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中国的100项发明
1、鼓：
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定音鼓。
引用 夏侯炳人类自远古以来便有鼓、并且在大多数部落民族中间很常见。然而这种鼓一般是用来调整音高的，不能用于定音。中国人是最先研制定音鼓的民族．用绷紧的皮革制成的定音鼓于公元前２世纪便出现于神州大地。鼓这种打击乐器，远古以陶为框，后世改为木框，蒙以兽皮（多为牛皮）或蟒皮，亦有以铜铸成者。其中堂鼓、书鼓、长鼓、腰鼓等两面蒙皮，唯定音鼓一面蒙皮。１９８１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曾侯乙墓附近发掘的擂鼓墩二号墓中出土的古代乐器中便有鼓，制作精致·造型美观，据考证是公元前５世纪的随葬品。而１９７９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清理贵溪县鱼塘乡境内仙岩一带的春秋崖墓群时，亦发现了一面残破的木扁鼓。该鼓直径为２６．ｓｃｍ．高６．ｓｃｍ；鼓框呈圆弧状，施绘一道黑漆；上下边各有两排竹钉．用以绷紧鼓皮。这一被推断为古越族支系干越族乐器的扁鼓．与长沙马王堆、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鼓不尽相同，具有越族乐器特点。定音鼓一诞生，首先被用于调节我国先民最为重视的祭把舞蹈和摹拟表演。
来源：《艺术科技》1995年第01期 作者：夏侯炳
2、二进位制：
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
引用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易经八卦双鱼太极图给人最基础的概念。这概念中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的信息，那就是二进制。如果用（-）来表示阳卦1，（——）表示阴卦0，那么八卦图从乾到坤的64卦，正好按照二进制的逢2进1的规则构成，第一卦乾卦为111111＝63，第二卦为011111＝62，第三卦为101111＝61，这样排列下去，第六十二卦为010000＝2，第六十三卦为100000＝1，最后一卦为000000＝0。它们的排列真可说是巧夺天工，天衣无缝！
也许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伏羲并没有想到他所画的八卦图所用的“易数”方法就是二进制，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发明二进制的意义。可是当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从他的八卦图一眼悟出二进制的奥妙，由此产生灵感，创造二进位制之后，伏羲这个原本只有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迅速为世界所知。特别是在计算机、互联网迈入寻常百姓家时，人们才真实的感受到二进制的奇妙，它所发明的意义。
莱布尼茨与《周易》真可说是“一见钟情”。当时，他想创造一种乘法机，可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让他一筹莫展。1703年，他的一位好友白晋（,1655年—1730）从中国回来，给他带了一份礼物，这就是《六十四卦次序图》和《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对这份礼物可说是如获至宝，顿感阴阳两个对立矛盾的面千变万化的奇妙，并对八卦图的发明者伏羲充满了敬意，由此也对中国文明产生兴趣，成为18世纪大力宣扬中国文明的又一位科学巨人。而他正是通过伏羲的八卦图，产生灵感，发明乘法机及二进位制。
其实早在莱布尼茨发现伏羲的二进制之前，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年—1077年）在研究《易经》时就提出了比较完备的二进位制思想，只是限于当时中国的整体数学思想落后，他的二进位制思想没能传播开来。
20世纪后，随着冯·诺伊曼等数学家在制造计算机方面对二进制大力肯定与推行，二进制借助计算机而为人们所熟知。
3、绳索：
公元前2800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我国人民开始用大麻纤维制绳。到公元纪元开始时，用大麻纤维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制绳材料。1775年，英国发明家马虚发明制绳机，结束了手工制绳的时代。从1950年开始用人造纤维制造绳索，直径约2毫米的马尼拉绳受到5512公斤的拉力便会折断，而同样粗的尼龙绳则能承受13227公斤的拉力。
（这个没找到资料。。）
4、指南针：
相传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发明了指南针。黄帝用指南针，在大雾中辨别方向，打败了蚩尤。根据史书记载，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已使用指南针。公元前3世纪的《韩非子》中说，战国时代已有人用“司南”（指南针）。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对此记载更详。1090年，中国和阿拉伯航海家开始在船上装设了指南针。作导航工具。欧洲在11世纪左右，才用浮在水上的磁针制成指南针。1250年左右，在地中海地区指南针的磁制已装在有度的卡片上面，并以中央旋轴保持平衡。
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后来传遍全世界为全球航海业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5、养鱼法：
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已经懂得养鱼。那时我国人民能用人工孵化鱼卵，把它养大食用。1960—1970年代，欧美才用人工养殖蛙鱼等鱼类。英国等西欧国家现在每年由养鱼场生产淡水养鱼约有10万吨。
引用 据史料说，河南安阳市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在圃鱼”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我国商代晚期就有人开始池塘养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举世公认，中国是世界上淡水养鱼最早的国家。
中国最早大面积养鱼 始于汉代，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水居千石鱼陡”。唐《史记正文》中也有：“言陡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也。”
最早的养鱼专着 在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弃政从商以后，在江苏、无锡利用太湖水域进行人工养鱼。公元前475年，他在宜兴收集民间养鱼经验，结合实践，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着《养鱼经》。书中对养鱼的建池、孵化、混养、轮捕轮养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完整的论述。
6、赤道式天文仪：
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发明了赤道式天文仪。
（这个没找到资料。。）
7、十进计数制：
中国人于公元前14世纪，发明了十进计数制。
引用 十进位制记数法在我国原始社会就已经形成，完成于奴隶社会初期的商代，到商代已发展为完整的十进制系统，并且有了“十”、“百”、“千”、“万”等专用的大数名称。1899年从河南安阳发掘出来的象形文字，是大约3000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其中载有许多数字记录，最大的数目字是3万。如有一片甲骨上刻着“八日辛亥允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八日辛亥那天的战争中，消灭了敌方2656人)。这段文字说明我国在公元前1600年，已经采用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法中，没有形成零的概念和零号，但由于引入了几个表示数位的特殊的数字如十、百、千、万等．能确切地表示出任何自然数，因而也是相当成功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历代稍有变革，但基本框架则一直延用至今。
8、印刷术：
公元前1324年，中国人已会雕刻印章，用墨水印在文件上。1040年代中国刻字工人毕升在北京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107年，中国人还发明了彩色印刷术。
引用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做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印刷术。
2、晋代着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着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7、隋唐之际（7世纪左右），出现雕版印刷术。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
8、北宋时期（11世纪左右），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业的一次革命，对中国、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传入欧洲后，有力推动了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行。
9、漆――世界第一种塑料：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发明使用了漆。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掘出的“妇好”墓（葬于公元13世纪），她的上过漆的棺木就是证明。李约瑟说：“漆可能是人类所认识的最古老的工业塑料。” 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存有一只油漆的木酒杯，这个木酒杯表现了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有对制造工艺的看法；另一方面，还表明当时的生产很可能已使用现代的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那样的工艺流程。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已发现了漆的重要化学性质，发现了通过漆的蒸发过程使其变质的方法，发现了通过在漆中放几只螃蟹壳，漆就会保持液状，不会变干。公元前120年的《淮南子》一书和公元12世纪的李氏都提到螃蟹壳能使漆保持液态的特殊功能。现代科学家化验证实，甲壳体组织内确有抑制某些酶的活动的化学成份，其中一种酶就是漆变硬的酶。漆可以通过化学作用保持长久的液态，这使中国的这项生物化学工艺具有不衰的工业雏形模式。
10、铜镜：
约公元前1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铜镜。
引用 又称青铜镜。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远古时期，人们以水照面，铜器发明以后，以铜盆盛水鉴形照影。《尚书》《国语》《庄子》等先秦着作中，提到过古人“鉴于水”。《说文·金部》释“鉴”为“盆”，因此可以说盛水的盆（鉴），就是最早的镜子。随着合金技术的出现，开始了使用铜和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的历史。铜镜一般制成圆形或方形，其背面铸铭文饰图案，并陪钮以穿系，正面则以铅锡磨砺光亮，可清晰照面。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面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的小型铜镜，造型、装饰均较原始，应是目前考古资料中所知最早的一面铜镜。商、西周和春秋时的铜镜，都有零星发现，战国始盛行，产量大增。到汉代，由于日常生活的大量需求，加之西汉中叶后经济飞速繁荣，铜镜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所制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背铭文、图案丰富多样。后经唐宋时代两次发展高峰，到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玻璃的诞生，铜镜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11、伞：
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已经使用伞。也有人说，公元4世纪三国时期中国人才发明了伞。
引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雨伞
的国家，从发明之日到现在至少也有 3500多年的历史，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簦”。到了后魏时期，伞被用于官仪，老百姓将其称为“罗伞”。官阶大小高低不同，罗伞的大小和颜色也有所不同。皇帝出行要用黄色罗伞，以表示“荫庇百姓”，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遮阳、挡风、避雨。伞在中国诞生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日益扩大，也就逐渐传到了国外。日本在唐朝时先后向中国派出了19批“遣唐使”，多500余人，其中有医师、画师、音乐家及各方面的学者，他们到中国专门观摩和学习中国文化，不仅把中国的历法，天文、音乐、美术等文化带到了日本，也包括制伞工艺在内的多种生产技术、制造工艺带到了日本。 1747年，英国一位叫祖纳斯的商人到中国旅行，发现中国人打着油纸伞在雨中行走，雨停后把伞一收，随身携带，甚为方便，回国时便买了一把。回去后不久，正逢一个雨天，他便撑开带回去的那把雨伞在伦敦街头行走。按当时英国的宗教传统认为：天上下雨是上帝的旨意，用伞遮住雨就是违反天意，是大逆不道的。汉努威因此受到嘲骂和诅咒，甚至有些人向他投掷鸡蛋。但是，雨伞的好处却人人可见，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逐渐盛行起来。到19世纪中叶，雨伞成了英国人的生活必备品，而且用伞也成了英国人的一种荣耀。
12、风筝：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最先放风筝。风筝飞上天空为飞机飞上天空提供了原理和灵感。
引用 风筝源于春秋时代，至今已2000余年。相传“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到南北朝，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到了宋代，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苏汉臣的《百子图》里都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当今，中国放风筝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3、米酒：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发明了米酒。
引用 人工酿酒是陶器的制造。否则，便无从酿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由此可以推知，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孔丛子》有言：“尧舜千钟。”这说明在尧时，酒已流行于社会。“千钟”二字，则标志着这是初级的果酒。《史记》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不少西方人都以为米酒是日本人的创造，但岂知，它实际上是中国人首先酿造的含酒精的饮料。而日本酿造清酒的技术是从中国引进的。早在公元前 1500 年，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提到用酒祭祀之事，公元前8 世纪，中国古代诗人也曾作诗描绘人喝醉酒的情景。至迟在公元前1000 年左右，中国就发明了发酵酿酒的技术，使酿出的酒中酒精浓度比普通啤酒至少高三倍。中国优越的造酒技术，在于最早使用曲来酿酒，并且还发现要提高酒中的酒精浓度，只要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加进熟的并经过浸泡的谷物即可。这是世界第一流的酿酒技术，它酿出了高浓度的饮料。这种技术只是在数世纪前才流传到日本以及世界各国。因此，可以讲最早发明米酒的是中国。
14、弓箭：
中国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了弓箭。而欧洲的意大利在公元10世纪才使用弓，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年。
引用 1963年，在中国山西朔县峙峪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用燧石打制的箭镞。该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2.8万年。这个发现确凿地证明了中国先民在距今约2.8万年已经使用弓箭。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技术的一大进步，说明了人们已经懂得利用机械存储起来的能量：当人们用力拉弦迫使弓体变形时，就把自身的能量储存进去了；松手释，,弓体迅速恢复原状，同时把存进的能量猛烈地释放出来，遂将搭在弦上的箭有力地弹射出去。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而且弓箭的发明或许与音乐的起源也有某种关系。英国科技史家贝尔纳（j.d.berrnal)曾说：“弓弦弹出的汪汪粗音可能是弦乐器的起源。所以弓对于音乐的科学方面和音乐的艺术方面，都有贡献。”
关于弓箭的发明，中国古人有独特的理论，即“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指弹弓。在甲骨文中，弹字写作b ，为一张弓，弦中部有一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这种形状的弹弓，在中国一直广为流行。近代北京天桥的杂耍艺人中有打弹者，有的就使用这种弹弓，而西双版纳和缅、泰北就的傣族人，可能至今仍用这种的竹弹弓。也许，先民最初发明的只是发射小石子或泥弹丸的弹弓，之后进一步摸索，才将弓用于射箭，于是产生了弓箭。
据说是黄帝之孙——“挥”所发明，他任监管制造弓箭的官职“弓正”。 据传说正因为挥发明的“弓箭”使黄帝的政权更加强大，黄帝打败了蚩尤，就有“弓箭”的功劳。挥也是张姓的始祖，因他发明“弓”而得到张的封姓，所以张也就是有一个“弓”和“长”组成。
20世纪初发现于德国汉堡的stellmoor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最古老的弓，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9千年，比黄帝时代早了几千年。可惜在二战中毁于战火。
15、古代机器人：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东周时期，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古代机器人。
引用 西周时期，中国的能工巧匠偃师就研制出了能歌善舞的伶人，这是中国最早记载的机器人。
春秋后期，中国着名的木匠鲁班，在机械方面也是一位发明家，据《墨经》记载，他曾制造过一只木鸟，能在空中飞行“三日不下”，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人发明了最原始的机器人—自动机。它是以水、空气和蒸汽压力为动力的会动的雕像，它可以自己开门，还可以借助蒸汽唱歌。
1800年前的汉代，大科学家张衡不仅发明了地动仪，而且发明了计里鼓车。计里鼓车每行一里，车上木人击鼓一下，每行十里击钟一下。
后汉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成功地创造出了“木牛流马”，并用其运送军粮，支援前方战争。
16、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欧洲人到1731年才使用此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二千四百年左右。
（木有找到资料）
17、铁犁：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二千三百年左右。
引用 铁犁历史上曾有几百年时间，中国在许多方面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先，最大的优势也许就是它的犁。在历史上，西方落后的较突出的事例是：几千年来，数百万人以一种效率极低，消耗体力极大的方式犁地，造成对人的时间与精力的最大浪费。只有中国较早地摆脱了劣犁的束缚。当中国犁最终传到欧洲后，曾被仿制，同时采用的分行栽培法与种子条播机耧车，这直接引起了欧洲农业革命。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的基础却都来自中国，而决非欧洲本土所固有的。
1、犁的始祖
在农业劳动中，耕田翻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传说神农时代就已有了专门的工具——耒耜，《易经·系辞》即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可见耒耜全部都是木制的。
2、最基本和通用的犁在新石器时代的出现
最基本和通用的犁称为阿得犁。它有一个浅犁铧，仅能开出浅沟，因而有时也用于经常刮风和土壤疏松而干燥的地区。例如，这类犁目前仍在西班牙使用。它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乌鲁克。这种农具当时常常全用木料制作，因此没有保存下来。在中国，早期犁的考古证据是很不充分的。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的古代着作已提供了犁地的证据。中国出土的三角石犁铧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甚至公元前5000年早期。因此，牛拉的“阿得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使用了。
3、青铜犁铧的出现
约公元前16世纪真正犁（确切地说是旋转犁）的青铜犁铧，在濒临北部湾的越南境内出土，这个地区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但中国大多数犁铧在那时似乎是木制的，所以也没有保存下来。
4、铁犁的出现与发展
公元前6世纪，铁包木或实心铁犁已广泛应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犁，在质量上比西方通用的阿得犁好得多。希腊与罗马的阿得犁通常是用短绳捆在犁的底部，它们分别被称为“斯坦戈犁”和“袖犁铧”。同中国犁相比，它们既不坚实又不牢靠，即使是用铁制作的也是如此。
公元前3世纪，随着炼铁和铸造技术在中国的提高，导致了称为“輨”的犁铧研制。先人们把这个时期发展的更坚固的非脆性可煅铸铁用于农业中。从一开始，輨这类犁铧在设计上就比较先进，呈脊形，以便于犁土，而挡板以平缓坡度向上朝向中心，将土从犁上抛开，从而减少摩擦。大约在这一时期，铁犁已普及，而弓架式阿得犁开始废弃（只有土质极疏松和风力极大的地区继续使用），而代之以较重而更有效的方框式旋转犁。这种犁可以用于粘性较大的土壤，而阿得犁太轻又不结实，对这种土质不适用。这种犁也可以用于阿得犁未能垦过的处女地。
