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欧美风欧美风的类别
欧美风是指具有欧美风格的事物，如音乐、服饰、图片等，并不一定来自欧美。那么你对欧美风了解多少呢?...
什么是欧美风欧美风的类别
什么是欧美风欧美风的类别
欧美风是指具有欧美风格的事物，如音乐、服饰、图片等，并不一定来自欧美。那么你对欧美风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整理关于什么是欧美风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欧美风的定义
欧美风，随性、简单，不同于以简约优雅著称的英伦风，更偏向于街头类型的纽约范。它随性的同时，讲究色彩的搭配，与后期的波希米亚风融汇，应该说欧美风更广泛，带有少部分日韩气息，很国际化。欧美风格比较中性又比较贵气。比如高跟鞋、亮面皮鞋、亮面皮裤、铆钉类的东西、链条包、提花裤袜等，这些都是打造欧美风的常见商品。 大陆内的潮人比较有欧美风格特征的女性有陈星如，比如复古欧美风。男性有韩火火，也偏向复古欧美风。
欧美风的类别
欧美风的服饰： 欧美风格从迷你裙到朋克装，伴随着时装史上无数富有创意的时刻
传统与反叛是欧美风格的真正精神所在。
最前卫，也最保守;叛逆，混搭，年轻，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摇滚。
欧美风格主要是以简便,高贵为主
浅柔和的色，在众多色彩中淡定自然
简洁且剪裁合身的款式
展现恬静女子在深秋静谧优雅的一面
简单熟练的剪裁功夫、呈现大方自信的美丽
比日韩风要开放，也更性感
更街头化，没有英伦风那么正统
举些例子，欧美风的必备单品或服饰：
①豹纹
②波西米亚风格的服饰
③马丁靴
④洗到发白的牛仔裤
⑤机车皮衣
⑥皮革和蕾丝和渔网袜
⑦同样洗到发白的牛仔外套
⑧牛仔裤
⑨哈伦裤
⑩罗马凉鞋
欧美风的饰品，多数以夸张，复古，随性，时而简约时而繁杂的风格呈现给大众。
欧美风的音乐大多数比较有韵味，随和，优美，不同于日韩风的激扬，本身给人以安逸的感觉。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欧美风的音乐也开始摇滚起来。
网上的欧美风，例如欧美风图片之类的。欧美风的图片一般不做作，没有非主流那样展现出自己可爱的意思。他们朝气，敢于在自己身上展示世界的方方面面，香烟、酒精、夜店、性等。
欧美风的风格演变
拜占庭艺术
由于罗马帝国的东迁，使得有机会出现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艺术。在艺术的成就上，此时所强调的是镶贴艺术，追求缤纷多变的装饰性。
同样，这种特色也反映在服装上。例如：在男女宫廷服的大斗篷、帽饰以及鞋饰上都出现了镶贴、光彩夺目的珠宝和充斥着华丽图案的刺绣。这些情形有别于同时期在欧洲地区的服饰，营造出一种既融合东西方又充满华丽感的服饰装饰美。
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回顾及未来趋向分析
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回顾及未来趋向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F.拉普(Friedrich Rapp)、C.米切姆(Carl Mitcham)、T.杜尔宾(T.Durbin)、F.费雷(Frederick Ferre)、C.皮特(Joseph C.Pitt)、D.伊戴(Don Ihde)、H.林克(Hans Lenk)等一批技术哲学家的倡导和带领下，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学与技术学会（简称SPT）20余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技术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也初露端倪。这里，我们谨就25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的有关研究概况、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做一粗浅探讨。
一、1975-2000年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就成立了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1962年；简称SPEP），此后不久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性哲学学会（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简称SWP），几乎同时，哲学与技术学会的雏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费雷认为，这是美国从事技术哲学研究的确切起点[1]。皮特认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使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往大不相同”，“它为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讲坛”[2]。SPT几乎每年都发起两次国际会议，出版有关系列丛书，其论文是从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的。SPT还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子学期刊(Technē)，这使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加强了学术研究，并明确了此领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认为，“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使技术哲学的工作得以质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顾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时，对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进行了评论。他在《技术思考》（1994年）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讨论[4]，并在《超技术哲学评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术哲学(EPT)以技术思想和活动作为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范式，并试图以技术术语来阐释所有的非技术的思想和活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 (HPT)则相反，认为技术思想和活动只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方面和层面，应该寻求把技术限定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之内[5]。
的确，在一百多年前，当工程师试图对他们自身的工作进行哲学思考并赋予工程技术工作以普遍意义的时候，技术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活动开始出现。一些工程技术哲学专家，诸如卡普(E.Kapp)、莫泽(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罗斯基(H.Petroski)，不但从普遍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工作进行思考，把技术看作是不同于科学的存在，从而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上的和政治上对技术进行分析，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反击了由刘易斯·芒福斯、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埃吕尔等哲学家提出的人文主义技术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认，在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精神鼓舞下，工程的应用哲学，尤其是工程的应用伦理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目前，工程技术哲学的这种繁荣景象，在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等相关领域十分明显[6]。
费雷是较早的一位研究“技术与价值”的技术哲学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时起，费雷便与技术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实际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产生了进入技术哲学领域的动机。后来，在普度大学，他开设了“技术与价值”的课程，研究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技术必定是由人类价值（喜爱、害怕、希望等等）所促进产生的”；第二，“技术依赖于人类的知识”。于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最为脆弱的临界点上——我发现了基本价值与基本知识之间的实际应用——宗教和科学潜在的知识领域——对环境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冲击”[7]。
唐·伊戴在《1975-1995年间的技术哲学》一文中，回顾了技术哲学的进展与变迁。他认为，与欧洲大陆的SPEP及SWP相比，SPT的发展是相对较缓的。SPEP的规模在90年代已扩大了4倍，拥有1400人；这一学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已完成更替，现在的领导者大都比最初的创始人年轻。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SWP之中，它声称拥有2000人，其中包括持各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而 SPT则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它不足300名人员，而大部分领导者仍是80年代初的面孔。总之，伊戴认为，SPT虽历经20余年的发展，“却仍然没有与那些资历比他老一些的组织进行接轨”；在研究领域方面，欧洲大陆的SPEP和SWP学派有着更宽泛的研究视野，而SPT所关注的范围则比SPEP和SWP要狭窄得多[8]。
弗里德里奇·拉普在分析欧洲大陆20年来技术哲学发展时，认为德国的技术哲学的讨论中心，主要集中在整体哲学上。虽然技术哲学仍然属于一个边缘领域，但人们对它的兴趣正日渐浓厚，尤其是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接受并认可了它。拉普认为，20年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目前它比前20年复杂多了。造成这种多样性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许多出版物并非是有关技术哲学的专著，这也正是德国在这一领域呈现的一种技术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边缘领域——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大多是倾向于实践方向的非理性的、非思辨性的领域——则是开放的。比如，罗普(G.Ropohl)曾运用理论体系方法研究技术，试图在哲学与社会学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此，他提出了能够引导技术创新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体系，以期建立一种成熟的并能加以控制的技术创新发展方法[9]。
也许是由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技术哲学在法国沿着与德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在法国没有惟一的标准的解释，有的是一种宽泛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说，一种更为积极的对待技术的态度引导了一种更为乐观的技术哲学。西蒙顿(Simondon)赞成把现代技术与文化相结合。莫斯科维西(Moscovici)则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和思想，认为不是技术体系而是劳动发明，即一种方法论倾向的创造活动，是现代技术的本质。而埃吕尔则仍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是技术变化中所有蕴含在其中的力量，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对自然的破坏[10]。
对于技术哲学在最近的25年中是否取得了进步这一问题，杜尔宾在《技术哲学取得的进步：相对视角的分析》一文中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他认为，“技术哲学的确取得了进步，但它是有限的”[11]。在2000年发表的《世纪末25年的SPT：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一文中，他又总结到：“像科学进步一样，也存在着哲学的进步，并且这是建立在其它学科基础之上取得的哲学进步”，但同时，他也承认，“衡量这种学术进步的标准受到了质疑”[12]。
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明显的，即欧美技术哲学25年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各有其不同表现及特点。当然，从不同中也可发现一些共性。比如，在研究方法上，欧美技术哲学呈现出由单一性研究向多元性研究转向的趋势；从研究的领域看，欧美技术哲学大都把视野转向了某些新兴的学科领域，也就是说，技术哲学近来形成的某些特定领域，正在向学术团体讨论的中心集中，这些新领域包括生态学、技术全球化、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多媒体、医疗技术、基因工程等。欧美技术哲学家坚信，“如果启开新视野对这些主题进行考察，就一定会产生特定的有待哲学来回答的哲学问题”[13]。
