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3军团第8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保卫股股长，军团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总务处处长，管理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3军团后方办事处主任、后方部部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后勤科科长。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第4科科长，红28军参谋长。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团长，军区参谋长，参与了创建发展和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晋军区司令员，北岳军区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第20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率部先后参加保北、石家庄、察绥、平津、太原等战役。
1949年起任第20兵团66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1953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军事学院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国防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8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事迹
1922年，唐延杰13岁来到江西萍乡安源，以一个“学徒”身份，在安源生活学习7年。他进厂两个月，即爆发安源工人大罢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目睹了工人的无穷力量。
以此为契机，他进入了刚刚成立的安源夜校，被编在甲班学习，每天晚上走六七里路去上学，两年期间从未缺课。夜校老师多为“共产党员”，授课内容有：帝国主义豢养军阀，压迫中国人民，掠夺我国财富；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等，两年的学习，让他增长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许多社会上的“事情”。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团课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老师问：“世界上是什么东西最宝贵？”有的同学说：“光阴最宝贵。”有的同学说：“劳动最宝贵。”老师回答：“是劳动最宝贵，劳动能创造价值，劳动能创造世界的一切。”唐将军后来回忆，这次团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共产主义思想在他的大脑中开始“启蒙发芽”。
1923年9月，唐延杰由同厂学徒推荐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9月，安源共青团动员、组织青年工人到矿警队当兵，他当即报名，新兵训练他表现极好，被评为一等兵。“当兵”四个月后，他被推荐去武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学校学习。到武昌后，他第一次见到了聂荣臻，并在聂荣臻的推荐下进入了叶挺独立团。[3]
杀彭德怀坐骑
红军长征时，唐延杰担任红三军团后方部部长，保障红三军团的后勤补给。长征时，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再加上行军不便，吃饭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1935年8月开始过草地时，红三军团已经断了粮。彭德怀来找唐延杰，问有什么好办法。唐延杰沉思片刻说：“杀了它们吧。”“它们”是谁？就是军团里仅剩的6头骡子，负责驮运重要物资，其中一头还是彭德怀的坐骑。
彭德怀了解唐延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提出这个建议。彭德怀命人把骡子都给了唐延杰。
正是这6头骡子，让红三军团的将士们恢复了部分体力，终于走出了草地。后来，彭德怀感慨地对大家说：“唐延杰是我红三军团的萧何，没有萧何搞后勤，刘邦能打胜仗吗？”
参谋长打仗
唐延杰一生多次与聂荣臻搭档，从他早年入伍到晚年离休，聂荣臻多次表扬唐延杰是“诸葛亮”。
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1939年8月至1941年8月期间，上级决定由聂鹤亭担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改任副参谋长。唐延杰欣然授命，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1940年7月22日，聂荣臻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等交通线———即“百团大战”的《战役预备命令》。接到命令后，聂荣臻对聂鹤亭、唐延杰说：“总部的命令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你们就据此拟订部署计划，立即下发，要各部做好准备。”聂鹤亭、唐延杰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两人忙了个通宵，把计划制定出来，第二天经聂荣臻同意后，《关于进行正太战役部署的命令》向军区指战员发出。同志们纷纷称赞说：聂、唐合作，效率惊人！
9月26日，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喜代美率领1300多人从正太铁路以北的盂县出发，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此时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边区党委、政府机关，正在五台县耿镇、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中，距离柏兰镇仅20余公里。为了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唐延杰亲自上阵，指挥第二军分区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担任掩护工作。9月29日，部队在牛道岭与敌人遭遇，唐延杰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一天，杀伤了大批敌人，直到军区机关和边区党政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后，唐延杰才和战士们撤离阵地。
据曾任聂荣臻警卫员的谢光堂回忆，一次，部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山沟里被日军重重包围。当时，聂荣臻和唐延杰都在部队里。“原来，我们的一个老百姓被敌人抓住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军就根据他的脚印一路追了过来。”部队半夜趁黑突围，日军发现后穷追猛赶，当时为了掩盖部队在行军中留下的脚印痕迹，唐延杰亲自带领侦察兵断后，他指挥战士们用床单包裹了黄沙，待大部队全部通过后，把黄沙一路撒在道路上，掩盖原有的脚印痕迹。[3]
参与制定方案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7月，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迄至当时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开国阅兵事关重大，聂荣臻、杨成武日夜忙碌，紧张筹备，力求万无一失。
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多方求教，一丝不苟地协助聂荣臻、杨成武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经过努力，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围绕确定阅兵地点的问题，杨成武、唐延杰等会同同志们进行了反复推敲和研究。终于在1949年8月拿出了两套方案，提交周恩来。第一套方案：阅兵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选在市郊西苑机场。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周恩来反复权衡，于1949年9月2日凌晨写下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3]
研究院长
1961年2月21日，唐延杰被任命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建院初期，唐延杰最关注的问题是，研究机构怎么建，科研工作如何开展。他反复学习中央的决定，到有关单位调研，同时召开行政技术座谈会，研讨研究院的攻关方向，确定了“六院集中优势兵力，抢时间、攀尖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力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
在唐延杰的主持下，陆续建立了一批专业设计研究所，专门飞机、发动机、仪表、电器、附件、武器的设计研究；还建立了一批科学研究所，从事空气动力、结构强度、救生、光学机械、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从事飞机设计多方面的技术力量，为自行设计歼击机做了组织准备和技术准备。与此同时，唐延杰还狠抓设计队伍技术素质的提高。他多次到研究所，讲解工作的重要意义，动员科研设计人员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为自行设计先进的歼击机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
1965年2月，六院与航空工业部（三机部）合并，唐延杰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兼六院院长。从1965年开始，唐延杰领导完成四个规模更大的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为我国新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实验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3][4]
人物荣誉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
人物评价
唐延杰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他党性强，作风正，识大体，顾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尽职尽责。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作风深入踏实，生活俭朴，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他极其重视保持革命晚节。他在国防科研组织领导工作中，表现了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严谨作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的四化建设充满了信心。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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