公元前1 世纪时，犁的宽度已超过15 厘米，能够开沟作垄。而在更宽的垄的两边较深地疏通垄沟，至迟在公元前4 世纪，中国朝廷官吏和学者就正式推广了框架犁。当时全世界没有一种犁能比得上中国的这种犁，坚固、方框式、重型、结构良好的犁以及新的犁壁都是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种犁的因素。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使用可调节杆，改变犁片与犁梁之间的距离，可精确地调整犁地的深度。这种新的操纵方式对农民来说意味着，犁可以经过改装而适应各种类型的土壤、各个季节、不同的气候条件以及不同的作用。犁确实成为具有多种用途的农具，对农民来说，这像是“鸟枪换炮”了。罗马人只有花大力气倾斜犁梁才能调节垄沟的深度，这是一种既笨拙又使人极易疲劳的办法。欧洲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大都处于这种情况。
到公元前2 世纪，大量生产铸铁农具的私人作坊已遍及中国。公元前100年时，汉代朝廷在许多省份建立了大的官营铸造厂。铁器在百姓中已相当普遍地使用，因此铁犁对普通人来说是很一般的东西。那时并不缺乏这些先进的铁犁，它们在富家中并非稀罕之物，正像早期欧洲条播机头200 年间使用时那样。
到公元前2 世纪或公元前1 世纪，四种不同的犁壁已广泛地应用于犁。犁壁对于犁具有极大的作用。它是犁在土层的翻土绞部件，可将犁起的土轻轻地翻到一边，使土落成整齐的垄坎，而不致造成堵塞。犁壁与犁铧之间有着良好的配合。由于有不同形状和角度，因此土壤以不同方式翻动成不同形状。早在苏格兰犁的设计先驱詹姆斯?斯莫尔2200 年,中国古代人民已应用了此原理。中国古代人民也知道，铁犁铧与犁壁的额外重量大大减少犁地的摩擦而得到更多的补偿。
结构良好的犁壁，可以将土块翻得恰到好处，顺利而又摩擦极少，因此，好犁犁地就像是用刀切黄油，较重的刀就更容易切黄油。所以，如果结构恰当，较重的犁就会开出较细且较深的沟，而不会出现多少麻烦。
到中世纪晚期，欧洲才知道有犁壁这种东西，即使在那时，其结构也是极其粗糙的。这种犁壁是将扁平的木片固定在犁上，提供有角度的表面，翻上来的土就会与之碰撞而分向两边。中国首先采用的曲形犁壁，到公元18世纪才出现在欧洲。由于欧洲缺乏这种犁壁，农民在犁地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从犁上抓下土和杂草，因为在犁地的尖铧与把土块翻向一边的粗壁之间没有光滑的联结表面。增加的摩擦意味着需要有成群的牛拉犁，而中国的把犁人一般只用一头牛，很少超过两头牛的。欧洲人通常要集资购买六至八头牛用于犁最普通的地，以致不得不倾家荡产。这同时还意味着，将要留出更多的土地作牧场，这样，就势必会减少为人生产粮的土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时处在今天美国与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当时却处在今天摩洛哥这类国家的地位。公元18 世纪以前欧洲原始的毫无希望的农业无法同公元前4 世纪以后中国的出色的先进的农业相比。
带有壁的中国犁在公元17 世纪时由荷兰海员带回荷兰。这些荷兰人受雇于英国人，任务是排去当时的东英吉利沼泽和萨姆塞特高沼地的水，他们带去了中国犁，后来被称为罗瑟拉姆犁。因此荷兰人与英国人最先在欧洲受益于高效的中国犁。中国犁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杂牌荷兰犁。”这种犁在水田里特别有效，因而欧洲人很快认识到，它在一般土地上也一定很有效。这种犁从英格兰传到苏格兰，又从荷兰传到美国和法国。到公元18 世纪70 年代，它是最便宜而又最好的犁。西方设计者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对这种犁进行了革新：詹姆斯．斯莫尔于公元 1784 年制出的犁比这种犁前进了一步，而j?艾伦?兰塞姆于公元19 世纪制出的各种犁则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由于采用了钢框架，产生了近代犁，它是对中国的犁进行多次改进的结果，也是导致欧洲农业革命的极重要因素。
18、大定音钟：
中国人于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大定音钟；欧洲人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引用 中国人于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大定音钟；欧洲人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编钟中的大定音钟也是楚国人的首创，欧洲人直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楚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32件，逮鼓1件，悬鼓1件，鼙鼓1件，手鼓1件，小瑟1件，琴1件，筑1件，排箫2件，竽5件，共计124件，可供一个庞大的乐队使用。楚的文化产业如此发达，在北方获得流行，以至于汉朝的乐器与歌曲多是楚文化的延续。
19、长明灯：
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
（个人存疑，因为百度百科上面木有明确说是在哪儿发现的。。）
小资料：长明灯的灯芯含有白磷等容易遇氧自燃的化学物质，密封的坟墓里是缺氧的，当有人打开坟墓时，大量含有氧气的新鲜空气涌入密封的坟墓，引起白磷等化学物质自燃，使长明灯被点燃。而开掘坟墓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历史越悠久的密封坟墓）其中因为缺氧，以及坟墓密封后自身产生的有毒化学空气，一般开墓之后的前一段时间是不能进的（很多没经验的盗墓者死在窒息或中毒），要等墓室空气清净才能进。这个时间差造成人们进入墓室发现灯是燃烧的，结果误以为是灯一直都是点亮的。
20、算盘：
公元前550年中国人发明了算盘，用于计算。
引用 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算盘的起源问题直至今天仍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清代数学家梅启照等主张的东汉、南北朝说。其依据是，东汉数学家徐岳写过一部《数术记遗》，其中着录了十四种算法，第十三种即称“珠算”，并说：“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后来，北周数学家甄鸾对这段文字作了注释，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这些文字，被认为是最早关于珠算的记载。当时的五珠中算盘不是穿珠算盘——珠中无孔(没有档),名曰珠盘和盘珠。那时把涂有不同颜色的算珠放在一个刻有一排排纵向弧形槽内的木盘上。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描写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作加减法的简单算板，与后来出现的珠算，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清代学者钱大听等主张的元明说，即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二十九卷《井珠》，引当时谚语形容奴仆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后人称此为“三珠戏语”。把老资格的奴婢比作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说明当时的算盘已很普及。宋末末元初人刘因的《静穆先生文集》中有一首以《算盘》为题的五言绝句：“不作翁商舞，休停饼氏歌。执筹仍蔽簏，辛苦欲如何。”这也是算盘在元代出现的明证。至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的《鲁班木经》中，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尺寸，还出现了徐心鲁《算珠算法》、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等介绍珠算用法的着作，因此算盘在明代已被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朝、流行于宋朝的第三说。其依据是，一，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家药铺，其正面柜台上赫然放有一架算盘，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将画面摄影放大，确认画中之物是与现代使用算盘形制类似的串档算盘。二，1921年在河北巨鹿县曾挖掘到一颗出于宋人故宅的木制算盘珠，已被水土淹没八百年，但仍可见其为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毫无两样。三，刘因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算盘》诗，与其说是描写元代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宋代事物的反映更为确切。同样，陶宗仪的“三珠戏语”所见元人谚语中已有算盘珠之说，也反映出“是法盛行于宋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算法统宗”条）。四，元初的蒙学课本《新编相对四言》中，有一幅九档的算盘图，既然在元初已为训蒙内容，可见已是寻常之物，它的出现，至少可上推到宋代。此外，宋代的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较多的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科技文化的发展较为滞缓，算盘诞生于此时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济文化都较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使用了两千年的筹算在此时演变为珠算，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是极有可能的。 算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关它的起源却争论了上百年，无法统一。但愿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早日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告慰于古人．无愧于后代。
21、地毯：
公元前五百年地毯已在中国应用。
引用 地毯是中国着名的传统手工艺品。中国地毯，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以手工地毯着名，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300多年以前；有实物可考的，也有2000多年。它始于西北高原牧区，当地少数民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的需要，利用当地丰富的羊毛捻纱，织出绚丽多彩的跪垫、壁毯和地毯。由于维、蒙、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东各国互相交流，逐渐形成了卓越的古代中国地毯艺术。
22、双动式活塞风箱：
中国人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西方于16世纪才用双动式活塞风箱。比中国晚了二千一百年左右。
引用 它在老子的哲学巨着中被描述如下：对它推拉得越多，给出的风量越大。天地之间不正像风箱吗？虽然它空，却不会穷尽。老子的着述时代，虽然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最保守的估计约在公元前4世纪，哪种说法都可能是正确的。文中的第三句至关重要，因为它似乎指双动活塞式风箱的连续动作。《老子口道经》用它比喻空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是说，皮橐内充满空气而不塌缩，拉动其体又能将其内空气压出。空气通过输风管可进入熔炼炉中。
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的画面。它有三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是单橐作业，至迟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多橐并联或串联的装置，名为“橐籥”，汉代又称之为“排橐”。
23、水涌钵
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水涌钵。
（没查出来这是什么东西。。。o(╯□╰)o）
24、空位表零法：
中国人在公元四世纪以前就开始用空位表示零，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表示的。
引用 中国人在公元四世纪以前就开始用空位表示零，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表示的。按照西方的传统说法，用符号“0”来表示零，是印度人在公元九世纪发明的，它出现在公元870年瓜摩尔的碑文中。但是，实际上，符号“0”的出现要比这早得多。在公元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碑文中，以及在公元686年苏门答腊附近的邦加岛上的碑文中，均出现这一符号。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国家出现的零的符号，是由中国传过去的，而他们又将这符号传到印度。零非常重要，如果忽视了零，那么现代技术就会瓦解。当然用空位表示零这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然而我们并不是说使用“0”符号的绝对优先权属于我国，因为直到1247年“0”符号才第一次在我国印刷品中出现，尽管我们确信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使用这个符号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表示零的符号中国人在何时、何地首先使用的，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
25、化学武器：
利用毒气进行化学战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早期。
26、马胸带换具：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马胸带换具。在此之前，西方在公元8世纪换马的惟一手段是“项前肚带换具”。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方法，因为皮带勒在喉部，意味着马一旦使出最大力气就会立即窒息死亡。我国发明的马胸带换具克服了这一缺点。我国的这项发明后来通过中亚传到了欧洲。欧洲考古学家在公元7至10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胸带换具遗物。
27、石油照明法：
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石油照明法和天然气照明法。
28、铸铁术：
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铸铁术。
引用 '700')this.width='700';" title="中国的100项发明（没整理完呢，要断电了，我先发上来t t斑竹能不能晚点再看> <）">
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铸铁术。中国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己经运用鼓风炉来铸铁, 而欧洲在1380前还没有这种类似的技术。除此, 能提供高温的煤是从4世纪, 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开始作为燃料使用的。 但在欧洲方面, 迟至17世纪, 英国才进行了用煤来炼铁的不成功尝试。
29、马肩套挽具：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马肩套换具。这比在欧洲出现胸带具后一百年出现的肩套换具要早一千年。中国人还发现，肩套换具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换绳可以拴在肩套（项圈的两侧，直接套在车上）。正是这种形式的肩套换具，今天仍在全世界普遍采用。
30、硝石鉴别方法：
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发现了硝。这比西方早2000年。在发明火药之前，首先必须认识到并且获得它的三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这就是硝石。西方在中世纪以前不知有此物，欧洲缺少此物，而中国资源丰富，并且可区别于其他矿物而予以提纯。鉴别硝石是根据颜色反应。硝石燃烧发出紫色火焰可证实钾的存在。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会用此法鉴别硝石的存在。中国人发现硝石为后来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
31、世界上第一条等高（线）运河―――灵渠。
西方于公元13世纪才建了等高运河，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引用 公元前3 世纪, 中国人开开凿了世界上第一条等高线运河(即利用和遵循地面等高线以绕过或越过山丘), 这就是灵渠。 灵渠把两条流向相反的河流连接起来, 它的修建使直线距离逹2000多公里, 这使从北纬40度直到北纬22度的连续内河驳船航运成为可能。到了9世纪, 灵渠中已建成了18座溢水闸门, 到了10或11世纪, 这些溢水闸便全部改为船闸。 直到13世纪初, 欧洲似乎还没有一条可与它相提并论的运河, 到17世纪法国开凿4条大运河以前, 欧洲没有任何运河系统可与中国的相比。 李约瑟估计: “就运河系统的里程而言, 欧洲所有的运河加起来可能还赶不上中国的人造通航水道。”
32、立体地图：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立体地图。
33、吊桥：
中国人李冰于公元前3世纪在四川省灌县修建了安蓝桥。这是世界最早修建的竹缆链桥。
34、记谱法：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人已发明了记谱法。
35、造纸术：
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蔡伦制出了蔡侯纸。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36、降落伞：
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降落伞。西方人利诺曼德于1783年，多次从树顶或房顶上跳下去，结果很成功，他把这叫降落伞；这比中国人发明降落伞晚了一千九百多年。
37、焰火：
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焰火。
38、微型热气球：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发明微型热气球。
39、墨水：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墨水。
40、曲柄摇手：
3 中国发明
71、卷线钓鱼器：
中国人于公元3世纪发明了卷线钓鱼器，当时它叫做“钓车。而西方到1651年，才开始在鱼杆上使用卷线轮，比中国晚了一千三百年左右。
72、直升飞机水平旋翼和螺旋桨：
公元4世纪中国人葛洪已谈到关于直升飞机旋翼。那时中国有一种儿童玩具竹蜻蜓已如直升飞机的旋翼。它有一根轴，上面绕着一条线，轴上装着几个叶片，定好角度，一拉线，旋翼就向空中飞升上去。这种玩具对欧洲航空先驱者影响甚大。
73、桨轮船：
中国人于公元418年发明了桨轮船。
74、“西门子式”炼钢法：
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西门子式”炼钢法，当时叫“共熔”炼钢法。这就是1863年马丁一西门了平炉炼钢法。中国比西方早一千四百年左右。
75、油印技术：
公元500年中国人发明了油印技术。
76、水力磨面机：
公元530年，中国人发明并制造出了水力磨面机。公元13世纪，欧洲人才使用这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七百年左右。
77、海滩航行：
公元500年中国人发明了海滩航行。。
78、指针式标度盘装置：
中国人赵达于公元570年发明了指针式标度盘装置。
79、火柴：
世界上第一根火柴是由中国人于公元577年发明的。中国人使用火柴几乎比欧洲人早1000年！
80、国际象棋：
中国人于公元6世纪发明了国际象棋。而西方到公元7世纪才下国际象棋，比中国晚了一百年左右。
81、弓形拱桥：
公元610年，中国建筑工程学派奠基人李春，发明并建造了弓形拱桥――通桥，又名赵州桥或大石桥，比西方于1345年建造的维奇奥拱桥，早了七百年。
82、浮板：
中国人于公元759年以前发明了浮板。
83、熨斗：
公元800年代，中国人发明了熨斗，并开始使用了它。
84、纸币：
中国人于公元8世纪发明了纸币，不过发行机构是政府。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首先推出了钞票，比中国晚了七百多年。
85、火药：
中国人于公元850年发明了火药。十世纪时中国人已用来发信号和制造烟火。西方人到12世纪后期才开始关注火药，比中国晚了三百多年。
86、扑克牌：
公元9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扑克牌，西方到公元1377年，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扑克牌，比中国晚了五百年左右。
87、火焰喷射器：
中国人于904年发明了火焰喷射器，并且用之于打仗了。
88、枪炮：
大约公元905年，中国人发明了枪炮。这枪就是火枪（或称长矛）。欧洲人到1396年才开始用火枪，比中国晚了四百多年。
89、麦卡托投影：
公元940年，中国人发明了麦卡托投影；公元1568年英国才有人用麦卡托投影，比中国晚了六百年左右。
90、链式传动装置：
中国人于976年发明了链式传动装置――链式传动带；欧洲人到1770年才开始使用链式传动带，比中国晚了八百年左右。
91、凸轮：
中国人于公元983年发明凸轮，并应用于借水力提升的重型链。同一时间，在西方意大利塔斯坎民的一座浆洗作坊中应用了凸轮。
92、运河船闸：
公元984年中国人乔维岳发明了运河船闸，从而提高了河运能力。到1375年欧洲也建成了第一个船闸，这比中国已晚389年。
93、种痘免疫法：
中国人在公元10世纪发明了种痘免疫法。到1700年，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轻型天花接种开始广泛在欧洲采用，由中国传去的这种接种方法，后来发展成为接种牛痘的免疫学。
94、机械钟：
公元11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机械钟。西方到13世纪才制出机械钟，比中国晚了二百年左右。
95、水雷：
中国人于公元1374年发明了水雷
96、大炮：
中国于1280年发明了在炮。这时中国人制成了首批信而有徵的铜铁大炮（徵是验证的意思）。
97、火箭：
中国人于公元1150年发明了火箭，并使用了火药为燃料的火箭打仗。
98、眼镜：
中国人于公元1300年发明了眼镜，这时意大利也开始使用眼镜了。
99、古代直升飞机：
中国人徐正明于公元17世纪发明了直升飞机。
公元17世纪中国苏州巧匠徐正明，整天琢磨小孩玩的竹蜻蜓，想制造一个类似蜻蜓的直升飞机，并且想把人也带上天空。经过十多年的钻研，他造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它有像竹蜻蜓一样的螺旋桨，架驶座像一把圈椅，依靠脚踏板通过转动机构来带动螺旋桨转动，试飞时候，它居然飞离地面一尺多高，还飞过一一条小河沟，然后落下来。
100、回音壁：
公元1530年，中国人发明了回音壁；同时，还发明了三音石和圆丘。它们皆建在天坛