二、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分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发现困扰着欧美技术哲学的一些问题：
1.技术哲学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范式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技术哲学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统一范式。与许多技术哲学家一样，皮特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感受。这里统一的标准是指从事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共同的始点，“比如科学哲学，其统一性可能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可能始于卡尔纳普的《科学的统一》，而就现代跨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而言，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统一始点。而对于技术哲学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始点”，皮特认为，技术哲学尚没有我们一致认为可以或能够必读的东西，“即使有一些可读，但我们却不能同意其提出的基本原则”[14]。
当然也有为满足这种统一标准的要求而试图做出尝试的，或为弥补这一空缺而去创造某一事物。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一书就被认为如此。但皮特认为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时髦、一种崇拜物，而不是一篇重要的哲学文章。他解释说，“拒绝海德格尔作为合法的统一标准的候选人，原因就在于其不可理解的文章。但是拒绝海德格尔作为统一标准并不是拒绝现象学作为一个合法的哲学方法；如果被睿智而善于表达的实践者加以运用的话，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围绕技术而产生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就像在唐·伊戴的作品中所体现的那样。虽然如此，我仍然为哲学思考中缺乏统一的‘我的’范式而对这些讨论困惑不解”。但皮特也注意到，新近有一些作品在技术哲学领域做了严肃而认真的探讨和尝试，比如“米切姆的早期作品是一个，杜尔宾的手册是另一个。但是不得不向两位作者表示歉意的是，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他们的作品是上乘的，也是有用的，但他们却仍然没能取得作为统一标准的地位”。为此，皮特表达了他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忧虑：“如果没有一个令大家意见一致的作品，我们就难以有效地获得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15]。显然，没有统一范式，技术哲学家们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基本概念理解的错位、基本观点的相左，也难以与其他领域的人共同研究问题、讨论问题。
2.技术哲学家的“知识完备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问题”
虽然SPT的研究存在着无可争辩的成功，但它存在的问题也可能会使技术哲学走向衰微。皮特在《论技术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忧虑。这一忧虑渊源于他的一次学术交流的设想——他曾试图组织SPT与其他学会一起举办一次学术会议，这样可以把SPT和其他学会正在进行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当他向技术史学会的负责人提出此项建议时，对方惊愕地说：“哦，不！那些哲学技术学会的人憎恶技术，而且他们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呢？”皮特认为，“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关于SPT成员的‘知识完备性问题’。”他发现，在SPT成功的背后，的确存在着技术哲学工作者“知觉的错误”。而事实上，这又并非仅仅是一种知觉的问题，皮特把它称作“知识完备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PT学者们对技术的一味批判，导致其他领域的学者认为，技术哲学家们仅仅以抱怨技术的态度研究技术，而不是通过开发各种手段，以使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对技术的理解与我们对世界是如何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看法结合起来，于是，SPT的研究者们便仅仅成了一群技术的抨击者。显然，这一状况对SPT的发展来讲预示着不利和危险，这种研究继续下去的结果，“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为其他的哲学学会所正式接纳，意味着我们的问题将不再被包含在合法的哲学问题范围之内，我们将不再是哲学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将滑向无足轻重的边缘 ”[16]。
同样地，作为技术哲学家，费雷也感受到如同皮特所提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那样的尴尬与惊慌。因为他在与科学哲学学会联系时，表示希望他们给予技术以充分的重视，但结果是毫无反应。于是，他“认识到自己所热衷于研究的技术，并不被认为具有哲学含义这一事实”[17]。
不过，在费雷的“技术与价值”课程教学中，他渐渐明白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他的课程也逐渐受到了欢迎，他的听众不但包括文科和理科的学生们，而且还有各专业的工程师。在他20多年关于“技术与价值”这一课程的讲授生涯中，他最终认识到，技术哲学必须与那种纯粹的、全面概括性的、具有高度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他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18]。尤其是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期间，他在一所文科院校、三所神学学校和一所公共技术协会把“技术与价值”作为不同背景下的技术哲学来讲授时，在每一处他都感受到了不同的反响。其中，令他感受最深刻的也是极为令他着迷的老曲新唱，就是关于技术与知识、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生活之间的评判与综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发现了基本的传统哲学问题。这一点超越了听众身份的限制，无论是他们作为工程师直接参与技术的形成，还是仅仅从事一种决定他自身的渗透性的技术文化，他们都是人。而正是由于他们并非完美的人，所以才形成了哲学中所说的最广泛的传统。而在技术的哲学视野里，学者们仅仅考虑的是技术的影响和如何对技术进行批判，这可能会导致技术哲学组织最终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哲学组织，不再是一个致力于探讨哲学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并把哲学所探讨的技艺问题扩展到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哲学组织，而“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组织”，从而就会使技术更难于为哲学所接受。因此，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研究者们“必须以哲学家而不是意识形态学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19]，技术哲学应正视目前出现的“知识完备性问题”，努力做到技术哲学团体与其他哲学团体的接触和讨论上的融合。
3.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割裂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一些技术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工程视野与人文视野的割裂对技术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为此，米切姆呼吁技术研究既要关注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也要关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他认为，他的注意力“既在工程技术哲学方面也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方面”。但另一方面，米切姆仍然“对现代工程技术的批判继续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在他看来，工程技术的应用伦理学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他进一步指出，在工程技术哲学表面强大的背后，技术哲学已展现了一种历史的苍白无力，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只是在现代技术工程的边缘领域中表现出来[20]。
伊戴试图弥合工程传统的和人文传统的裂痕，他对米切姆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种传统进行了分析。伊戴认为，工程传统的哲学不仅把技术视为一种前沿问题，而且认为在技术与哲学的关系中，担当着物质的角色，比如，卡普全部把器官功能“物质化”；德韶尔则把人工制品作为实在“物质化”。可见，工程传统确实使物质性比在传统哲学中具有更大的作用，但技术也应该被认为是负载着价值的。工程的技术哲学有着对技术的偏爱，主张接受技术，认为发展技术是理所应当的，但后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考虑到需要对技术的破坏性在政治上和伦理道德上进行评论并做出响应，不过，工程传统认为人们能够通过伦理和政治对技术的消极应用进行矫正，从而使技术得以正确使用[21]。
皮特则批评工程技术学者的研究方法，说他们“忘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哲学家”[22]。费雷也主张，应把技术应用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并在这些学科中予以充分阐释[23]。
与工程传统相比，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结构上有着更大的范围。它首先体现为技术的整体范围，即通过在文化及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技术，这一宽泛的观点与工程传统中的专业性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一主张也暗示着另一层含义，即技术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至少还体现一种变化，或是一种对文化形式或文化惯例的挑战。因此，这就意味着人文方法更为明确地打开了通向文化评论的通道，这一通道常常用来揭示评论家的偏见。这从芒福德独特的持否定态度的技术评估观点，奥特加提出的高层文化传统中潜藏着破坏性和公众素质的提高与欧洲技术发展过程相关的观点，海德格尔提出的关于现代技术如何才能成为后期极具形而上学的框架的观点，以及埃吕尔把技术本质归入到“技术”自身当中的观点中，可得到某些体现[24]。（待续）
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欧美技术哲学在过去的25年中，的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它在21世纪的发展，也必将会有新的突破。根据欧美技术哲学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概况及特点，我们认为其未来发展趋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可避免的转变：由单一性向多元性方法论研究的转变
技术哲学研究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既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已出现的迹象，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无论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思路还是内容，由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否则，技术哲学的研究或许真的会像皮特所警告的那样，走向衰微甚至走向死胡同。目前技术哲学对技术的单一性研究，导致“圈外人的威胁正在到来并将取代我们的地位，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真实”。[25]技术哲学的研究，不应依赖于单一方法论，它应把技术对科学和科学对社会的考虑从总体上联系起来。皮特认为，技术本身不是单一的事物，“技术的邪恶与危险都包含在它的细节之中，做出可怕的事情的是人，而不是技术”。“赞成或反对技术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如何去谈论技术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的角色才是我们所应关注的问题，同样其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技术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们需要以一种见多识广和有判断力的态度，去谈论技术如何使我们如此以及我们能够如何这样的问题。”[26]