中国历史 中国在历史上有多少项大发明
中国在历史上有多少项大发明？
人们都知道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然而，人人都知道的事不一定人人都明白。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candano，jerome，1501-1576）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在此之后，简·博定（jeanbodin）重申了同样的论断。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1585年首次出版、1638年完成的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stradanus）《新著》一书于封内刊出的图，依次排列了九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即：美洲大陆的发现、磁罗盘、火器、印刷机、机械钟、愈疮木、蒸馏技术、丝和马镫，三大发明均位居前列。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纸是印刷的载体，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据此，把“三大发明”扩称为“四大发明”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国至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即有“中国四大发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这一提法已被广为认可。1946年10月，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李氏在这里虽沿用了前人三大发明之说，但加上了造纸术，实际说的是四大发明。他也认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由上可知，中国三大发明的提法最初是源自西方，那是一些学者就这几项发明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这种提法既有经典的意义，同时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涵义。如果不明其来由，误以为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那是未必妥当的。多年来，常有人提出这个那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即由此错觉而来。事实上，学术界从未就中国在历史上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及其排序作过认真的研讨，更不曾有众所公认的定论。近百年来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基于这样的学术积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检点其重大发明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影响应能生发新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中国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呢？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大发明？这里涉及到对发明特别是大发明的评价标准问题。发明乃物质与非物质人工自然之始创。发明有大小、轻重之别。究竟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是大发明呢？作者认为，这至少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原创性，发明创造贵在原创，不具备这一条是称不上大发明的；重要性，有各种各样的小发明、中发明和大发明，其重要性须由其在文明史、科技史上所占地位亦即分量来衡量；功效，这一发明对社会发展、文明进程所起推动作用，在各个地区所产生的实际效用与影响，等等。
为对发明作科学的界定，以下四条限定也是有必要的：科学发现和纯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有别，不宜归入发明之列；工程建设须应用既有发明创造成果或因自身需要而有所发明创造，但工程本身并不属于发明的范畴，亦不宜归入发明之列；有些重大发明如钻木取火，属人类早期文明所共有，以不归入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发明之列为宜；存在重大争议的发明宜进一步研究后再作决定。
“中国二十四大发明”之一说
中国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必定会存在种种说法和争议。作者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至少为人类进步提供了二十四项原创性重大发明。
粟作和稻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距今约近一万年的农业革命以谷物种植为主干，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北方地区在早期以粟黍为主，南方地区则以水稻为主，两者都原产于我国，为先民们的主要粮食来源。稻作农业俟后向中国的周边国家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栽培技术堪称世界级的原创性重大发明，可视作中国稻作在现时代的延续。
蚕桑丝织。传说蚕桑丝织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后人把她奉为蚕神，尊称之为“先蚕”。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技艺之始创是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的母国，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苏锡常、杭嘉湖等环太湖地区藉养蚕、缫丝、丝织成为富庶之地，清代三大织造就设在江宁、苏州和杭州。
琢玉。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都籍琢制而成。那是一种以轮带动作精细加工的工艺，可琢深孔和细如发丝的纹饰，为上古时期的高精技术。这一技艺历代相传、续有发展，造就了中国特有的灿烂的玉器文化。
汉字。汉字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到汉隶、宋楷……，汉字的创建和衍变、它的形、音、义之构成，都自成一格、与世界上其他文字迥然不同。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太重要了。汉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太重要了。如今，汉字的先进性及其优异功能正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进一步走向世界。从原创性、重要性和功效来衡量，汉字允称中国的第一大发明。
木结构营造技艺。居者当有其室，安居方能乐业。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居室、作坊、宫殿、庙宇均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而与欧洲古代以石构建筑为主判然有别。它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独特创造，其建筑形式与技艺诸如梁柱结构、榫卯联接、前堂后室的格局，城市的中轴线对称布局、斗拱、藻井等均自成体系，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具有重大影响，在现时代也仍有现实的价值和发展空间。
青铜冶铸术。中国的青铜文明虽较为后起，但技术上却后来居上且自成体系。诸如具原创性的井巷木结构支护、竖炉、“硫化矿——冰铜——铜”冶炼工艺、分铸法、失模法等技艺均由先秦矿师和铸师率先发明，为创建位居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从工艺传统和技术的层面为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之很早发轫作了充分的准备。
十进位值记数法。逢十进位、以所在位置定该数之值，称作十进位值记数法。中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用十进位值制记数和作四则运算。这是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内的一项原创性重大发明，之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
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发明了生铁冶铸术，比西方约早18个世纪。以生铁冶铸为基础，中国人发展了一整套独特而且先进的钢铁冶炼和加工工艺，诸如铁范铸造、铸铁柔化术、炒铁、灌钢等，从而创造了辉煌的钢铁文明，为战国至近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技术、物质基础。
中式烹调术。“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以五谷果蔬为主的膳食结构是有利于健康和符合现代理念的。中式烹调术在炊具、技法、菜式、餐具等方面都与西方大异其趣。诸如用铁锅炒菜，用筷子进食，至为丰富和色香味俱全的各色面食、八大菜系、素席、药膳以及著名的北京烤鸭等等，无不脍炙人口、彰显着中国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独创、卓越与精致。遍及海外的中餐馆正是中式餐饮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证明。
中医。被誉称为“歧黄之道”的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系约自周代起逐步形成，后经长期发展趋于成熟和得到完善。在五行生克、经络和脏腑学说的理论指导下，举凡养生、房中、望闻问切、方剂、炮制、针灸、正骨等医术无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数千年来和藏医、蒙医等一道，为国人的健康、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中医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中华民族的宝库。中医的长处已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验证。中医的奥秘仍待进一步的研究予以阐明。作为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之一的中医将与西方医学长期并存、协调发展，取消中医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髹饰。髹饰是漆艺的古称。中国是漆树的原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用漆装饰和保护器物。战国漆器已有很高水平，汉代设漆官专司其事，技艺高超，分工精细，所制器物为世所珍重。在长期发展中，髹饰衍生出夹、剔红、脱胎、镶嵌等品种，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地。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是漆艺的最早专著。
制瓷。中国是瓷器制作的母国，其英文名称china即由此而来。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现，青瓷烧制技艺至东汉趋于定型。之后，历唐宋至明清，各类瓷器精彩纷呈，成为民众居家必用之物，且大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至今，宋代官窑、元青花瓷等名窑仍为各大博物馆竞相珍藏之物。
造纸术。中国古代又一重大的原创性技术成就。它的发明与推广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书写载体及传承方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应用创造了前提条件。传统手工造纸现仍遍布中国各地，在文化事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漏刻。漏刻藉水流量测度时间，漏指漏壶，刻为箭刻即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起源甚早，汉代将单壶沉箭法改成双壶浮箭法，提高了它的计时精度。东汉以降，漏刻的日误差多在1分钟以内。到宋代，燕肃以虹吸代替滴水并增设分水壶，对漏刻作了重大改进。在公元18世纪以前，漏刻一直是世界上最精确的计时仪器。
印刷术。印刷术由中国始创应无疑义。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到北宋的活字印刷，这一发明有序推进和广为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达与繁荣。中国印刷术传播到了韩、日等国，之后又被引入欧洲，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这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
茶的栽培和焙制。中国是茶树的原生地。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逐渐掌握了茶树栽培、茶叶焙制及饮用的成套技艺，养成了饮茶的习俗。唐代陆羽据此撰述了名为《茶经》的专著，被后人奉为“茶圣”。如今，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无论绿茶、红茶和黑茶，各色茶品均以其色香味和有利于健康深受人们喜爱。
指南针。中国人早在战国时期便具备了某些磁学知识。用磁针导航是始自宋代。指南针和船尾舵、水密隔舱、对风力的有效利用等杰出发明为远洋航行的航向把握、动力与安全性提供了保障，促成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和其后的一系列地理大发现，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地球的认识，极大地扩充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空间。
火药。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的联系，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热的爆燃现象是在唐代发现的。黑火药的赔方首载于北宋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宋元时期，火药已广泛用于烟花爆竹、火器的制作及井下爆破。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几经改进，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深井开凿技术。四川自贡地区至迟自宋代起即开凿小口径的卓筒井，用以汲卤煮盐。之后，约于明代发展成使用冲击式顿钻法以及泥浆提升、固井防塌、钻具打捞等技法的成套深井开凿技术，至清代井深可达千米，是为现代油气深井开凿之先河。
水运仪象台。由苏颂、韩公廉于公元1092年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以水为动力、由一系列齿轮机构传动、集天象观测、演示和计时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天文仪器。它高达11·3米，底宽6·6米。第一、二层分设水力驱动和报时系统，按时初、时正、刻和更由木人以鼓、铃、钟报时。第三层设浑仪，层面板可启用，类似现代天文台的活动屋顶。枢轮顶部设杠杆控制机构使能定时、定距转动，为公元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机械钟表所用锚状擒纵器的先河。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也是古代最大最复杂的机械装置，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天文仪器和机械设计制作所达水平。
珠算。算盘是最早的计算器之一。它借助口诀和熟练的手法实施快速的四则运算，还可以开方、立方和解方程式。至今用珠算做加法，在速度上仍胜于电脑。“珠算”一词始见于战国，但用算盘做珠算是成熟于宋代，有《清明上河图》所绘实物为证。这一发明极为卓越和独特、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巧思和想象力。它的应用至广，对经济发展和民智开发有很大贡献，并传播到了韩、日、越南等周边国家。
火箭。由喷射推进的火箭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至迟在公元十三世纪上半叶，筒式的飞火枪已在战争中使用。明代火箭武器的射程可达三四百米，并出现了集束式火箭、飞弹型火箭、二级火箭和往复式火箭的雏形，如神火飞鸦、火龙出水和飞空砂筒等，是为现代火箭和导弹的先导。
曲糵发酵酿造技术。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并称为世界三大蒸馏酒。其中，唯独中国的白酒是由人工制曲、用内含霉菌和酵母的曲种来发酵的，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微生物的生物工程实践。这一技艺还广泛用于醋、酱和酱油的酿制。中国人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中酿造制品就占了两项，可见其对国计民生至为重要。韩国的大酱、日本的酱汤也都源自中国。
精耕细作的生态农艺。约从战国时代起，精耕细作逐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一项传统，经长期发展至明代趋于定型。拥有土壤整治、田间管理、多熟种植、维持地力、良种选育，能量循环等众多配套措施的这一农艺体系，既合乎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又与注重环保和生态平衡的现代理念相契合，从而在当前和未来的农业生产中仍将蕴有充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二十四项大发明止只是聊备一格的众说纷纭之一说，是否妥当有待进一步的研讨。这二十四项发明中，稻作、丝、十进位值制、漆、瓷、纸、印刷术、茶、火药、火箭和指南针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已是既成事实；汉字、中式烹调术和中医的重大价值与潜力正在凸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它们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可以预期的。
大发明既有二十四项之多，总得有个排序。卡丹、培根和李约瑟都视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为“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或“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有些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种说法并未为学术界普遍认可。本文的排序系从发明的始创年代或其成熟期来考虑的，是否妥当也有待
原创性发明涌现的必要前提
纵观二十四大发明，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在这二十四项发明中，有四项始自史前、三项始自夏至春秋、七项始自战国秦汉时期，其他十项分属中古和近古，其中唐代两项，宋代六项，元明各一项，至清代便再也未出现任何原创性重大发明。这表明，中国人的原创力在战国秦汉是处于巅峰状态，唐代仍具盛世气象，宋代承前朝遗泽、经济发达，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元明已呈衰颓之象，有清一代虽号称有“康乾之治”，却昧于世界大势，不思进取亦无能进取，致酿成国弱民贫的百年落后局面。凡此种种都是与各该时期社会进步的态势紧相关联的。
创新的动力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与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前提。中国近古时期之所以欠缺甚至全无重大的原创性发明，盖在于历史包袱太重、政治经济体制迟迟不能更新，导致社会发展滞缓、民智闭塞、心灵禁锢、鲜有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我们理应牢牢记取。
清末迄今已近百年，老大的中国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缺少重大的发明创造是可以理解的。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栽培技术堪称重大的原创性发明，之所以得以成就是源自谷物增产的紧迫需要和袁氏本人的民生关怀、创新意识和敬业精神，亦与社会进步的大背景有关。即便是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重大原创性发明之获得仍是可能的。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自信。传说中的大发明家有仓颉、神农、黄帝、嫘祖……，见于文献记载、确有其人的有鲁班、扁鹊、欧冶、蔡伦、毕升、陆羽……他们可视作某一世代相继的发明群体的代表和大师级人物。事实上，许多重大发明创造仍在不断完善。在白话文运动中，刘半农造了一个“她”字，以其合理和有用迅即为国人所采纳，他是在继续仓颉的工作。神农、黄帝、嫘祖、鲁班、扁鹊、欧冶也都有他（她）们的继承者。发明创造是代复一代的中国人的共同事业。
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女子的发型法式
古代女子的发型分类
发型与发冠既能增加女子的仪容美貌，又是区分女子年龄和身份的重要标志。
古代女子的发型多种多样，并且不断变化的，仅唐朝段成式的《髻鬟品》中，就记载了不下百余种。
虽然各种发髻的名称相当多，但基本都是按照髻的形态和装饰来命名的。如：发髻似螺，曰螺髻；似凤，曰凤髻。
而古代女子发型的变化，基本上是按照梳、绾、鬟、结、盘、叠、鬓等的变化而成，再饰以各种不同的簪、钗、步摇、珠花等首饰。
而古代女子的发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一、双挂式。
二、反绾式。
三、拧旋式。
四、结椎式。
五、盘叠式。
六、结鬟式。
一、【 双挂式 】
双挂式之梳编法，是将发顶平分两大股，梳结成对称的髻或环，相对垂挂于两侧。
这种发式多用于宫廷侍女、丫环侍婢或未成年之少女。 据记载从秦开始，延续及近代。
其中最典型的是双丫髻及双挂髻，这种发式在存世的古画中特别多见。敦煌千佛洞供养人之侍女与阎立本〈列帝图〉之宫侍，皆类似这种发式。
双挂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①丱(guàn)发
②双平鬟
③双丫髻
④垂挂髻
⑤十字髻
1.1 『 丱(guàn)发 』
丱(guàn)发，童发，为儿童或未婚少女之发式 。
南朝 梁简文帝的《舞赋》：“丱发初筓，参差俱集。”
它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形象的图象资料如西安草厂坡出土的北魏彩绘陶俑，梳的就是这种发髻。魏晋之后各朝均很少见。
1.2 『 双平髻 』
双平髻，其梳编法是将发平分于两侧。再束结成环，使其对称而自平垂。挂于两侧。
这种发式在仕女图中颇为多见，多用于未婚少女或儿童。
1.3 『 双丫髻 』
双丫髻，双挂式中最常见之发式，两髻形状如“丫”形，故称丫髻。因有两髻，故又名“双髻丫”、“双角髻”、“双童髻”。
前额外负担多饰有垂发，俗称刘海。
一般为侍婢、童仆或男女儿童常梳的发式；未婚女子也有梳的，但多为贫家女儿 。
1.4 『 垂挂髻 』
垂挂髻，结成髻或鬟，垂挂于两侧，额前饰有垂发。
据〈丹铅录〉记载：“北齐后宫之服，女官八品、偏垂发。”
（注云：垂发，覆目也，盖夷中少女之饰，其四垂短发仅覆眉目，而顶心长发，绕为卧髻，宋人词所谓鬓垂偏荷叶也。今世犹有之 ）
1.5 『 十字髻 』
十字髻，因其发型呈“十”字型而得名。
其梳理顺序是先于头顶正中将发盘成一个十字型的髻，再将余发在头的两侧各盘成环形，下垂至肩，上用簪梳固定。
此发式独特而庄重，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妇女之中。
二、【 反绾式 】
反绾式的梳编法是将发拢住，往后拢结于顶，再反绾成各种形式。
如绾成双刀，称“翻刀髻”。绾成惊鸟欲飞，称“惊鹄髻”。
绾成元宝，称“元宝髻”。反绾成高墙，称“高髻”。
多流行于盛唐，为后妃贵妇之盛装，如〈韩熙载夜宴图〉中之一梳反绾式。
反绾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元宝髻
2、双刀髻
3、惊鹄髻
4、朝天髻
2.1『 元宝髻 』
元宝髻其梳编法是将发拢结于顶，再置木或将假发笼蔽，呈元宝状。
据〈晋书〉记载：“用发既多，不可恒载，乃先木及笼上装之，曰假髻或假头。”
唐张雄夫妇合葬墓所出土之女俑亦类似这种发型。
2.2『 双刀髻 』
双刀髻其梳编法 是将发往上拢结于顶，再反绾成双刀欲展之势。
又称“刀形双翻髻”。按其制法，可能都属于假髻。
曾流行于初唐宫中，后传于贵族妇女中，士庶女子少见，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的侍女和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的女俑可以得到资证。
2.3『 惊鹄髻 』
其梳编法是将发拢上反绾，成惊鸟双翼欲展之势，生动而有趣。
是一种双高髻。梳理时，将发提起，编盘成惊状之鸟展翅欲飞的样子；也有先做好义髻后固定于头顶。
在汉末三国(魏)时就有，马缟《中华古今注》：“魏宫人好画长眉，令作蛾眉、惊鹄髻。”历经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长安城内仍流行这种发式。
2.4 『 朝天髻 』
朝天髻，其编法将发拢上，束结于顶。再反绾成高髻朝天。
据记载：“宋理宗朝宫妃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号朝天髻。”
宋代所建的太原晋祠女像，亦类似这种发型。
三、【 拧旋式 】
拧旋式梳编法，是将发分几股，似拧麻花地把发蟠曲扭转，盘结于头顶或两侧。
这种发式灵活旋动，很助美姿。 如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卷》之仙女，唐周肪的纨扇仕女图亦属于这类发型。
拧旋式变化一般有侧拧、交拧、叠拧等几种形式。
拧旋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型：
1、随云髻
2、凌虚髻
3、灵蛇髻
4、回心髻
5、朝云近香髻
3.1『 随云髻 』
“随云髻”类似侧拧之形式，其髻如随云卷动。《国宪家猷》：“陈宫梳随云髻。”
这种发式生动灵转，颇为仕女所好。
《红楼梦》第八十九回：
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
3.2 『 凌虚髻 』
“凌虚髻” 属于交拧的形式，其髻交集拧旋，悬空凌托顶上，摇而不脱落。
据《中华古今注》记载：“隋有凌虚髻、祥云髻。”
3.3 『 灵蛇髻 』
灵蛇髻 ，古代妇女发式，始自魏、晋时期。髻式变化无常态，盖随时随形而梳绕之。
《采兰杂志》：“甄后既入魏宫，宫庭有一绿蛇，口中恒吐赤珠，若梧子大，不伤人，人欲害之。则不见矣。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形于后前，后异之，因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一二也”。
视蛇之盘形而得到启发，因而仿之为髻。
3.4 『 回心髻 』
回心髻类似盘拧的形式，其编法是将发分股交拧，盘结回心于头顶或头前。
据《中华古今注》记载：“梁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
清佚名之《胤祯妃行乐图屏》中亦有这种发式 。（下图右上）
3.5 『 朝云近香髻 』
朝云近香髻，是类似叠拧的形式，其编法是将发分股拧盘，交叠于顶，生动而稳定。
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
这种发式别具一格，饶有风趣。在《八十七神仙图卷》中亦有此种发式。
四、【 结椎式 】
结椎式的梳编法是发拢结在头顶、头前、头后或两侧，然后用丝绳束缚，盘卷成一椎、二椎或三椎，用簪贯住，耸竖于头上。
据《事物原始》记载：“孙寿为堕马髻，赵合德入宫卷发，号新兴髻，孟光为椎髻。”
结椎式蕴藉持重，温文尔雅。从商周一直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皆有延用。
结椎式有以下几种典型的发式：
1、高椎髻
2、抛家髻
3、倭堕髻/坠马髻
4、倾髻
5、牡丹头
4.1 『 高椎髻 』
“高椎髻”其梳编法是将发拢结于顶，挽成单椎，耸立于头顶。
据《妆台记》记载：“宋理宗朝宫妃梳高髻于顶，巍峨高耸，号高椎髻。”
在宋代山西太原晋祠女塑中亦有这种发式。
4.2 『 抛家髻 』
抛家髻，其梳编法是在头顶挽椎成髻，两鬓缓长，以泽胶贴而抱面。亦称“鬅鬓”，“凤头”。
这种两鬓抱面的髻式，是唐代后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发式。今京剧旦角仍延用之。
这种发髻的特点，以两髻靠面，头顶再加一椎髻/三个或一个高耸起来的「栕印梗蛞欢饲阈背逝鬃础
人文通史 中国音乐史
第一章 远古先秦音乐
我们的祖先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经历了几十万年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我国地域广大，各地都发现有远古人们活动的遗迹，但其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在每个历史阶段存在和延续的时间，有先有后，有长有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说来属于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长江流域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它们的音乐遗物证明，黄河、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最早发祥地。约五千年前，各个氏族部落先后进入氏族社会晚期，音乐文化有了显着的发展。属于这个时期的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原始乐器皆可为证。
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原始音乐。从现存远古传说，可以看出音乐起源于劳动，并与巫术、原始舞蹈、诗歌溶为一体，为劳动实践和氏族集体的利益服务。我国古书所载“百兽率舞”与“奋五谷”等传说均说明它们与先民们的祭祀、狩猎、畜牧、耕种生活有关。各个文化遗存地区出土有原始乐器，如陶埙、用禽兽肢骨制成的“骨笛”、陶角、鼍鼓及陶铎等。
从公元前二十世纪的夏朝起，我国历史进入奴隶社会。
关于夏文化仍在探索中。夏以后的商（约前17—前11世纪）和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0年），已是文明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音乐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出现了《桑林》、《濩》（hú音户）、《选罚╦iè音节）、《大武》等乐舞，并有更多的乐器品种出现。此外还产生了多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已经有了绝对音高、半音观念，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兴办了一些音乐教育事业。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和封建社会初步形成的时期。当时列国纵横，战争频繁，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几个大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各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推动了音乐文化的发展。首先在郑、卫、宋、齐、（今河南、山东）各国，商周旧乐“雅颂”开始失去往昔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民间新乐“郑声”日益受到重视。
《诗经》所载十五国“风”和二“南”、“小雅”，很多都是各地优秀的民歌或贵族的吟唱。城市中的音乐生活也很丰富，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民间歌手和器乐演奏家。以编钟为主的钟鼓乐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南方楚、越、滇等地的音乐文化相当发达。大诗人屈原填词、楚国女巫祀神时唱的“楚声”——“九歌”，越国裸体女巫跪唱祭祀的铜雕，滇人祭祀时敲击的铜鼓、羊角编钟，似乎使我们看到了南国艺术特有的神韵和丰采。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理论空前活跃。见于曾侯钟的乐律铭文和《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音律》的三分损益法，记述了我国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音乐美学方面，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聘、庄周重艺术、重精神。他们的见解，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育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百兽率舞”与《奋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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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百兽率舞.jpg
先秦典籍《尚书》中记有“击石挝石，百兽率舞”的传说故事。大约在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开始进入以渔猎为生的母系氏族社会。他们在劳动之余需要抒发和表达生活和劳动中的感受，用艺术的形式再现狩猎时手持武器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于是产生了用于祭祀以狩猎为内容的原始歌舞音乐。所谓“击石挝石，百兽率舞”，就是远古人们敲击着石头化装成各种野兽歌舞祭祀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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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奋五谷.jpg
近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上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其内壁上有五人一列，共三列舞人，环绕盆沿形成圆圈。下面有四道平行带纹，代表水面。盆中盛水以后，这些舞人好像在河边，摆动着身上装饰的兽尾，欢快地歌舞。从画面来看，舞者神态逼真，作育节奏的跳跃动作。它是我们了解原始社会歌舞的生动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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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石磬.jpg
至于敲击的石头，最早可能是原始的石制生产工具，后来逐渐演变成祭祀时伴奏歌舞的礼乐器。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至今年代较早的“石磬”。它的斜上方，有一个悬桂用的圆孔，并有长期使用的磨损痕迹，整体打制得非常粗糙，有的棱角还十分锐利，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我们曾将它悬挂起来敲击，仍能发出清脆嘹亮的声音。测音结如表明，其音高为#c。
大约从六、七千年前起，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他们除狩猎以外，已经开始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在音乐上得到相应的反映。传说在一个叫做葛天氏的氏族里，流行着一种集体歌舞。表演时，由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踏足而歌。殷商时代甲骨文中的“舞”字，写作“■”或“■”，像一个人两手各执一根牛尾在舞蹈，就是表现了当时人们跳舞的形象。
《吕氏春秋》记载，跳这种舞蹈时所唱的歌有《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等八阕（què音缺）。其中，《奋五谷》是祝愿五谷更快地成长；《遂草木》是祈求牧草长得更加茂盛，《总禽兽之极》是希望牲畜繁殖得很多；《敬天常》和《依地德》是颂扬天和地的功德，反映先民们为了耕种的需要，对气候和土壤的重视；《达帝德》、《载民》、《玄鸟》（燕子）等，则是歌颂祖先与图腾（氏族的标志）的。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生死、风雨、雷电等，都不能理解。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常常在一定的季节举行种种宗教的仪式，唱歌跳舞，祈求祖先、天地、图腾保佑他们，希望风调雨顺，免除灾难，更能够五谷丰稔，牲畜兴旺。这八首歌就是在宗教仪式上唱的。它的内容说明，农耕和畜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奋五谷》等乐舞在音乐上有何特点，由于年代久远，已难以查考。看来它与原始舞蹈结合紧密，可以推知节奏应是它的基本因素。曲调可能较为简单朴实，古人记载说原始歌曲“乐而无转”（《盐铁论》），其旋律性不强，是可信的。
二、治水之歌一《大夏》
《大夏》传说是我国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产生的着名的歌舞。
大约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农田无法耕种，人民颠沛流寓。传说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舜（shún音顺）任用鲸（gǔn音滚）来治水。鲸用筑堤堵水的办法，始终不能制服洪水。后来，舜又让鲧的儿子禹来治水。禹用了十年时间，日夜操劳，不敢稍懈，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终于疏通三江五湖，凿开龙门，让洪水通畅地东流入海。洪水平息后，禹又亲自拉犁开荒，发展农业生产。人民为了欢庆治水的胜利，歌颂禹的功绩，举行盛大的歌舞祭把活动，人们表演的乐舞，后来就叫做《大夏》。
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今江苏苏州一带）有一个贵族，名叫季札，非常喜爱音乐。有一次，他充当吴国使臣，到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去访问。他听说鲁国保存了很多西周宫廷中的着名乐舞，就请求参观学习。鲁国很热情地为他演出了《大夏》、《韶》等古乐和“大雅”、“小雅”、“周南”、“召南”，以及郑、卫（今河南）、豳（bin音宾）、秦（今陕西）、齐（今山东临淄）、魏（今山西）、陈（今河南、安徽一带）等国的民间歌曲“国风”。
据说《大夏》演出时，舞者每八个人站成一行，称为一“佾”（yì音义）。舞者头上戴着毛皮帽子，袒露上半身，下身穿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毛，左手持乐器“籥”（yuè音月），边唱边舞，颇为质朴、粗旷。季札看后，深深地被它的内容和表演所感动，说：“真美啊！像这样勤劳而又有道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季札的话，虽然带有过分赞誉的成分，但也说明《大夏》的内容确与大禹治水有关。所以商周以来，它一直被奴隶主贵族用来作为祭祀山川的乐舞。
《大夏》已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它共分“九成”（九段），用“籥”伴奏，又称“夏籥九成”。“籥”在甲骨文里写作“■”像是用数根苇竹制成的管子，周围用绳子捆扎在一起，管子上端有一个吹孔，可以吹奏发声。一个籥，可吹出数个不同的乐音。这种乐器，就是后来“萧”（排萧）的前身。《大夏》用这种乐器伴奏，比起“击石拊石”的原始乐舞来，要进步多了。不过，因其乐音较少，推想其曲调可能比较简单。
除《大夏》以外，这个时期还流传一首与禹有关的南方民歌。据《吕氏春秋》记载，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涂山氏”氏族的女子。后来禹又到其他地方巡行，那个女子便派人站在涂山（今浙江会嵇）南麓，唱着她所作的“候人兮猗”这首情歌，等待禹的到来。这首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首南方民歌。
这首歌的歌词，实际上只有“候人”两个字，即等待她的情人的意思。它可能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里，人们的爱情生活。结尾的“兮猗！”两字，是感叹词。“兮”，古音读如“啊”，“猗”与“兮”字音相同。这种结尾形式表明原始歌曲是用婉转起伏的旋律抒发其强烈的思念之情的。歌词中词语的重复，说明旋律性已逐渐成为原始音乐的重要因素。
三、埙的演变和音阶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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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埙2.jpg
埙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吹奏乐器。其形状有管形、橄榄鱼形、圆锥形等多种。它们的顶端都有一个吹孔，埙体上有的无按音孔，有的有若干按音孔。多为陶制品，也有骨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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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埙.jpg
埙的历史很悠久，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埙，是大约六千年前居住在今天浙江杭州湾河姆波遗址的居民使用的椭圆形无音孔陶埙（图3）与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两个陶埙。其中一个无音孔，另一有一音孔者能吹出一个小三度音程：即羽（f）与宫（ba）两个音。
据近年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时期众多陶埙的测音结果来看，这些陶埙的绝对音高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可吹出小三度昔程。就是说，都能吹出后来五声音阶中的lado（羽、宫）或misol（角、徵）两个音，它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种音阶形式。估计当时的乐曲，如《奋五谷》等，可能就是由这少数几个音组成的。
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今天山西万泉县荆村和太原市郊义井村，还使用一种二音孔陶埙。这种陶埙能吹出三个音：
荆村埙义井埙
其中荆村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纯五度和小七度音程；义井埙吹出的音，构成一个小三度和纯四度音程。就是说，荆村埙能吹出相当于后来g调五声音阶中的635（羽、角、徵）或d 调的261（商、羽、宫）三个音。义井埙能吹出相当于g调五声音阶中的612（羽、宫、商）或c调的356（角、徵、羽）三个音。当时人们尚无绝对音高观念，因此，这两个埙实际上就是在半坡埙所吹出的小三度音程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商”音或“羽”音。它们所构成的两种三昔列，应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三声音阶。
据目前考古实物证明，埙的进一步发展是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近年在甘肃玉门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早期的火烧沟文化遗址的平民墓葬中，出土了二十多个彩陶埙。其形休呈鱼形，鱼嘴处是吹孔，埙体上有三个按音孔。测音结果表明，这些埙的绝对音高各不相同，但都能吹出相当于后世五声音阶中的domisolla即宫、角、徵、羽四个骨干音。有的埙还能吹出fa（清角）。少数埙能吹出羽、宫、商、角四个骨干音。据此推想，当时可能至少已有上述以宫、羽为调式主音的两种四声音阶调式。
埙的基本定型，大体在晚商时期。实物有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三枚一套的陶埙和殷墟1001大墓出土兽面纹骨埙。三者埙体均呈圆锥形，有五个按音孔。测音结果表明，辉县埙与妇好埙基音相同，均为a，因此当时可能已有绝对音高的观念。从辉县埙的音阶结构来看，实际上是在甘肃埙两种四声音阶的基础上增添了两个变化音。如以a为宫，可构成宫、角、徵，羽与清羽及变宫的音阶序列；或以e为宫，可构成羽、宫、商、角与清商、清角的音阶序列。变化音的出现，说明已存在使用色彩性变音进行变化装饰或旋宫转调——改变调高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后世文献都说“商已前但有五音”，至周代始有“七音”。近年出土的殷王室妇好墓五枚一套的编铙能奏出相当于后世g调的56145的音阶结构，如果联系起来看，我国五声音阶正式形成，可能不会早于商周之际。
关于七声音阶“七音”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632）。如果从商埙已能吹出七声结构中的某些偏音的事实来看，它的正式形成可能与“五声”相差不会太远。目前由于缺乏确证，尚难定论。
随着七声音阶的出现，牵涉到中国传统调式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新、旧音阶与清商音阶问题。旧音阶“角”、“徵”之间为“变徵”（#fa），半音位置在四度、五度和七度、八度之间；新音阶“角”、“徵”之间为“清角”（fa），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七度、八度之间；清商音阶“角”、“徵”之间为清角，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六度、七度之间（“■”表示半音关系，其余均为全音）：