林克在《技术哲学的进步：技术的新结构特征》(1998)一文中论述了技术发展所呈现的30个新结构特征。他认为，“这些新技术所具有的特征，明显地催促我们要超越任何对传统技术的描述，要对技术结构特征在更大范围及意义上进行分析……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项任务。”“因此，这也意味着技术哲学必定是一门多元论学科，或包含多元论方法的学科。”[27]
杜尔宾和费雷也指出，“包括多种学科的及各体系间相交叉的技术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和通晓数门知识的学者进行多学科间的合作……技术哲学必须接受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挑战”；[28]“技术哲学中丰富多彩的多元性的研究方法，应该被看作合理正当的哲学研究方法”，“对技术与技术社会来说，一种综合性批判性的多元论哲学方法，在自我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方面，有着确定无疑的重要性。”[29]而拉普则承认，目前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30]
2.确有必要的结合：技术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结合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技术哲学常常处在游离于哲学之外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位置上。如上所述，皮特、伊戴、费雷等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技术哲学不为其他哲学团体或学者接受的危险与尴尬。他们认识到，技术哲学应该把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与西方的主要哲学传统相结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工程技术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拉普，曾从工程技术的视角撰写了《技术哲学导论》（1978年）一书，但现在他却顶着来自各方面批判的压力，毫不掩饰地宣称，他“已转移到了一种对技术的更为传统的哲学阐释上”。他说：“我强调一种哲学上甚至理论上的思辨，而反对那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为此，他遭到了他的同事罗普尔(G.Ropohl)的批判，罗普尔批评他背叛了实用主义，认为哲学阐释应该以技术的“实用特征”为基础，而不能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视野来审视。因此，拉普承认，“目前我因为强调技术哲学的思辨方法而正处于一种孤立位置中 ”。[31]
拉普在《现代世界的动力》(Die Dynamik der Modernen Welt,1994)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上述观点。他认为，目前技术哲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技术发生变化的动力，从而找到我们可能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干预的方法。如果对技术发生变化的起因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则几乎不可能期望我们的伦理主张能够有任何实际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哲学解释必须依赖并且努力达到与哲学传统相结合。这种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存的沃土，如果不以此为基础，而试图重新建构技术哲学动力的根基，则是愚蠢的。他坚持认为，传统哲学为技术在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上的阐释提供了参考指向。“所以，对于技术的哲学研究应该用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给予补充。”[32]
3.不可忽视的整合：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
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观点看，工程技术哲学的强大，一度使得技术哲学显得苍白无力——米切姆在《超技术哲学评述》中辩证地考察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之争。他提出，我们正日益步入一个超技术时期。技术已经完全处于被后现代技术取代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极度技术，即超技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技术哲学可以被看作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即将消失或被取代。也就是说，技术哲学“正处于被取代的过程中——不是被超技术哲学取代，而是被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所取代，这是一种与后现代技术领域有关超技术的思考再次相结合的哲学。”[33] 因此，米切姆认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和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的整合与超技术的出现必然相关联。
伊戴一方面不赞成工程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划分方法，但另一方面也认为，“对于技术来说，文化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十年前了”，认为人文方法似乎能够更为明确地打开通向文化评论的道路。[34]而在欧洲，工程主义代表人物拉普已公开承认，自己关注的焦点已转向了人文主义。欧美技术哲学研究视角的新变化，无疑将会对技术哲学在新世纪中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可以预见，工程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将成为技术哲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4.方兴未艾的热点：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研究
在过去的20年技术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对技术伦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价值的讨探一直没有停止过，技术伦理、技术价值问题一直是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技术哲学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热点探讨将持续进行。显然，由于技术与伦理（价值）研究的各种观点、兴趣、思路从来就未曾取得过一致，有的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如何实施预定方案等现实问题上，观点更是相左，所以，这一领域研究热点的形成，实际上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费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较早且较深入的探讨。1985～1995年间，费雷已经使许多听众由对“技术与价值”的不解，走进了同“技术与价值”观点的融合之中。他为林业人员、心理学家、数学教育学家和从事艺术、比较文学、音乐、风景建筑、语言、法律、微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宗教、哲学的人员——甚至更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最后，他得出结论：“技术哲学能够是并且本来也应该是使各种独立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一门学科，它是不同领域专家间打破隔阂的一座桥梁，它在伦理问题上提出挑战，并且能够对社会改革和政治行为产生促动作用”。[35]
皮特也明确指出：“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研究技术的历史、技术所体现的认识论假设、技术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因素对认识论假设和我们的价值及价值结构的影响。”他认为，为了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首先研究技术自身。如果我们所支配的技术居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我们的未来的中心地位，如果技术反映了我们的价值体系，或者即使它们仅仅影响了我们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便可以“使我们创造世界的方法和我们的美好想像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技术体现了我们的期望，也体现出了我们的成就。而无视这点就是无视我们的历史，将难以理解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形下，好的哲学包含价值假设，而这种价值假设允许其论证贯穿到与我们的感性发生冲突的结论之中，这种感性自身就体现了价值判断。价值是我们生活、哲学或其他方面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以免罪而统治我们 ”。[36]
米切姆也认为，未来的技术哲学研究，将更注重对技术应用过程意义与价值的考察。人们在技术应用中是基于自身的缘故去应用技术，而从不介意可能产生的最终价值。他用国际互联网为例解释说：“人们极易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网络界面上留恋——边缘效用生产并没有在这些时间内显著增加，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减少了。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花费时间，其价值虽没有增加，但是意义却增强了，这就是未来的浪潮。”[37]因此，可以看出，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价值取向选择，将是技术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欧洲技术哲学对技术伦理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拉普认为：“人们对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是这些伦理问题通常都是从某一特定的伦理理论及某一具体的应用领域出发的。只有少量几本书是在其整体的结构框架中明确地研究了技术的最基本伦理问题，而其中技术评估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这一领域中，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到现在为止，其中的基本概念问题或多或少已经变得较为清楚了。”[38]
除了以上讨论的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外，关于技术哲学建立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范式的努力，关于技术哲学目前出现了一种应用于实践的倾向等等，这些研究动向也值得我们关注。另外，伊戴在科学、工业、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对技术哲学发展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技术在这些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技术哲学家都必须对技术‘持有’、‘技术胜利’和‘劳动异化’进行更为凝炼的特别分析，而不是过高过大的一般性的分析。”[39]（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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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aul T.Durbin,SPT at the End of A Quarter Century:What Have We Accomplished?Technē,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V.5,NO.2,2000.
[27] Hans Lenk,Advanc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New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es,Technē,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V.4,NO.2,Fall 1998.
欧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解析及启示
欧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解析及启示
内容摘要：文章对欧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欧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具体的政策，最后从法律、行政、经济三个层面阐述了就其所得的启示。关键词：欧美国家，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对策
一、欧美国家推进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政策的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市场为基础手段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是欧美国家中小企业政策的价值取向。美、英、法国家的政策目标主要侧重于防止垄断，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环境，使其有能力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均等机会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客观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竞争与垄断、公平与效率是贯穿市场经济发展始终的难以协调的矛盾。从历史上看，“机器排挤工人”的18世纪产业革命，淘汰了效率低而落后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小企业，从此公平竞争的格局被垄断所取代，企业兼并是历史发展之必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垄断占据统治地位，大企业兼并吞并小企业的过程愈演愈烈。随着钢铁、化工、造船等适合规模经济产业的兴起，欧美国家认为，“大”即“好”，因为大企业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需要。欧美政府对设备落后、技术落后的小企业漠不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采取歧视态度，政府鼓励并组织大企业吞并、改组小企业。银行认为，小企业风险大，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大企业，小企业难以在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得不到起码的政策保护。二战后，欧美国家对小企业的认识有所转变，开始对小企业采取保护政策，政策转变的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了垄断的弊端，不同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是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土壤。随后美国、德国都相继制定实施诸如《反垄断法》、《反卡特尔法》，其目的在于保护竞争，限制垄断，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些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客观上为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大批中小企业开创了许多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为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新技术革命使得大企业规模经济优势有所削弱，任何“大而全”的企业也缺乏竞争力，企业竞争的手段主要是非价格因素的竞争。中小企业认识到只有实施自主创新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欧美大企业及政府认识到应按照专业化、协作化的要求将零部件分包给小企业生产，形成以大企业为中心、小企业协作配套的生产系列，从而使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利用、相互配合的关系。此时，政府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的视野也更加宽阔，已经从单一的保护政策向建立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转变。
二、欧美政府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政策
欧美政府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扶持为小企业构建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创设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加快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的步伐，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竞争力。下面具体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三个方面来分析。
1.法律手段是进行市场调控的必要手段。欧美国家通过法律保护中小企业利益，规范中小企业的行为。例如美国于1953颁布了《小企业法》，它奠定了中小企业的政策基础，确定了对中小企业扶持的一系列方案。《小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法》(1982)规定，联邦政府机构在签订研究与发展项目合同时，小企业必须占有法律规定的最低的百分比。根据该法律，联邦政府有10个机构的研究与发展预算超1亿美元，必须执行“小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计划”，将其授予的小企业研究与发展经费逐渐提高到预算总额的1.25%，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法律，如《小企业投资奖励法》等。这一系列法律为中小企业实施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工党内阁设立了中小企业调查委员会，称“波尔顿委员会”，波尔顿委员会在调查基础上向政府提出了报告书。报告提出发展中小企业的基本措施和政策主张，是英国中小企业法律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总之，这些法律客观上为中小企业实施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
2.行政手段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的有效手段之一。主要是通过组织建设，成立相关政府机构，成立组织支持系统，研究中小企业状况，负责中小企业工作，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欧美政府在机构设置上，主要按行政职能进行分类，而不按行业、部门或所有制分类；在行政管理上，主要是执行法律和政策，协调政府部门及其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但不直接干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美国参众两院都设立“小企业委员会”，联邦政府设立小企业管理局(厅)。小企业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中小企业政策建议，与参众两院的中小企业委员会及全国中小企业委员会保持经常的工作联系，与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有关中小企业问题的工作协调，对中小企业政策执行情况及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法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设立了企业创设厅，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成立了中小型工业技术委员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鼓励自主创新。
3.完善经济政策，形成金融、财政、技术和信息支持系统，为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支持、信息支持。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金融信贷上扶持中小企业是外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中小企业资金援助制度。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在许可范围内可直接向中小企业贷款，贷款基金来自财政预算，形式主要有协调贷款、直接贷款、保证贷款，贷款利率都低于市场利率。美国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是受小企业管理局特许和资助而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公司，这种公司专门向具有较高风险而难于从一般渠道得到投资支持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投资。法国对中小企业金融信贷支持主要是通过地方投资公司给予优惠信贷，贷款总额不能超过投资总额的70%，或者中小企业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私人公司借钱，由投资公司担保。财政支持系统是指给中小企业以一定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这是外国政府普遍采取的经济政策措施。法国对中小企业采取了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技术支持系统是指外国政府从多方面给予小企业技术上的支持。对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融资、税收，从补助金上给予优惠；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小企业高技术、高风险投资以加快小企业设备更新，规定为小企业合理化而进行的设备更新准予特别折旧，为小企业购置现代化设备给予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举办各种技术交流会，促进技术转让和技术交流，动员并诱导社会技术力量为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服务，如对为小企业研究开发技术的人员实行补贴；培训小企业技术人才，如英国的人力服务委员会、成立专业机构为小企业科学研究服务；向小企业提供科技资料，建立实验室专门提供小企业对原材料、产品进行试验、检查的条件。为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德国对中小企业的科研发展、环保及治理、节约能源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均给予低贷款和帮助。据统计，德国每年拨款近10亿马克用于资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业务。与此同时，欧洲特别复兴计划基金每年也拨出数亿的低息贷款用于资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为鼓励中小企业不断研究技术和革新产品，德国对创新产品的中小企业给予50%的研究费补助，并协助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尽快投入生产。德国政府意识到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与企业发展的兴衰息息相关，于是在各地建立起众多的技术管理培训中心。培训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使之成为掌握专业技术的企业骨干，并将培训范围逐渐扩大到所有工人，使工人逐渐适应技术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信息支持系统是指建立中小企业的情报网络，情报网络向小企业提供国内外有关的市场信息、技术信息、调查资料等；建立小企业的数据库，中小企业可以免费查询政府储存在电脑资料库中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资料。
三、欧美政府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借鉴
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尽快制定推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加强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为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立法不断完善，经济管理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但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很少。为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应加快制定有关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立法工作。其次，从行政层面来看，要理顺管理体制。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应建立一个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这是当务之急。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要明确加强统一管理各行业中小企业事务的政府部门，至少要建立起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切实改变目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再次，从经济环境层面上来看，要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完善财政政策，特别是要利用财政补贴支持中小企业实施自主创新。可以考虑划拨专用款项对新建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健全服务体系。鼓励发展各类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服务的社会服务组织及专业服务机构，引导其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创业辅导、企业诊断、市场营销、产权交易、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对外合作、展览展销、法律咨询等服务。积极扶持发展区域性、具有专业化服务特色的创新服务机构，人力开展市场信息服务、技术和产权评估、技术经纪等服务。积极鼓励和扶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对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人才培训、信息交流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政策支持。