在上述三种七声结构中，五声音阶的五个正音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这就是子产所说的“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昭二十五年》）。
从现有测音材料看，辉县塌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七声结构，但是清角在火烧沟文化遗址鱼形坝已经能吹出的事实，以及清羽在辉县埙中的存在，说明上述三种七声结构都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音阶形式。
从半坡埙产生最早的一个小三度音程到晚商至春秋之际出现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其间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可见，人们对于音阶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
四、巫与商代音乐
巫原是原始社会拥有较多知识、能歌善舞，传说能交通神人的神秘人物。
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能替鬼神说话，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尚书·洪范篇》就讲到商殷的国王有疑难的事情就应该和卿士（高级贵族）、庶民（低级贵族）商量并以巫、史等所进行的“卜筮（shì音事）”定吉凶，“卜筮”的吉凶有决定行动与否的作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
商代音乐属于巫文明。
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的原始部族。夏末，已进入今河南地区居住，并在汤的领导下灭夏建立商朝。商代在盘庚迁殷前（约前16—前14世纪），尚处于刚进入早期奴隶制的阶段，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出上的二音孔或三音孔埙看，这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筒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租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
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世纪）。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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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铎、磬（qng音庆）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上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的素面陶铎（图7）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其中，单个的大铙，有人称为“庸”（yòng音拥）。卜辞中“其■（置）庸，壴（鼓）于既卯”就说明这一点。由多枚铙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三枚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图8）发现有五枚一套的编饶。我们曾对这套编饶进行测音，其音高大约相当于：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大型编铙比较少见，现存实物仅见于湖南宁乡一带。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图10），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c;，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鼓有多种，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鼓身上面有羽毛作为装饰，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它的正面形象。近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铜制贲鼓，即是这样一种形制（图11）。此外，有一种大鼓叫“丰”（feng，音丰）和一种小鼓叫“■”（即鼗，táo，音淘）。卜辞记载“■旧丰用”、“癸亥其奏■”，就是当时使用的丰鼓与鼗鼓。据《尚书·益稷》载：“下管鼗鼓”的话来看，鼗鼓后来可能常与管（一种吹乐器）在一起演奏，吹乐器在原始时代已有。现存最早的吹乐器、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图12）和埙。商代的吹乐器有埙、籥、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五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前面介绍的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籥，即前面介绍的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和，甲骨文作“■”，可能是一种小笙。言，甲骨文作“■”，很像一种单管的吹乐器，可能是后世萧的前身。竽，（yū音于），甲骨文作“■”或“■”。卜辞载“其■（置）新■（竽），陟告于且（祖）乙”，表明当时为了要新制一支竽，要在祖先面前占卜吉凶。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五、《大武》
《大武》是西周初年创作的大型乐舞，描写了周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记载，纣王是殷代有名的暴君。传说他整日沉缅于歌舞酒色之中，并用许多酷刑来镇压敢于反抗的奴隶和对他不满的贵族。后来，他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三千多年前，日益强大的周部落在周武王的领导下联合了其他部落，又得到了殷商奴隶们的内应，终于推翻了纣王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史称西周。
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在春秋时代演出时共分六段（六成），每段（成）都有歌唱。
其第一成，在头带冠冕、手持朱盾玉斧的舞者出场前，先敲一段时间的鼓，召集众人（“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众也。”）接着舞队从北面出来（“且夫《武》，始而北出。”。舞者出场后，都肃立着等待诸侯的来临，并且齐声歌唱，祈求祖先和神灵的庇佑，声音是那么婉转悠扬（“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突然，舞者连顿三次脚，表示出征的时机已到，舞队开始行进（“三步以见方”）。
第二成，舞队在行进中做着种种击刺的战斗动作，象征军威远振全国（“夹振而驷伐，威盛于中国也。”）。这一段舞蹈热烈、奔放、勇猛，显示了周部落的决策者吕尚的必胜信心（“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最后舞队分成两行，向前行进，表示消灭了殷纣（“分夹而进，事蚤济也”）。
第三成，是伐纣凯旋之后，又向南方进军（“三成而南”）。
第四成，平定了南方（“四成而南国是疆”）。
第五成，舞队以周、召两公为首，分为左右两队，象征辅助武王进行统治（“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在音乐上用一种叫做“乱”的手法突现全曲的高潮。用“乱”时，舞者都以一种“坐”（跽坐）的姿势，表示周、召两公的和平统治（“《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
第六成，舞队又合并起来，齐声赞颂周朝的强大和武王的英明（“六成复缀，以崇天子”）。
《大武》表现的内容说明，它歌颂的虽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在西周初年，就其推翻暴虐的纣王来说，符合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受到人民的拥护。它在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例如其曲式结构相当完整，音乐上用了“乱”的手法。根据周代贵族们的射箭集会——“大射仪”所用的乐队来看，该乐队把歌唱的乐工和音量最小的弹弦乐器“瑟”放在距离听众（贵族们）最近的地方，音量较大的管乐器就稍远一些，音量最大的打击乐器建鼓、编钟、编馨、镈（bó音博）等就更远一些。这种做法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歌唱与乐队排列层次对音响效果的作用。推想《大武》的伴奏乐队可能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但从《周礼》“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的话与现存西周中晚期柞钟与中义和钟的配合关系来看，其乐曲有可能以上下相差一个纯四度的不同宫均上（夹钟宫与无射宫）奏出的la、do、mi、sol四个正声为骨干，同时又兼用了变徵、变官或清角、清羽等偏音。正因为周代的《大武》不用“商”（re）音，所以春秋时代孔子看了当代《大武》的演出后，对侍坐在旁的宾牟贾说：“声淫及商，何也？”（声音不合法度出现了商音，为什么？）宾答：“非《武》音也。”（这不是《武》的声音。）孔子又问：“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假如不是《武》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宾答：“有司失其传也”（这是在传授过程中造成的谬误。）由此推想，《大武》的音乐可能已较复杂。
《大武》以外，当时还有很多民间乐舞和其他部族的乐舞，称之为“散乐”和“四夷之乐”。它们反映的题材更为广泛，如《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就描写了陈国的百姓在宛丘城下手持鹭鸶的羽毛击鼓跳舞的场面。不过关于这些歌舞表现的详细情况不见于文献记载，所以无法予以介绍。
六、国风、楚声和其它南方民歌
“国风”是收集在我国第一部歌词总集——《诗经》中的周代民歌的总称。它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现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广大地区，约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曲。因此，又称“十五国风”。
“国风”中有的歌词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保持着民间创作的原貌。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反映了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对于剥削和压迫者的激债情绪。他们质问贵族老爷们为什么可以不劳而食，并且把他们比做“贪而畏人”的肥鼠，表达了对这些人的蔑视和仇恨。它们代表了我国民歌不畏豪强、敢于斗争的传统。此外，如“召南”的《野有死麕（jūn，音菌）》，表现了青年男女淳朴的爱情。《周南》的《芣苢》（fúyǐ音扶以）描写了劳动妇女采集野菜的情景。它们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
“国风”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是很丰富多样的。其中有劳动时唱的后世称为“号子”、“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但更多的却是在祭祀田祖或“禊祓”（去河边用水冲身以求吉利）等场合唱的后世称为“山歌”或风俗歌一类的抒情性民歌。很多民歌在演唱时采用有“歌”有“和”的形式。“歌”即歌唱，“和”即帮腔。《吕氏春秋》记载，周庄王十二年（前685），管仲在鲁国被俘，鲁国用囚车把他押送回齐国去。管仲伯鲁国有变再杀害他，希望赶快到达齐国，便对拉车的役人们说：“我为汝歌，汝为我和”。就是说，我为你们唱歌，你们为我应和（帮腔）。由于管仲所唱的歌正好适宜于行路，役人们走得很快还不知道疲劳，所以很快到达齐国。这就是有歌有和的演唱形式。
“国风”的曲式，一般比较简单，有的在曲尾加上一段称为“乱”的音乐。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对鲁国乐宫师挚（zhí音执）加工的周代民歌《关雎》（jū音居）中乱的部分大加赞赏，说：“洋洋乎，盈耳哉！”就是说，那美妙而热烈的音乐充满了耳朵。说明“乱”的艺术效果是十分强烈的。
在上古人们的观念中，“风”这种自然现象与各地“水士”——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密切相关。各地“水土”又影响到人们的“声音”——包括语言的声调与民歌的风格特征等。所以各国和各地区的民歌称为“国风”，正如《吕氏春秋》所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因此“国风”中的各国民歌也各有特色。如当时影响较大的“郑声”（又称“郑音”或“郑风”），季扎就认为它“美哉！其细已甚！”（《左传》），就是说“美啊！旋律细致宛转到了极点！”当时的“卫音”以“趋数”（《乐记》）见长，其曲节奏颇快。“齐音”以“敖辟”闻名，其曲旋律的跳动性较大。
各国民歌在演唱时，大都是无乐器伴奏的“徒歌”。有时也可用“缶”（一种瓦罐）、“埙”、“篪”等乐器伴奏。《宛丘》一曲中说“坎其击缶，宛丘之道”，即指用击伴奏的民歌。有些民歌后来进入宫廷，其伴奏乐器便日益丰富起来。有时用竽、瑟悬鼓（图13）等乐器组成的小型乐队伴奏演唱，称为“房中乐”。有时用编钟、编磬等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伴奏演唱，称为“钟鼓之乐”，或“燕（宴）乐”。
“楚声”是战国时代兴起的楚国民歌和一部分利用楚国民歌曲调填词的专业创作的总称。
楚国民歌的着名作品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涉江》、《采菱》、《阳阿》、《激楚》等。这些歌曲在演唱技术方面，有的难度较大，有的比较容易。当时着名诗人宋玉，很懂音乐。一次，楚襄王问他：“先生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吗？为什么士大夫和庶民们都不说你的好话呢？”宋玉回答说：“有人在郢都市中唱歌，开始时，唱《下里》、《巴人》，能够随声歌唱与帮腔的（“唱而和”），有数十人。后来唱《阳春》、《白雪》，能够随声歌唱与帮腔的，只有数人。这是因为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昭明文选》引（《宋玉对问》），这就是成语典故“曲高和寡”的来由。宋玉所讲的《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都是楚声中有唱有和的民歌。
这些民歌在楚国宫廷中也很流行。《楚辞》、《招魂》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酒菜还未上完，女乐已经上场。
敲钟、击鼓，
唱着《涉江》、《采菱》、《阳阿》这些新歌。
美人都已醉了，面孔红得像花一样。
斜送秋波，两眼水汪汪。
绫罗的衣裳，美丽而大方。
两鬓垂爪，发辫长又长。
每八个人排成一队，共有两行。
跳的是郑国的舞，
长袖像竽一样婉转相交，十分优美。
竽、瑟、大鼓、声调是那样热烈。
宫廷都在震动，是在演奏《激楚》这首乐曲①。
这段记载一方面反映了楚国君主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楚声”在实际唱奏时的情景。
楚俗好“巫”，民间往往在夜间由女巫唱歌跳舞，祭祀诸神。“楚声”中有一种“九歌”，就是“巫”在祀神时表演的歌舞曲。现在保存于《楚辞》中的“九歌”，是楚国着名诗人屈原根据民间流传的“九歌”曲调，“更定其词”（汉·王逸《楚辞章句》）而创作的。
屈原（约前340—前277），名平，是楚国的一个贵族，做过“左徒”的官。他反对楚国昏庸腐败的政治，主张变法图强，后被楚怀王放逐汉北。怀王晚年召回屈原，但依然听信谗言，被骗死于秦国。襄王继位后，屈原又一次被放逐，最后投汨罗江郁愤而死。
在被放逐期间，屈原有机会了解汉北、湘沉广大地区的民间风俗和音乐，使他能利用这些民间艺术的形式写下《九歌》、《离骚》等千古传诵的杰作。在这些作品中，屈原以神奇的想象，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抒发了一个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坚持理想、嫉恶如仇的知识分子的胸怀。他曾企图全力挽救楚国的危亡，盼望楚国日益强盛，并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他的理想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艺术上，他的作品比“国风”更成熟。《九歌》、《离骚》都属于当时的大型乐曲。《九歌》有开始迎神的序曲《东皇太一》和结尾送神的尾声《礼魂》，中间由九首短歌联成。还有一些作品运用了“乱”、“少歌”和“倡”等多种处理手法。“乱”，在周代乐舞《大武》和民歌《关雎》中就已运用，但屈原作品中对于“乱”的运用更为灵活多样。如《离骚》中的“乱”只有四句，开头用“已矣乎！”的惊叹句引起。《招魂》中的“乱”则有十四句，末尾以感叹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少歌”可能是歌曲演唱中的小的高潮部分。“倡”可能是不同曲调联接时插入的过渡性乐句。“少歌”与“倡”都是“楚声”在艺术形式方面出现的新因素。
《九歌》《东皇太一》中有“扬袍（鼓槌）兮拊鼓，陈竽瑟兮浩倡”，《东君》中有“緪（gēng音更）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xu音虚），鸣篪兮吹竽”的话，由此推断，《九歌》的伴奏乐队可能是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并附以竽、篪、瑟等管弦乐器。这种乐队就是所谓的“钟鼓之乐”。
楚声之外，当时越讴，滇歌等南方民歌也颇具特色。
越是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重要族群，统称百越。其中一支在会嵇（今浙江绍兴）周围地区建立越国。越人“俗尚淫祀”，保留着较多所谓”淫泆”（秦始皇会嵇刻石辞）的原始旧俗。你看：屋顶上高高耸立的图腾柱，屋内双手放在胸前跪地歌唱膜拜神灵的裸体女巫，还有弹琴（越人特有的一种形制特异的十三弦琴，图14）、击筑（越筑）、吹笙、击鼓（悬鼓）进行伴奏的乐师（图15），是一幅多么浪漫、绮丽的景象。这种音乐看来就是周、曾（见曾侯乙墓东室）各国君主常用的所谓“妇人祷祠于房中”（宋·郑樵《通志》卷49）的“房中乐”或“房中祠乐”。这里由于留有更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格外神奇，不可思议。《吕氏春秋·遇合篇》记有一个故事：有位客人，面见越王，为他奏“籁”（排箫）。据说声音吹得很准，“羽角宫徵商不谬”，可是越王不爱听。后来他改吹“野音”，越王反而十分欣赏。这个故事说明，越人的音乐可能有其特异之处。
战国时代，地处今祖国西南边陲云南楚雄、祥云一带的居民（暂称滇人），已有相当发达的音乐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们在举行祭祀或重大庆典时，总要使用由葫芦箫、铜鼓、编钟等乐器组成的小型钟鼓乐队，伴奏歌舞。在这个乐队中，编钟原是中原各国普遍使用的乐器。滇人的编钟，则以其独特的形制，反映了本民族的创造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它们一般由大小三枚（图16），或大小六枚（图17）为一套，每钟能发两音，能奏出四声或六声的音阶序列，并已有了统一的音高标准——首律为bb。葫芦箫与铜鼓是滇人特有的乐器。葫芦箫属簧管类吹乐器（图18），由一根主奏管与两根和声管组成，可吹出构成一定音程关系的和音，主要演奏旋律。铜鼓是一种铜制打击乐器，其来源如何，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由炊具铜釜演变而成。每面铜鼓，大都能发两个不同的乐音，一般由大小两鼓或四鼓（图19）为一套。它们可与编钟在同一调高上奏出由不同音程构成的和音进行伴奏。从祥云检村编钟所发sol la do ↓mi的音阶序列看，主音上方大三度明显偏低，下方纯四度与小三度又极为突出，由此推想其音乐风格可能别具特色。
①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与《采菱》，发《阳阿》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竽，抚案下些。竽瑟狂会，填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七、曾侯乙墓的“钟鼓”乐队
“钟鼓”乐队，在史书中一般均称为“钟鼓之乐”，这是一种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它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际。近年在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鼓”乐队便是典型的一例。
曾侯乙，是曾国（今湖北随县、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侯。此人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或稍后。墓内共有北、东、中、西四个墓室。北室主要放置兵器和车马器，东室放有墓主人棺椁一具和陪葬侍妾的棺木八具。经鉴定，陪葬者均为年轻女子，其中除一人年龄在十五岁左右，其余均为十八至二十二岁。东室乐器有琴（十弦）（图20）与五弦乐器（图21）各一件，瑟五件，签两件和悬鼓一具。这些乐器可能是所谓“妇人祷祠于房中”（《通志》卷49）演奏“房中乐”使用的。它是一个以笙、瑟为主要乐器的小型乐队。中室面积最大，出土实物显然是摹仿墓主人生前宴乐场面而精心安排的：沿南墙放有青铜温酒器等宴饮用的礼器，沿南墙和西墙放有钟架呈曲尺形的编钟（图22），沿北墙放有编磬（图23），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图24）、笙三件（图25）、排箫两件（图26）、瑟七件和鞞鼓（图27）等。这些乐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钟鼓”乐队。可以想见，其演出场面是相当壮观的。西室放有陪葬棺木十三具，均为女性。其中一人约二十五岁，其余均为十三至二十岁之间。这些人可能就是这个“钟鼓”乐队的演奏者或为墓主人表演歌舞的女乐。她们都是在墓主人死后，被杀害殉葬的。
在整个“钟鼓”乐队中，编钟与编磐的性能尤为突出。
整套编钟共六十五枚。钟架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67米，铜木结构，木质横梁上满饰彩绘花纹，两端都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青铜套，起装饰和加固作用。钟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十九枚，分三组排列。其中2、3两组十三枚钮钟形制相同，隧与右鼓均刻有按无■均（#f调）记写的五声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并有指明曾国其他五均调高的铭文。中下两层是编钟的主体，也分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即中层1组），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孠（si音丝）钟”（即中层2组），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包括中层3组和下层三个组）组成。每件钟的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隧与右鼓标记着按姑洗均（c调）记写的阶名或音名，钟背则记有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