马克思之技术哲学基本思想初探
马克思之技术哲学基本思想初探
摘 要：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首先应该回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马克思把技术界定为活动方式、生产方法等等；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技术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决定着人的本质；技术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技术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哲学 技术决定论 异化
KEYWORD：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Techno-Determinism，Alienation
ABSTRACT：When we study Marxist Technique philosophy，we should study the background which Marx lived in，and so we may be dig out the "REAL" Marxist Technique philosophy;Marx circumscribed technique as activity method and production mode and so on； Technique standed at the basic or kernel situation in the Marx philosophy：tachnique was the determinant of the evolvement of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and the determinant of what is man，and the determinant of advancement of productivity，and the determinant of transform the epoch of economyA.
一、马恩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技术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他的技术哲学进行评价的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仅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十九世纪是理性和技术狂欢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主要是对理性和技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所以当我们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技术哲学进行研读和评价的时候，应该回到马克思技术哲学自身。
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1 “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科学技术在他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也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2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也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象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3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反思及批判是二十世纪“后现代”的事情。科学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一个自我反省的时代。技术产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以及技术产品神话般地涌现，其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性格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方面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的未来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操纵在神秘的自己生长的技术手中。技术是给人类带来了一切，然而在技术所带来的一切中，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4有人甚至提出要暂停科学研究。
马克思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现在科学技术受到批评，技术决定论也因此名声不好，所以有些学者就急忙否认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看法并非贬义，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中技术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突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当然也具有足够的事实根据。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ALVIN
·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看法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6技术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能动关系的承载，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
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概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实际上开始试图使哲学技术化，使哲学技术化必然离不开改变世界的技术，即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
“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8 “技术即无思。”“哲学的知识……贬低一切技术的知识的价值。”([8],p.1)，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并没有成为哲学注意的对象，但是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切原因之原因。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里依然承继着以往的哲学传统：并没有把技术作为其直接的考察对象，而是从其他的社会现象诸如资本等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科学地分析，技术问题实际上成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是正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刻意地去分析和讨论技术概念，而是不经意间完成其技术哲学体系，因此也为后人研究留下了争论的余地。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定义技术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相关的著作窥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体系中技术的蕴涵。马克思指出：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9。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怎样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或“操作方法的知识”，10即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11
劳动资料 “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线等等”([10],P.636) “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 ;……都是物化的智力”。12
同时，马克思对机器、劳动资料、技术手段等，分别给出了明确区分。他说：“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技术手段、如机器等”。13自然技术是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中介手段。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11], P607)。
三、技术揭示人的本质并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
马、恩首先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发展，强调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分化及其相互作用中来考察历史和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14在这里，直立行走和打字、游泳、开车等等都是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得以形成，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14],p.377)手变得自由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手是劳动的产物([14], p.375)。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工具和手的辩证理论，从而动摇了被动物体和有机物体的划分。”([8],p.3) 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1], p.379)。研究劳动及劳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根基：“事实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抱着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不放的倾向，仍然妨碍着哲学承认人是‘劳动的人’(homofaber)这个在今天相当重要的概念。”15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劳动中才能实现。“生产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23], p.18)
在人的劳动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对现实的人的整体描述。现实的人是实践中的人，是在活动中、劳动中创造历史的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人们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他们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无论是制造工具或是使用工具，都无疑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使人成为了其自身。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6
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7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7],p.185)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7], P58、79)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技术以特别重要的人类追求自由的意义。
（二）技术的演化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
首先技术决定着并实现着人对自然占有。在人类早期，由于人的能力低下，技术水平刚刚摆脱利用自己本能，即仅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的时期。“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的身躯的肢体；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他们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这时人对自然的再创造的水平极低，与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但是“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14],p.273) “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把各大洲的种系都改变了。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14],p.382)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8
其次技术完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在技术的武装之下，不断地向自然进军，但这种进军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在技术狂欢的十九世纪就已经警告人们：大自然对人们的惩罚。“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终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越能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4],pp.383-384) 我们应该注意到恩格斯并不是主张放弃技术而是主张在“我们统治自然界”的前提下对我们盲目的行为进行控制。“ 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8],p.219) 正是技术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从原始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天人对立，再到未来的新的天人合一。
总之，在马克思这里，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的活动；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
四、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的状况就是技术水平的反映。生产的进步依赖于技术的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进步其实质就是技术的进步。“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0],P206) “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8],p.20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技术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发生变迁和革命的直接的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
“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的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
“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的；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和石头开始的。”
“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的。”
“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以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4],pp.19～24)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P67)
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9
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格言已作为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马克思在为《人民报》创刊四周年所作的演讲中，对技术的巨大历史作用和革命力量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认为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把劳动资料与经济时代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从一个经济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过程的实质和内容，强调了劳动资料(技术)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前苏联学者尼·阿·洛赫马洛柯也断言 :“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的技术手段来划分的。”20马克思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9],P.168)在《资本论》第二版时，他在“怎样生产”这句话的后面特意作了一个重要的注释 :“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9],P.168)他还明确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即技术），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21列宁也指出 :“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阶段。”22 “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9],P386)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技术是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志。生产技术即“怎样生产”，是指将知识形态的技术物化为生产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工艺流程、操作规则以及组织、管理程序与方法等。有什么样的生产技术，就要“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任何一个时代生产的技术和这个时代的生产资料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具体生产资料的技术也没有脱离具体技术的生产资料。只有生产技术才是使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它们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技术）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23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8],p.179)
技术使整个社会关系依赖于技术。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阐明了技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技术是作为直接生产力而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它不过是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典型的、突出的、更本质的表现。Ｊ.霍麦斯视马克思主义就是技术哲学 :“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是‘技术时代’的根据。……所有社会现象的方式，包括经济关系，都被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技术生产力的作用。一切事物都依赖于技术发展。 ” Ｊ.霍麦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第一个商标恰恰是技术统治论”。24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创于他们对技术的根本性思考，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哲学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切姆强调技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指出“对技术的解析构成马克思思想的一项主题”，“尽管人们经常认为马克思将技术列于经济之下的次要地位，但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所作的恰恰正相反，是将经济从属于技术。”25
马克思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等同于一定的工业阶段，而一定的工业阶段又意味着与此相关联的生产力。他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孤立要素，而是在历史的发展着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对人的自由与解放起核心作用的变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不是以单个机器所具有的能力表现出来，而是在机器的系统应用中、在规模性的生产活动中，在工厂制度中，其结果是“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 ”。([10],P.155)而这种否定恰好表现为它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关系的具体承载。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得到表现，因而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和观念，深深地渗透着这一思想。([18],p.33)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东西是技术的发明、创造、改进与大规模的使用，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首要性和核心作用正是通过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凸显出来。
五、技术异化
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14],p.262)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基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凸现出来，技术构成了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巨大的异已力量。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使人得到更加合理的、自由的发展，相反，它加强了人的奴役，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隶，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就人的价值被尊重的角度看，从古代世界发展到现代世界甚至是一种倒退。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典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目的。”26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湮没在发财欲之中。技术的胜利是以人的物化为代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为有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可能指的是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7
第一，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
技术的发展使分工越来越细，人被迫局限于生产的某个局部领域，对局部领域以外的技术、知识则几乎一无所知。人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技能，成为智力上的或技能上的局部人、畸形人和“单向度”的人。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阶段，分工主要是一种根据生产工具不同而划分的行业分工，劳动者对生产的整个流程都是熟悉的，劳动者在他的行业内基本上是全面发展的；而工场手工业则发展了人的片面的能力。在工场手工业里，“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作为总体的工人被分成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作为一种局部的工人，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以至于工人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往往成了工人的优点。这样一来，工人就成了局部的和单向度的人，畸形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28