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若分别敲击隧部与右鼓（或左鼓）部，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如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柞钟，总音域为三个八度，各钟发音序列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至春秋中晚期，每套编钟又增为九枚一组成十三枚一组。如山西侯马出土晋国十三号墓编钟，共九枚。总昔域虽少于柞钟一个八度，但是它在西周编钟角、徵、羽、宫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商音和变徵音，构成了有变徵的六声音阶。
曾侯乙钟继承了西周以来编钟的传统音列而又有所发展。其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昔区由于有三套骨干音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有的声部几乎十二个半音俱全，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十二个半音，我国传统音乐术语称为“十二律”，最早记载见于《国语》一书。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下令铸一套“无射”编钟，因为把编钟的音律铸造准确是不容易的，它需要相当的技术条件，要有精确的计算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周景王就有关的音律问题去问当时着名的音乐家伶州鸠。伶州鸠给他讲了一番铸钟的道理。他说，律是为“立均出度”而定的。即律是为构成一定调高的音阶序列而定的尺度。古代精通音乐的盲人“神■”，总是要“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的。即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律来处理钟的大小顺序和发音高低。这样才能“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即用“纪之以三”的计算方法得出准确的六律与六吕。六律即首律黄钟，其次为太簇、姑洗、蕤（rùi音瑞）宾、夷则、无射（yì音义）。两律之间均为全音关系。两津之间均有一个半音，称之为“吕”。六吕即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两吕之间也为全音关系。六律与六吕合起来成为十二律吕。这个故事，说明宗周已经有了以黄钟为律首的十二律，而且还把它作为铸钟的理论根据。
据曾侯钟铭文记载，战国初期各诸侯国所用十二律的名称和制度并不统一，如曾国的姑洗相当于楚国的吕钟，曾国为大族相当于楚国的穆钟、宗周的刺音等。不过，其基本原理与宗周仍然是一致的。如曾国六律至少有五律的律名与先后次序（黄钟、大族、姑洗、妥宾、无■）与宗周相同，但曾国黄钟的律高比宗周低一律，其首律不是黄钟而是姑洗。所以《国语》所载周十二律可能是经过长期融合、统一的结果。
为便于比较，现将曾侯钟铭文所述律名、阶名、音名与宗周及各国津名列表对照如下：
曾侯钟十二律俱全，从理论上讲，每一律都可当调首（宫音），构成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十二个调（传统木语叫“均”）。每个调又可构成多种调式。据钮钟铭文记载，曾国所用的有姑洗（c）、妥宾（ruibin）（d）、■音（hányiu）（e）、无■（#f）、黄钟（ba）、大族（tàizú）（bb）六均。因为这套编钟的音律采用的是一种兼用五度与三度关系的不平均律。就是说，它以宫为基音，产生其上五度音峉（徵），徵下四度生商，商再上五度生■（羽）。然后用宫、徵、商、羽四个正音，用三度相生法产生其他各音。凡与上述四音成大三度关系的一律称角（■），如宫的大三度称宫角或角，商的大三度称商角或商■（见上表）等；凡角上之角——即与各个角音又成大三度关系的一律叫曾，如宫角的大三度叫宫曾，商角的大三度叫商曾等。由于峉、■两音的颇上之角（即角上之角），均超出基音宫的八度之上，即“上角”（“曾”）；如移低八度成为下角，则称峉■下角或■■下角。这种律制由于商曾（bb）偏高，峉角（b）偏低，旋宫转调存在局限。据实际试奏，其中下两层除演奏c大调外，尚可转e、d、g、a等四、五个调以上。其旋宫能力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从曾侯钟的音阶构成来看，除五声音阶的“正音”：宫、商、角、徵、羽外，新音阶的特徵音清角——■曾，已专称为“和”。同时，商角（徵的低半音又称变徵）均铸在隧上，说明这个旧音阶的特征音或色彩音在实践上可能较为常用。这种清角与变徵并重（其转位即清羽与变宫）的情况，在汉代相和歌中仍可见到（参见第二章）。这一事实说明曾国当时可能已使用以五声为主兼用清角（fa）变徵（#fa）与清羽（bsi）变官（si）的传统音阶。
在这个乐队中，编钟是性能最高的一件旋律乐器。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的编钟，演奏旋律。其中第二组，可能处于领奏地位。还有两名乐工，各执一根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可以配以和声，并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它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达到的高度，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它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音乐才能。与编钟密切配合的旋律乐器是编磬。从磐体上镂刻的编号与有关铭文看，全套编磬共四十一枚，分上下两层悬挂。每磬各发一音。磬架上层按新钟均（#f;调——曾国无■均）悬挂十六枚石磬，下层按姑洗均（c调）悬挂十六枚石磬，另有九枚作为“间音”可随时调用。这套编磬可与编钟在同一调高（无■均或姑洗均）上合奏或同时转调演奏。关于钟磬的音响效应，古人早有“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淮南子》）的话，因此两者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这个乐队中，建鼓是一件重要的打击乐器。它用一名乐工双手各执一个槌端呈球形的木制鼓槌敲击。它可能在乐队中控制节奏起指挥的作用。
乐队中的其它乐器，如篪、笙、排箫、瑟等，都是演奏旋律的乐器。篪是一种横吹营乐器，一具长29.3厘米，一具长30.2厘米。管身均髹黑漆，并饰有朱漆彩绘三角云纹和绹纹。短者两端封闭，长者首端封闭，尾端有腐蚀所致的小孔。短者除吹孔外，有五个按音孔和一个向上的出音孔。因原物残破，我们用复制品吹奏测音，可以吹出相当于无■均（#f调）的一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一个变化音#s;o1。可与原中层一组的上层钮钟和上层编磬同调演奏，也可转上方五度和下方五度两个调。转调后，可吹出清角和变官。
排箫，古称箫。实物出土后不久尚可吹奏，能吹出六声的音阶序列，惟有些音不准确。
郑国子产曾说：“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就是说，当时五声音阶占有主导地位。从这个乐队来看，编钟虽然可以奏出十二个半音，但是联系到同墓出土的其它乐器的发音性能，我们推测这个乐队可能像子产所说的那样，也是演奏以五声为骨干兼用其它偏音或变音的乐曲。
总之，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有规模如此庞大，具备高、中、低几个声部，又能转调演奏的大型管弦乐队，说明当时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站在世界前列的。
八、韩娥、伯牙及其他民间音乐家
传说韩娥是战国时代的民间女歌唱家。《列子》一书说她曾路经齐国的临淄。当时，临淄是一个有七万户居民的大城市，那里人人都会吹竽、鼓瑟、击筑（一种五弦的用竹片敲击发音的弦乐器）音乐生活十分活跃（《战国策》）。韩娥因为断粮就在临淄的雍门一带卖唱求食。她美妙而婉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天以后，还感觉到她的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因此后世就有“绕梁三日”的成语典故。由于贫困，有一次，她遭到了旅店主人的侮辱，在悲愤之中歌唱一曲，声音是那么悲凉，凡是听到她歌声的人都觉得好像沉浸在哀怨里了，三天之后还不能自拔。只好又把她请回来唱一首欢乐愉快的歌曲，人们才被欢快的情感所激荡，并且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
相传与韩娥同时或稍晚的民间歌唱家还有秦青、薛谭、侯同、曼声等人。秦青的事迹也见于《列子》。据说薛谭是他的学生。薛谭非常自负，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老师歌唱艺术的奥妙，便向秦青告辞回家，秦青没有挽留他。临行时，秦青在郊外的大路旁，满怀惜别之情演唱了一曲，声音响亮，情感饱满，甚至连远处的树木都瑟瑟作响，天上飘荡的白云都停留下来。这时薛谭被老师的歌声所打动，并感到自己的不足，请求回去继续向老师学习。这个故事就是后世人们常用的典故“遏云”的来源。
今本《列子》据说是晋人伪作，所载韩娥、秦青的传说可能不全准确。不过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也承认他们的存在，并对他们的歌唱艺术有过精辟的分析，它说：
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燃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谭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放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
就是说，关键在于他们有内心的思想情感需要表达，这种思想情感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冲出来就是歌声。而且正因为他们是按照内容的要求来控制声音的清浊变化，而不是单纯去追求声音外在的美，所以才能既有符合声音变化规律的美的形式，又能够深深地打动听众的心灵，有近乎神奇的艺术魅力。其实，早在韩娥以前，音乐家师乙对歌唱艺术就有重视歌曲内容的表达并运用相应的技巧与美的声音去把它表现出来的看法（《乐记》）。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声音美必须要达到“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拆，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纍纍乎端如贯珠”。其大意是说歌唱声音向上进行时，要像向上高举，声音向下进行时，像是向下沉落，声音转折处要很干脆，像折断东西一样；声音休止时要像枯萎的树木那样寂寞无声；突然的曲调变化要像折线一样有棱角；婉转的曲调变化要像曲线那样流畅而无痕迹；声音的连续进行要很连贯，像一条线串成的珍珠一样。说明当时对于歌唱艺术是有一定要求的。韩娥等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所以才得到《淮南子》作者的赞赏和推崇。
伯牙是战国时代的民间琴家，《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文献都曾提到他。据说伯牙弹琴想表现大山，听他弹琴的钟子期就说：“巍巍乎若太山。”；要想表现流水，钟子期就说“荡荡乎若流水”。就是说伯牙能以很熟练的技巧来表达乐曲的内容。
后代文献中还有成连先生带伯牙到海边去“移情”创作琴曲的传说。据说着名琴家成连是伯牙的老师，有一次成连对伯牙说：我能教你弹琴而不能教你“移情”，我有一位老师叫方子春，住在东海的蓬莱山上，他善于弹琴又能教人“移情”，于是他们就一起去东海了。伯牙到了那里，并没有见到方子春，而只看见了汹涌的海水波涛，杳冥的山林和悲号的群鸟，便很感叹地说：“先生移我情矣”！于是创作了《水仙操》一曲（《琴操》、《乐府解题》）。这个故事有夸张之处，甚至未必真有其事，但它反映我国古代琴家们已经认识到体察现实对创作和表演所起的作用，并用伯牙学琴的故事说明它的重要性。
关于韩娥、伯牙等人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传说，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
九、儒家《乐记》与老庄音乐美学观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各持不同的政治见解，对怎样治国平天下这个重大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在音乐方面，墨、道、儒三家围绕着怎样看待商周以来的“礼乐”，包括音乐的本质、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约前480—前420），提出了“非乐”的主张。墨翟认为音乐——“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但它的存在，上有害于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他认为“农夫”、“妇人”听了音乐，一定会妨碍农事和纺织；“士”听了音乐，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音乐，一定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其结果必然“国家乱而社稷危”。因此，他主张“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辩》），圣明的君主是不要音乐的。在墨翟看来，音乐愈进步、愈发展，国家的治理就愈难，“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他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就是说，音乐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墨翟的见解，从其同情下层民众、反对“王公大人”过分的音乐享受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毕竟纯属空想，完全行不通。他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完全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反对音乐的进步和发展，也不切实际。因此，在社会上并未产生很大影响，在秦统一六国以后，这个学派就销声匿迹了。
与墨家学派相对立有道家老子、庄周和儒家孔丘、荀卿、公孙尼等人。道、儒两家在否定“非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庄周认为墨家“毁古之礼乐”，“去王也远矣”（《庄子·天下》）。就是说，毁掉古代的礼乐，离统一天下未免太遥远了。荀卿则明确指出：“非乐”只能“使天下乱”（《荀子·富国》）。但在要什么样的音乐这个问题上，两家又各有自己的主张。
道家老子、庄周从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出发，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极力主张“攘弃仁义”、“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庄子·胠箧》）。道家认为，理想音乐的本质是“和”。什么是和呢？早在春秋时代，伶州鸠就提出了“乐从和”、“声应相保日和”的见解，认为声音按一定规律组合而能达到相“应”、相“保”这就叫做“和”。老子从自发辩证法的角度发展了伶州鸠的观点，认为“和”是处在内在矛盾中的声音——有声与无声的对立与统一，即“有无相生，……音声相和”（《老子·二章》）。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天下万物的根本，也即“道”。理想的、合于道的音乐，即无声之乐——所谓“大音希声”或“至乐”。它虽听不见，然而“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庄子·天运》）。就是说，它在精神上高度符合美的辩证关系。道家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神秘，对音乐和美均持否定态度，实际恰恰相反，它比任何学派更重视音乐——作为艺术存在的音乐；更重视美——高于形式美的内在的、精神的美。换句话说，它强调的正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规律，即审美规律。而这一点恰好是其他学派所没有注意到的。
儒家音乐思想以公孙尼子的《乐记》为代表。公孙尼子生活在战国初期，相传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发展了儒家音乐理论，使之适应新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并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他的见解被保存在经过汉代学者整理的音乐论着《乐记》里。
《乐记》首先谈到音乐与现实的关系，对它做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作者反对当时有些人把音乐单纯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物的看法，也反对那种否认音乐存在的观点。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就是说，“乐”是人的心受了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织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去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通过对《大武》的分析，说明“乐者，象成者也”（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唯乐不可以为伪。”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其次，作者还明确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必然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乐记》提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所以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仍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怨恨，政治也倒行逆施；国家将亡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悲哀，民生也困苦不堪。
《乐记》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它会与欣赏者内心的感情发生共鸣，所以有什么样的音乐，人们听了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从而对现实政治也会产生批判或赞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乐记》发挥了孔丘重视音乐社会教育作用的观点，强调音乐对人们心灵的巨大感染力量，认为“礼、乐、刑、政”都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它们各有其不同的作用。
《乐记》还认为，音乐要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所谓“德成而上”，就是说有了合乎“礼”（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规范）的思想感情——“德”，才是上等作品。艺术标准在这种意义下是次要的，所谓“艺成而下”。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艺”是无关紧要的，它指出音乐是“德”开出来的花朵，它要引人喜爱，总不能没有艳容与芬芳。所以音乐必须要有艺术性；必须“治其饰”，就是说要用美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曲调（“声”）、歌词（“文”）及各种美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曲直、繁瘠、廉肉、节奏”）都符合内容的要求，能感动人们的向“善”之心。在《乐记》看来，凡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才是应该提倡的“德音”、“和乐”，否则，就是应该反对的“溺音”、“淫乐”。
由此可见，儒家强调的正是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是情与理的统一，是音乐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而这一点也是其他学派所没有论及的。
概观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思想的这场论争，儒家学派对音乐的见解最为积极。它否定了商周以来把音乐从属于“神”的传统观念和种种否定音乐存在的见解，肯定了音乐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奠定了我国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过分强调音乐的实用功利，往往会束缚艺术和审美的发展，使音乐失去美感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方面，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则成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它以超脱一切的力量（想象、情感、美，还有较晚出现的传神、意境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给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总之，春秋战国儒、道两家已经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文通史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