第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具理性的发展、技术的改进、合理的机械化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业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不但工人要适应生产的过程，生产的过程也必须适应工人。而在理性发展产物的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8],p.417)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单一性，这种连续性和单一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 [活]劳动的 ;它不受活劳动的支配，而是使 [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29这样，机器的特征就表现为“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则是生产过程 (“生产事物”中 )主要的职能，机器、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总之，“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8],p.463)
第三，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对技术理性、经济理性、金钱的狂热追求直接导致了价值、道德的失落。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不但不断提高劳动的强度，甚至不择手段，无视法律、道德，无视人的生命，不惜发动战争。而专家则仅仅追求技术的改进、发明，无视技术的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的一段话充分表明了工具理性的发展导致工人道德的败坏、不知礼义廉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了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28],pp.508-509)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里，人的理性一路凯歌猛进，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贪欲使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变成了疯狂攫取利润的工具，使人成为物、金钱的奴隶，使人的智力被物化、道德更加败坏。“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厉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 P274～275)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8],pp.707-708)
技术异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展时必然经过的一个环节，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全面发展的结果。“问题本身并不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p.P100)
六、技术是人类消除异化、彻底解放、走向自由王国的实践动力
人类是所有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是那些展示自己本质存在的主人。人的本质是普遍的，也是各种可能性的整合。因此，人既是个体的存在，更是类的存在，群体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在诸多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子中，技术是最核心的和决定性的力量。人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异化，也正是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全面的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就集中体现为追求人类自由与社会进步，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异化的超越与废除，根据仍然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扬弃异化，为每个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6],p.520)当然异化的完全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最终实现，它意味着人类在更高层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中成为一个整体，人成为人自身。
技术是人类追求自由活动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在人的存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社会存在，人的异化的产生说明人被压抑、扭曲、剥夺、制约或限制，这些都是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应该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应该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为目标。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彻底解放和对异化的克服，必然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换句话说，是以技术或工业的巨大进步作为它的杠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将使得劳动、技术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人不再是物质的奴隶，人完全成了自己的主人。到那时，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自由地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的伟大不是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威力和科学技术的负作用（异化）而进行欢呼或哀叹，也不是仅仅认识到科学是把双刃剑从而无所适从，而是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把人类带到异己的地步，而且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把人类带回到自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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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洛赫马洛柯著 王茂根译《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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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p.196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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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p.79-83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486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p.4.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P399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566~567
认知科学的动力学范式
认知科学的动力学范式
一．第三种竞争范式的提出
自80年代联结主义范式兴起以后，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成为认知科学的两大基本范式，由于两大范式建立在功能主义计算假设和联结主义假设之上，受到一系列质疑。随着最近十年一些有关动力系统理论文献的问世，一种新的关于认知科学的基础理论似乎在逐步形成，例如，格罗布斯（Globus 1992），罗伯特森（Robertson 1993），西伦（Thelen）和斯密斯（Smith 1994）的文章和著作希望发展一种对认知更好的动态的理解进路。特别是冯•盖尔德（van Gelder）和波特（R.Port）(199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认知科学的动力理论的书：提出认知科学的动力学研究进路（It’s about time:An overview of the dynamical approach to cognition,Mind as motion: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 MIT），被作为认知科学第三种竞争范式的宣言。此书引起了较大凡响,如华盛顿大学伊莱斯密斯（C.Eliasmith）1996年发表了《第三种竞争范式：对认知的动力理论的批判性考察》，其后也有其他人的热烈讨论。
冯•盖尔德针对80年代以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范式所产生的困难，提出他的动力学假说（Dynamicist Hypothesis）。对于认知科学中的时间、构架、计算和表征等概念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冯•盖尔德把纽厄尔（Newell）西蒙（Simon）的计算主义假说或说物理符号系统假说：
“自然的认知系统在物理符号系统的意义上是智能的。”
相关的，期望用动态眼光理解认知的还有丘奇兰德（Churchland）和谢诺沃斯基（Sejnowski），他们（1992）把所拥护的联结主义假说表述为“突现性是以系统的某种方式依赖于低层现象的高层结果”。他们承诺“通过构架的低层神经网络的作用能达到复杂的认知效果”
“直觉过程是一种亚概念的（subconceptual）联结主义动力系统，它不接受完全的、形式化的、精确的概念层次的描述”。
“用亚概念网络把自然认知系统看作是动力神经系统是最好的理解。”
有一种假设认为，人意向性意识涌现于集群系统动力学，并由环境激发。
动力系统类包括任何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广泛用于对自然界的描述。动力论者期望勾画一类特殊的能恰当描述认知的动力系统。于是1995年冯•盖尔德给出他的动力学假说（Dynamicist Hypothesis）：
“自然的认知系统是某种动力系统，而且从动力学眼光理解认知系统是最好的理解。”
动力学假说是以数学的动力系统理论为基础描述认知的，用数学中的状态空间（state space）、吸引子（attractor）、轨迹（trajectory）、确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等概念来解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知主体（智能体）的内在认知过程。用微分方程组来表达处在状态空间的认知主体（智能体）的认知轨迹。换句话说，认知是作为认知主体所有可能的思想和行为构成的多维空间被描述的，特别是通过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的内部压力下的认知主体的思想轨迹来详尽考察认知的。认知主体（智能体）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微分方程的支配。系统中的变量是不断进化的，系统服从于非线性微分方程，一般来讲是复杂的，是确定的。
二．认知科学的几个动力系统模型
这些模型虽然不仅仅是动力学假设的应用实例，但被动力论的倡导者看作他们的范式的担当者。
1．循环原动力行为模型（Cyclical Motor Behavior Model）
罗伯特森（1990）曾用动力学进路对CM（新生婴儿的自发的原动力行为中的循环）做了大致勾画。罗伯特森采集了大量的关于新生婴儿呈现的自发的原动力行为的数据。由于这些经验数据的有效性，这个动力系统模型CM是少有的几个能够充当动力系统模型的。而且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可定量化的生理学行为的一种非隐喻的动力描述，恐怕较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更能让人欣然接受。
罗伯特森后来过滤了观察状态空间，获得了带有少数自由度的一个理想的动力模型，似乎能够模拟CM的随机过程。但基于后来的研究，罗伯特森只能得出结论说是“我对CM的生物学基质清楚地知道的很少”。结果，至今还没有完美的动力系统模型。
因此罗伯特森说：“我们距离建立一种使状态变量和参数与生理学和环境因素有清楚对应的关于CM的动力系统模型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2．嗅觉球状模型(Olfactory Bulb Model)
斯卡德（Skarde）和弗里曼（Freeman）1987年的论文“为了了解世界大脑是如何制造混沌的”大致勾勒了这个模型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验，这是一个基于嗅的神经过程的考察，借助复杂动力系统理论描述感受器官的神经系统的各种复杂状态、包括描述混沌神经元活动及其有规律的轨迹而提出的精致模型。盖尔德和格罗布斯、巴顿（Bardon）纽曼（Newman）等都承认它可以作为动力系统模型。
3．动力振动理论模型（Motivational Oscillatory Theory）