染发，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行为。年轻人把黑发染成了红发、黄发，是为了追求时髦、凸显个性；中老年人把白发染成黑发，则是为了增活力，显年轻。其实，染发现象并非当代所独有，而是源远流长，自古有之。包括皇帝在内的古代上层社会有过此举的人不胜枚举，王莽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染发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对于普通人来说，染发无非就是为了美观，为了好看，目的比较单纯；而对于帝王将相那些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言行举止包括染发这一生活细节，都往往与政治挂上钩。如南唐开国皇帝徐知诰初当宰相时，因担心“非老成不足压众”，于是“服药变其鬚鬓，一日成霜”；后来，徐知诰的做法被宋朝的寇准所效仿，“宋寇莱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北江诗话》）。显然，此二人通过服药让头发变白，都是为了装成熟，扮沧桑，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更加稳固，更上层楼。与他们相比，新朝皇帝王莽将白发染成黑发又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王莽（前45—23），字巨君，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后迁至济南东平（今山东章丘）。王莽自幼丧父，姑姑王政君当了皇后之后，他的叔叔大爷均被封侯，唯独王莽的父亲早亡未得封赏。家道不幸，家境寒酸，使王莽从小就恭俭有礼，广交名人儒士，因此颇受赞誉。后来，在大爷王凤的举荐下，王莽当上了黄门郎，不久又升为射声校尉，掌管弓弩兵。绥和元年（前8），王莽被封为大司马。此后，王莽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从大司马到宰衡，最后当上了“摄皇帝”，总摄国家大事。居摄三年（8），野心勃勃的王莽代汉自立，建立两汉之间短暂的新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王莽的书生气很重，执政后推出的一系列意在“复古”的改革计划，富于幻想，过于荒诞，非但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拿着一本老掉牙的《周礼》，不顾实际情况，一味生搬硬套，不仅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也触动了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利益。无论是林黎民百姓，还是豪强地主，都对这个浑身上下散发迂腐气息的新朝感到很失望，很痛恨。于是，各地起义连绵不绝，风起云涌。推翻新朝，打倒王莽，一时间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呼声。强大的绿林军、赤眉军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从蚕食到鲸吞，迅速向新朝的统治中心长安逼近。到了地皇三年（22），王莽的新朝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境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拥立刘玄为皇帝，年号更始。遭此大变，王莽犹如五雷轰顶，寝食难安，《汉书》称其“闻之愈恐”。然而，一向自负的王莽不甘心失败，他要做最后的挣扎，寄希望于万一。为此，他必须向爪牙们示以镇静，以安人心，即《汉书》提到的“欲外视自安”。经过搜索枯肠，王莽想到了通过大办婚礼来欺人惑众的法子。自从王皇后死后，皇后的位子一直空着。举办一场皇帝大婚的盛大礼典，立一个皇后，或许会有粉饰太平的作用。出于这种想法，王莽在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向全国下发了选美诏令，一批美女被选送进京师长安。经过层层筛选，王莽最后选定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这一年，王莽六十八岁，已是皓首白须的老翁了。
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王莽是个饱读诗书之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人老发衰的自然规律，不可能不明白再好的染发剂也挡不住岁月的洗礼。然而，到了三月大婚那天，王莽却把自己花白的头发连同胡子染成黑色，“乃染其须发”（《汉书》），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貌似精壮的小伙子。王莽用什么法子将须发染成黑色的，正史中没有记载，《汉史演义》称“莽年已六十有八，须发尽白，他却用煤涂发，用墨染须，假充壮年男子”，这显然有戏说和嘲讽之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王莽原本就善于在头发上做文章，大爷王凤病重时，王莽“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汉史》）。试想，王莽当时再孝顺，再投入，还不至于抽不出一点时间来洗脸梳头，可他却故意把头发弄得乱蓬蓬，把脸蛋弄得脏兮兮，以此来表现他在照料王凤问题上的无暇自洁和忽视自我。正史这幅“乱首垢面”的可怜相，最终感动了王凤，感动了皇帝。如果当时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王莽无疑会荣登榜首。数十年后，王莽在大婚时故伎重演，又在头发上作秀，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在历代皇帝中，王莽是第一个染发的皇帝。那么，王莽为何要把头发胡子染成黑色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王莽是个很注意影响的人，大婚时已年近古稀，而史皇后却正处妙龄，这种年龄上的巨大反差，会让一些人认为王莽老来荒淫，有老牛吃嫩草之嫌；其二，王莽自知大厦将倾，众叛亲离，染发是为了制造假象，让人看到自己还很年轻，身板还很硬朗，还有足够的精力来稳定政局，力挽狂澜，应付农民起义军。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地皇四年（23）十月，也就是大婚七个月后，起义军便攻破了城门，存活了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忽喇喇似大厦倾。原本想用大婚和染发扭转败局的王莽，最终在刀光剑影中身死渐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染发的皇帝。">王莽死后，起义军“斩莽首，……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汉书》）。王莽的脑袋先被送到王宪手中，不久又被送到了更始帝刘玄帐中。刘玄下令将王莽的脑袋挂在宛市（今河南南阳）的城门上示众。对王莽恨之入骨的黎民百姓“共提击之”。提，掷也。也就是说，人们揪着王莽脑袋上的头发胡子掷来掷去。甚至有人因王莽生前说了很多谎话，深受其害，竟然以“切食其舌”（《汉书》）来泄愤。王莽那颗高贵的脑袋，最终被毁掉，连同上面带着的黑色须发。话说回来，如果这颗脑袋能够被妥善保管并流传到现在的话，凭借时下先进技术和设备，说不定还能检测出王莽当年染发用的什么产品。
人文通史 中国古墓
古墓是指有史以来已经死亡的人的坟墓，一般是指那种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的坟墓。
历史时期可以大致分为近代和古代，中国人有独特的丧葬习俗——即入土为安，所以民国以前入土即可称为古墓，民国至今入土不能称为古墓。
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覆斗式的墓葬，覆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量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是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平台，有些像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地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人能推测出来了。
魏晋时期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麻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夜遗迹附近十分常见。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埋在黄沙下面，露出外边的黑色尖顶，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墓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
唐代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的大唐盛世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
南宋到明末清未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兵祸接连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吸取了前朝的防盗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都异常坚固，最难以下手。
不管哪朝哪代，中国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求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
人文通史 揭秘中国第一部被明文禁毁的小说
它是中国第一部被明文禁毁的小说 却对邻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到明清着名小说，大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当年还有一部《剪灯新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写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毁的小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它在周边邻国大量流传，并对亚洲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遭禁是因为明代最高学府校长上书倡议
《剪灯新话》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写成的，永乐十九年（1421）重新校订出版，正统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会被禁，与当时的国子祭酒有关，也就是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此人叫李时勉，那时刚上任几个月，可是很郁闷，为什么自己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堂，激情洋溢地宣讲四书概要，这太学生们还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学生宿舍去交流，询问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是《春秋》呢，还是《诗经》？没想到学生们看得最多的书，竟是一部《剪灯新话》。
李时勉很惊讶，他知道这是国子助教瞿佑写的小说，听说此人学富五车，还一度在太学讲授《春秋左氏传》，但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位校长有点偏执，他主持太学工作期间，主张“格致诚正”，小说是不能读的。
于是校长从学生那里借了本书，回家挑灯夜读。看着看着，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于是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第二天就赶到皇宫去向皇帝汇报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是李校长给皇帝上书谈了很多内容，皇帝觉得不耐烦，就让礼部尚书胡滢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的人觉得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就产生了。
对于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
人文通史 中国20大国粹
国粹，是指完全发源于中国、起源于中国、并属于我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中国共有20大国粹，这20大国粹是：
1、《易经》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最早是由伏羲创制（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伏羲所创的八卦称之为“伏羲八卦”或“先天八卦”，以后，又有神农作《连山易》，轩辕黄帝作《归藏易》，殷商末年出现了《周易》。由此可见，《易经》这部哲学经典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三位伟大始祖伏羲、神农、轩辕黄帝共同开创完成的。《易经》至今已有5000年——10000年的历史。到春秋时期，孔子为易经作《易传》。《易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着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的哲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易经》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
2、老子的《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古代春秋末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或聃（因而人称老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始祖，着有《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共81章。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着作，老子的《道德经》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老子的思想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着。老子的《道德经》虽仅五千言，却包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所着的《道德经》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老子的《道德经》是宇宙中的最高智慧。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老子为中国、为全世界所奉献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财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是继伏羲、神农、轩辕黄帝之后，中国的高智慧圣人。老子也是世界最高智慧者。我认为：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从中国2500年前的老子那里汲取智慧。
3、中医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学”之中包涵“中药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因此，中药源于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药的鼻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着。《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医经典完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因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就是中医的鼻祖。综上所述，中药和中医的鼻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和轩辕黄帝。
4、中华衣装（汉服或华服）
中华衣装，也称华夏衣冠，也就是“汉服”。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汉服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华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随后各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变动，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均是以汉代为基本特征。汉服（华服）是非常美丽的服装，汉服（华服）最能体现汉族人儒雅内秀、神采俊逸、雍容华贵、美丽端庄的气质。
5、丝绸（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而做出发明丝绸（养蚕缫丝织绸）这一伟大贡献的发明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的妻子嫘祖。在5000多年以前，勤劳、智慧、聪明的嫘祖就发明了丝绸（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嫘祖作为中华第一夫人，与黄帝并列为“人文初祖”。嫘祖被誉为“人文女祖”。嫘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后世尊为“先蚕”，享誉海内外。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功业，被称为“蚕母娘娘”。由于嫘祖创造了丝绸文明，功高天下，自周代起就被尊奉为“先蚕”，民间尊称为“蚕神”，爱称为“嫘姑”、“丝姑”、“蚕姑”，历来受到各族人民的无限崇拜。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开启了享誉中外的丝绸文明，泽被天下。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都隆重祭祀嫘祖。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认识丝绸开始的，因而最早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嫘祖发明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堪称在“中国四大发明”之前的“中国第一大发明”。我认为：丝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丝绸，是人类最美丽的发明。
6、茶叶的种植培育加工制作技术、茶叶的饮用和茶文化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这是世界公认的。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我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着《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在距今7000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国就发现了茶叶，并且知道了茶叶具有神奇的药用作用。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是中国的茶叶鼻祖。神农不仅是中国的茶叶鼻祖，同时，神农也是全世界的茶叶鼻祖。茶叶，是最天然、最健康的饮料，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饮料。茶叶具有健康、天然、文化、文明以及时尚的非凡魅力，受到全世界人的喜爱。
7、瓷器的制做技艺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发明的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中国被誉为是“瓷器之国”。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世界各国，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也博得了“世界瓷国”的光荣称号。
8、中国画（国画）
国画，是中国汉族传统绘画形式。国画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这种画种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国画是我国传统绘画（区别于“西洋画”），其工具和材料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等，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它的精神内核是“笔墨”。
9、书法
中国的文字（汉字）起源，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文字开始出现。传说轩辕黄帝命令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就发明创造了文字。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文字始祖。中国的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到达成熟，并且繁荣。中国的书法有五种基本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其中，楷书也叫真书、正书、正楷。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称为楷书。中国的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的大书法家。其中，东晋时代的王羲之是中国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流传千古，天下闻名。《兰亭序》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
10、古琴、中国民族乐器、中国民族音乐
古琴，也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代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琴的创制者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等说，可以看出，古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琴最初只有五根弦，内合五行（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音（宫、商、角、徵、羽）。后来周文王加弦一根，是为文弦；武王伐纣，加弦一根，是为武弦。合称文武七弦琴。在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必修之艺。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孔子酷爱弹琴；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古琴是最高雅的乐器。古琴十大名曲：广陵散、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酒狂、关山月、潇湘水云、阳关三叠、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幽兰。中国古代十大名曲：《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又名《春江花月夜》）、《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11、围棋、中国象棋
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围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围棋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这样，“围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固定下来。围棋属“中国古代四大艺术”（琴棋书画）的“四艺”之一。“琴棋书画”之“棋”，指的就是围棋。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棋盘，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唐代出现了棋待诏官职。中国的围棋在公元七世纪（中国唐朝）时传入日本，很快就在日本流行开来。围棋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围棋是我国古人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围棋的规则十分简单，却拥有十分广大的空间可以落子，使得围棋变化多端，比中国象棋更为复杂。这就是围棋的魅力所在。下一盘围棋的时间没有规定，快则五分钟，慢则要几天，多数时候下一盘棋需要一到二个小时。下围棋对人脑的智力开发很有帮助，可增强一个人的计算能力、记忆力、创意能力、思想能力、判断能力，也能提高人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因此，围棋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中国人所发明的围棋，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围棋也非常符合现代科学（天文学、宇宙学）的原理与自然规律。围棋的规则是非常简单的，在所有的棋类中，围棋是规则是最简单的。但是，围棋的棋局又是非常复杂的，千变万化，以至无穷。中国的围棋包含着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先人的智慧，中国的围棋奥妙无穷。围棋是非常绝妙的发明。
12、文房四宝
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一般是指：笔、墨、纸、砚这四种用具。文房，也就是书房。笔、墨、纸、砚这四种基本用具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之为“文房四宝”。在“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最出名的、最好的、质量最优的当属：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因此，“文房四宝”一词也可以是专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湖笔，产于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市位于浙江省的最北端、太湖的南岸。湖州自古就生产优良毛笔。自元朝以来，湖州生产的毛笔为天下最佳者。也就从那时起，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一起被称为“文房四宝”。湖州毛笔简称“湖笔”，是毛笔中的佼佼者，以制作精良、品质优异而享誉海内外，已成为毛笔的代名词。徽墨，产于安徽的徽州。徽墨的制造中心在绩溪、歙县、屯溪这三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尤其是绩溪县，徽墨制造业极盛。
“天下墨业在绩溪。”徽墨特征鲜明、技艺独特、流派品种繁多、科技内涵丰富，在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今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泾县古时属宣州管辖，所以，泾县所产的纸称之为“宣纸”。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制造宣纸的原料是生长在安徽宣州一带的青檀树的树皮，因青檀树皮的纤维非常洁白，因此，造出的宣纸非常洁白细密。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再加上宣纸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宣纸的闻名始于唐代，南唐后主李煜，曾亲自监制的“澄心堂”纸，就是宣纸中的珍品，它“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传说宣纸的发明者是蔡伦的弟子孔丹。宣纸的生产中心是泾县，制造宣纸的原料是以皖南山区特产的青檀树皮为主，配以部分稻草，经过长期的浸泡、灰腌、蒸煮、洗净、漂白、打浆、水捞、加胶、贴烘等十八道工序，一百多道操作过程，历时一年多，方能制造出优质宣纸，宣纸是中国古代文人进行书法、绘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用品。中国古人有“敬惜字纸”的良好传统，表现出中国古人对文字、文化的尊重和对宣纸的爱惜。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省肇庆市。广东肇庆在唐代时设为端州，所以把出产于广东肇庆的砚称之为“端砚”。歙砚，产于安徽省古歙州的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等地。歙砚与端砚齐名。洮砚，洮河砚的简称。因砚材产自洮河，洮河源于古时洮州，故名“洮河石砚”，简称“洮砚”。洮砚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临潭县、岷县一带。澄泥砚，是用特种胶泥加工烧制而成的，因此，澄泥砚的制造材料是泥，而不是石。实际上，澄泥砚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陶器，这是与前三种砚不同的地方。澄泥砚最早产于山西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四大名砚”中的其它三种均为石砚，唯有绛州澄泥砚是泥砚。它与端、歙、洮砚齐名，称为“三石一陶”。绛州澄泥砚始创于唐代，历史悠久，当时曾被列为“贡砚”。后来明朝灭亡后澄泥砚制作工艺就失传，失传了近三百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位艺人历经千辛万苦终将澄泥砚恢复生产后，绛州澄泥砚又重新展露在世人面前，重新成为古城绛州的一大地方特产。中国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中国的文房四宝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保存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13、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产生于中国东汉时期，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道教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的创立者为张道陵，张道陵原名张陵。张道陵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后代。张道陵创立了道教门派之一的“正一道”（即“天师道”），因此，张道陵也被尊称为“张天师”，其后代世袭者也被称为“张天师”。道教奉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为教祖，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道教将老子的《道德经》作为道教的理论指导思想。
14、中国建筑、中国园林、客家民居
15、武术、太极拳、气功
16、昆剧
昆剧，又名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昆剧诞生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昆曲早在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即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昆山腔”属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明代四大声腔：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江苏昆山）、弋阳腔（江西弋阳）、海盐腔（浙江海盐）、余姚腔（浙江余姚）。这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昆剧是在中国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昆剧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该剧种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昆以苏州白话为主，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剧（昆山腔）的创始人为顾坚。顾坚，元末明初戏曲家，昆剧鼻祖。顾坚是江苏昆山千灯镇人（明末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是江苏昆山千灯镇人）。元朝末年，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江苏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称之为“昆山腔”，为昆剧之雏形。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腔。江苏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终于使昆腔在无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能够清丽悠远，旋律更加优美；对伴奏乐器改革原来南曲伴奏以箫、管为主要乐器，为了使昆腔的演唱更富有感染力，他将笛、管、笙、琴、琵琶、弦子等乐器集合于一堂，用来伴奏昆腔的演唱，获得成功。隆庆末年，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创作传奇，习昆腔者日益增多，梁辰鱼对推广和改革昆山腔起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成为昆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昆剧的上演剧目中，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沈璟的《义侠记》，高濂的《玉簪记》，李渔的《风筝误》，朱素臣的《十五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其次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是孔子的第64世后代。昆剧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见长。在演唱技巧上注重声音的控制，节奏速度的顿挫疾徐和咬字吐音的讲究，场面伴奏乐曲齐全。昆剧的唱腔委婉细腻、新丽流畅，非常好听！有“水磨腔”之称。昆剧艺术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长期在中国戏曲中占据独尊地位，所以昆剧艺术被尊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对整个戏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地方戏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它的艺术养分，其中还留有部分的昆腔戏。许多地方剧种，如：京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邕剧、越剧和广东粤剧、闽剧、婺剧、滇剧、晋剧、蒲剧、上党戏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因此，昆剧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同时，昆剧还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17、中国烹饪（中国菜）、中国节日饮食文化、筷子
中国烹饪（中国菜）：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菜肴的总称。具有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品类丰富、流派众多、风格独特的特点，是中国烹饪数千年发展的结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八大菜系：粤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川菜、闽菜、鲁菜。中国节日饮食文化：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
18、针灸
针灸：针法和灸法的合称。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针灸由“针”和“灸”构成，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
19、对联、灯谜、曲水流觞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游戏。夏历的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并取杯饮酒。曲水流觞这种游戏非常古老，有数千年的历史。晋代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的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记录的就是在浙江绍兴兰亭一带进行曲水流觞游戏的过程。
20、中国结、剪纸、刺绣、黎族织锦（黎锦）、
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剪纸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剪纸艺术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瑰宝，至今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和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剪纸，也称为“窗花”。在新春佳节时，中国百姓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剪纸（窗花），集装饰性、艺术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请参考我以前提的建议：《建议把春节假期确定为十天，把腊月二十八定为“窗花节”》。
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中国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中国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达到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最为突出的刺绣是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的蜀绣。除此之外，还有河南开封的汴绣、浙江杭州的杭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汴绣、杭绣，可以合称为“中国六大名绣”。
苏绣：苏绣即苏州刺绣。苏绣至少有2500年的悠久历史。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仍以苏州为中心，现已遍及江苏省的扬州、无锡、常州等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西汉史籍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苏绣用于服饰。到了明代，苏州江南一带已成为丝织手工业中心。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推动了刺绣的发展。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所绣佳作栩栩如生，笔墨韵味淋漓尽致，有“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自此，苏州的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等方面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苏绣也成为天下名绣。
湘绣：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是湖南人民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精心创造的一种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湘绣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可以窥见当时湖南地方刺绣技艺已经达到令人惊讶的高度。据记载，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图案之精美，绣工针法之细腻，令世人叹为观止。1972年又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四十多件刺绣衣物，说明远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湖南地方刺绣（湘绣）已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粤绣：粤绣产于广东。粤绣是以广东省广州市为生产中心的手工丝线刺绣。广东，特别是广州等珠江三角洲一带，是中国桑蚕业的发达地区。粤绣，包括“广绣”和“潮绣”（潮州绣）。粤绣，有时也称为“广绣”，一般来说，粤绣是广绣与潮绣的合称。粤绣创始于黎族，粤绣与黎族织锦同源。粤绣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粤绣始于唐朝。关于广绣有一段真实的故事。据史籍记载，唐代的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广东南海县一位名叫卢媚娘的14岁的广东姑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一卷佛经《法华经》，字体比粟米还小，而且细如毫发，点划分明，唐朝皇帝唐顺宗嘉奖其工，谓之视姑。粤绣从此名扬天下。这个故事说明广绣历史悠久，技艺卓越超群。宋元时期，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明代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粤绣已经成为民间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每年均有不少产品输出国外。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人克罗兹看到珠绣花鞋等一些广绣工艺品而发出“绝妙的工艺品”的惊叹。当时广州刺绣艺人已经达到极高水平，能够娴熟地和创造性运用绒线绣，用孔雀毛、马尾作线缕和勒线，用金线和银线刺绣。
蜀绣：蜀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蜀绣也称“川绣”。四川省是中国桑蚕业的发达地区。蜀绣的历史很悠久，蜀绣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文学家扬雄诗中。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就已经驰名天下。晋代常璩《华阳国志》中记载，当时蜀中的刺绣已十分闻名，并把蜀绣与蜀锦并列，视为蜀地名产。蜀绣至少有2200年——3000年的悠久历史。
汴绣（宋绣）：汴绣，也称“宋绣”，汴绣起源于宋代的国都开封，当时开封作为北宋的国都，称为“汴梁”，也称为“汴京”，是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汴绣（宋绣）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汴绣是中国着名绣种之一，它以绣制中国着名古画着称于世，绣品古朴、典雅、细腻，早在宋代就驰名全国，汴绣（宋绣）绣工精致，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秀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汴绣素有“国宝”之称。
杭绣：杭绣，即：杭州刺绣，起源于汉代，南宋时达到极盛时期。杭州是“杭绣”的发源地，杭州历来有“丝绸之府”之称。丝绸业的兴盛，促使了刺绣工艺的发展，刺绣在杭州有悠久的历史。宋高宗南渡，杭州成为南宋的国都后，画师绣工云集，繁华至极。
黎族织锦（黎锦）：黎族织锦，也称为“黎锦”，是海南岛黎族的民间织锦。黎族织锦（黎锦）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有着3000年悠久的历史。黎锦在春秋时期就享有盛名，黎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上被称为“吉贝布”，“吉贝”在黎语中就是木棉的意思。海南岛盛产木棉，心灵手巧的黎族祖先很早就发现了木棉的用处，就用木棉纺纱织布。黎族人民采用木棉花（木棉花也就是攀枝花）来织锦。黎锦是以棉线为主，麻线、丝线和金银线为辅交织而成。黎锦有纺、织、染、绣四大工艺，黎锦精细、轻软、洁白、耐用，“黎锦光辉艳若云”就是古人对黎族织锦工艺发出的由衷赞美。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黎族织锦（黎锦），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其纺织技艺领先于中原1000多年。海南岛因黎锦而成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祥地。黎锦是中国纺织艺术的一朵奇葩。在黎族文化中，文化底蕴最深厚、历史最悠久的当属黎锦，极富东方神秘文化的色彩。黎族织锦工艺是黎族传统工艺中的奇葩。黎锦，是从天上飘下的云彩，黎锦，是织在布上的民族史诗。从宋代，黎锦都是向朝廷进贡的珍品，被誉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宋朝以前，黎族人的棉纺织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原汉族，后来棉花逐渐由海南岛传入中国南方，元朝时上海人黄道婆又将黎族的纺纱、织布等技术加以改进传播到内地，迅速推动了长江下游棉纺业的发展，掀起了被海内外学者称誉的持续数百年的“棉花革命”，使棉织品取代麻织品成为生活必需品，黄道婆也成为中国纺织业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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