动力振动理论（MOT）是一个关于循环的动力系统的模型。是冯•盖尔德（1995）推荐作为动力论假说范例的一个简化的动力系统模型，它是由……提出的。
但是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选择系统的参数。因为对于动力系统而言，是对初值敏感的，“改变动力系统的一个参数就改变了它的整个动力学” （van Gelder，1995，p.357）。
4．语言认知的动力学模型
5．关于意识的动力学模型
……
三．动力学认知范式对表征的理解
表征是认知科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表征包括对象表征、问题表征和知识表征等，还有内隐表征和外显表征，人的表征和机器表征，总之，表征被认为是人类对自身和对外部世界表达式的媒介，特别是，知识表征是推理的前提。在计算主义框架下,知识表征是有效计算的媒介，是使计算机世界的信息沟通以及与人的世界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的媒介。在我们今天普遍流行的认知科学范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表征与计算问题，无论是作为“一种替代物”，“一组本体论承诺”，还是“一种媒介 ”（韦格曼（M.Wageman,1996）），抑或一种“被构造出来的作为另一对象的替代物而存在的符号”(刘西瑞，2004)，大家都默认着一个假定，“没有表征就没有人类认知”。
动力论的认知范式与其他范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表征的不同理解。符号主义模型是以符号表征为基础的。联结主义的表征是以网络中的并行式表征或局部符号表征（Globus 1992,Thelen and Smith 1994;van Gelder 1993,1995）为基础的。但动力论的认知范式则宣称，一个动力模型应当是“无表征的”。
在对联结主义范式的批判中，格洛布斯指出，“表征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简化网络中的（符号的）计算过程。 ”在真实的网络中是无表征的，它们是变化的；是借助化学变化的自组织过程，因此谈论表征是没有意义的（Globus 1992,p.302），类似的，van Gelder认为“表征概念对于理解认知是不充分的一种诡辩式的东西（sophisticated）（van Gelder，1993，p.6）. Thelen and Smith 宣称“我们根本不去建立什么表征 ” （Thelen and Smith 1994，p.338）！动力主义者认为，对于恰当解释认知，表征是完全不必要的。
实际上，布鲁克斯（R.Brooks）就宣称，将建造一种完全自动的、能动的行为者（创造物），它们与人类共存于世界上，并被人类认可是有自己权利的智能存在。创造物在它的动力环境中必须以随机应变的方式恰当处理问题。它们应有多种目标，能适应环境，也能利用偶发环境。布鲁克斯的方案是把复杂系统分解为部分来建造，再连接到复杂系统中。他所设计的机器人，是靠控制不同的层次直接与环境作用，因此他宣称“根本不需要表征”（1991）。
因此,也有人攻击动力论范式，拒斥表征无非是对行为主义规划的不成功表达的一种强烈暗示。说它是“无表征的”，不如说它是“在某种类型的非计算的动力系统中存在状态空间演化的”。
四．对认知科学的动力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动力系统理论对认知行为的连续性提供了随时间变化的自然主义的说明。这是其他范式不能说明的，其他范式一般来讲是忽略时间概念的。但人类大脑与环境之间是随时有信息交流的，而且是处在不断变化的，暂态的连续的认知是随时间变化的。
动力系统理论的优势是对认知的描述是多元的，是一种经验可检验的理论，可以对描述认知系统的微分方程进行分析修正，也可以用已知的技术去解这些方程，比起其他理论，它是一种定量的分析，是理解认知的一种确定性的观点。另一优势是动力系统的描述可以展示人类行为复杂的，混沌的特性。动力论者认为，如此对认知的分析描述，应当是已经找到了替代认知科学中的符号主义、联结主义的新范式。果真如此吗
但是前面讨论的一些模型外，至今有多少是成功的模型？
对于表征的理解受到质疑.
如何保证动力系统的各变量和参数的恰当选择？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
认知的动力系统虽然不是一种隐喻性的，而是一种定量的分析，但对于定量性描述的因素的选择基于什么原则？
动力学理论是否构成同符合主义、联结主义具有同样竞争力的第三种范式？
它是对于认知的最有潜力和生命力的新范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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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
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
自牛顿力学问世以来，科学对于促进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把科学当成破除迷信、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学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利大还是弊大，从来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对科学的影响发出强烈质疑，到了20世纪，更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学的负面价值，流风所及，对科学持怀疑与批判态度不但在发达的现代、后现代社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成了风尚。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哲学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东方文明古国的抗拒心理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学习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观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②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重审“科学玄学论战”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著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挡，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决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决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后现代科学观
自从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质疑和否定科学价值的倾向又多了一样思想武器。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和德里达全力消解科学的价值，动摇、瓦解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代表的地位。他们力图证明，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神话，科学不过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话语特殊和优越。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此书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成元话语，是衡量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科学和其他叙事方式，如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等等处于同样地位。他说，以前科学家一直看不起其他叙事，因为它们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而在今天，科学知识在证明自身时，却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③
利奥塔把什么都当成话语，这就抹杀了科学和迷信、巫术的区别，这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战胜愚昧的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科学与神话、巫术没有区别，但当他们生病时是去医院，还是去找巫婆呢？科学家为了让社会和公众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和价值，会使用宣传和其他介绍手段，但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本身能否成立，却有自身的评判标准。这相当于医药的推销要靠广告，但它们能否治病，却不是广告吹出来的。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科学落后、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深远的民族有相当的危害。中国科学和文化落后，人民大众要摆脱愚昧和陋习，尚须作出巨大而长久的努力，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
科学是否与人文精神对立？
中国有些所谓文化人缺乏基本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历程和精神并不了解，却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否定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文明。他们提倡返朴归真，脱离现代文明生活，其实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的学舌。请看以下言论：④
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状态已经成了一种世界命运。是的，人类愈来愈想家了，回到那个自然、和谐、自由的家园……是科学首先分割了自然、分割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首先以一种合理的片面性和整体的孤立性切开了人类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世界，它解剖了人体、解剖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它将人的体力和功能延伸到人的异己的部位，并进一步让异己的器械取代了人的体力和功能，从而中断了人的体能的进化，使人的精神出现出分支状态，甚至发展到一种破碎状态……人文主义在维护和捍卫着世界和生命的整体性；科学主义在切割、分解着这个整体……人文主义在尊重并返归自然，科学主义在解剖、毁坏自然……科学主义在客观上促成了商业和战争；人文主义在主观上抵制着商业和战争……
我认为，承认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一回事，无限美化原始生活，用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原始乌托邦批判现代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人们都知道，原始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之地，地震、火山爆发、雷电、洪水等等轻而易举就使人丧生。而科学不但不降低生命的质量，反而是生命的守护神。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鼠疫、黑死病、产褥热等疾病不知道会有多猖狂。至于说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可以比较唐僧取经、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艰辛和现代交通、通讯带给人们在旅行、交流方面的极大方便。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接近“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理想。
科学给人理性和力量，使人自尊和自信，科学是人文的后盾，不是人文的敌人。
结语：我们需要肯定科学的价值
西方思想家中不断有人反思科学的后果，批评科学的方法，置疑科学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其必要，但鼓吹他们的思想则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里没有篇幅讨论他们的合理与偏颇之处，只是有必要指出，就算他们说的有道理，西方科技过分发达西方人对科技太偏颇、太迷信，因此有各种副作用，但在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是科学太多太成熟了，还是太少太落后了？在中国，什么时候科学被滥用了，成了霸权，还是情况刚好相反，人们往往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甚至反科学、伪科学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科学的价值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和肯定。
注释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5—366页。
③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中译本，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94、98、99页。
④李震：“科学文明的沉思”，载于《科技与国力》，1995年5月，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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