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1](1909．2．15—2000.6.12)原名高季琳，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1926年在上海《妇女杂志》发表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1941年与师陀合作根据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改编成话剧剧本《夜店》(后改编成电影)，有广泛影响。1948年到香港《文汇报》工作。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第二届民进中央理事、民进中央常委等职务。
中文名柯灵
外文名keling
别名朱梵、宋约
民族汉
逝世日期2000年6月19日
原名高季琳
代表作品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职业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09年2月15日
出生地广州
祖籍浙江绍兴
人物生平
柯灵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
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到小学当老师。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浔阳当小学校长。曾在《越铎日报》发表散文，后向上海《儿童世界》等杂志投稿，被誉为少年才子。
民国二十年（1931年）来到上海，先后在明星、联华影片公司任厂务秘书、宣传主任，金星影片公司编剧部主任，文化影片公司编剧，主编《明星半月刊》，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杂文。抗战爆发后，任《救亡日报》编委，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民族呼声》等刊物，刊载了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在前进》，杂文《暴力的背后》，宣传抗战，《世纪风》鲜明的政治立场，使之成为孤岛上海一座文学堡垒，团结了进步作家，受到日伪的胁迫，因此于1939年5月被迫停刊。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与师陀合作根据高尔基的话剧《底层》改编成话剧剧本《夜店》(后改编成电影)，有广泛影响。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柯灵编辑《万象》，至1945年6月停刊（本年仅出这一期），前后共43期，另有号外一期，几乎贯穿了上海沦陷的整个时期。均为25开本，每期约240页。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及1945年夏，柯灵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营救脱险，撤到后方。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到香港《文汇报》工作，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2]1949年4月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54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
文革后，柯灵继续从事政协工作。
2000年6月19日，柯灵病逝于上海。[3]
人物轶事
柯灵登报找寻皮包
柯灵曾回忆说：“我对文艺有兴趣，联系文艺界的作者也多，在别人看来，我应该编文艺副刊的，可是我却编了群众性的副刊《读者的话》，而且留有最深厚感情的，也是《读者的话》。”
《读者的话》是《文汇报》的副刊之一，创刊于1946年元旦，直到1947年5月24日报馆被封，几乎天天和读者见面。“这里范围虽小，可是园地公开。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市井琐屑，乃至个人的切身痛痒，有意见不妨贡献，有问题不妨讨论，有义愤不妨控诉，有愁苦冤屈或什么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也不妨表而出之，或者大家可以想想办法。人类有互助的天责，我们大可在此携手，推诚相见。”好玩的是，1946年12月14日这一天的《读者的话》刊有柯灵的《找寻皮包》：“鄙人于本月九日晚七时许，在杜美路一三轮车上遗失公文包一只，里面大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个人文稿与信札，且毫不值钱。惟其中有征集陶行知先生纪念教育基金捐簿一册，因忙于生活，未逞征募，不幸一并遗失。”“据当时情形判断，这皮包当为三轮车夫所得，敬在此请求：将捐簿及文稿信札赐还，这些东西，别人得之无用，在我个人却不无关系。我想如果车夫朋友看到这个启事，必能帮忙。皮包可以奉送你，劳神并当酌量奉酬。来件请交圆明园路一四九号文汇报鄙人收，尾感。柯灵谨启”。[4]
徐开垒和柯灵的交往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徐开垒背井离乡从宁波来到上海。第二年，只有十六岁的他怀揣着文学梦想向《文汇报》柯灵主编的“世纪风”副刊投稿，后有幸与前辈柯灵相识，在柯灵的提携下开始了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从此，两人谊同师徒，相知相交一辈子。
1977年8月14日，历经劫难的柯灵经徐开垒编发，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散文《跃马扬戈的年代》，从此在文坛上发出控诉“文革”、张扬人性的声音。此时，徐开垒执掌“笔会”编辑，积极推动老一辈作家、艺术家发表作品，如巴金的《一封信》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柯灵发表这篇文章时，他的组织关系还未恢复。尽管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柯灵为发表文章与徐开垒通信频繁，互相之间称谓各异。有两次徐开垒就对他的称谓表示“不满”柯灵完全当得起徐开垒的尊敬。上世纪的孤岛时期，还在读大学的徐开垒已经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帮忙做编务工作。抗战胜利后，柯灵又带着徐开垒采访从重庆归来的文化界人士。
柯灵在那篇不长的序言中叙述了两人的关系：“我和开垒，作为文字之交，也已有四十年之久，起先是我编刊物，他写稿；后来是他编刊物，我投稿。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中，细水长流四十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了。”他非常精到地概括了徐开垒的“文品与人品”，对徐开垒的散文风格有一句经典的形容词：“村姑式的妩媚”。后人评价徐开垒的散文创作，常常引用到柯灵先生的精辟阐释。
数十年来风云变幻，世道沧桑，徐开垒始终追随着柯灵先生，从青春年少到白发如雪。“文革”中，徐开垒因为不配合外调人员来调查柯灵材料受到呵斥，被株连赶出报社到上港三区去劳动。[5]
个人作品
| 著作 | 题材 | 时间 | 出版社 |
| 《月亮姑娘》 | 儿童诗 | 1932 | 上海儿童书局 |
| 《蝴蝶的故事》 | 童话 | 1933 | 新中国 |
| 《小朋友讲话》 | 随笔集 | 1933 | 新中国 |
| 《掠影集》 | 短篇小说集 | 1939 | 世界 |
| 《望春草》 | 散文集 | 1939 | 上海珠林书店 |
| 《市楼独唱》 | 杂文集 | 1940 | 上海北社 |
| 《晦明》 | 散文集 | 1941 | 文生 |
| 《飘》 | 剧本 | 1946 | 重庆美学出版社 |
| 《夜店》 | 剧本 | 1946 | 上海出版公司 |
| 《恨海》 | 剧本) | 1947 | 开明 |
| 《腐蚀》 | 电影文学剧本集 | 1950 | 上海出版公司 |
| 《遥夜集》 | 散文、杂文集 | 1956 | 作家 |
| 《为了和平》 | 电影文学剧本 | 1956 | 中青 |
| 《同伴》 | 短篇小说集 | 1957 | 新文艺 |
| 《不夜城》 | 电影文学剧本 | 1957 | 电影 |
| 《春满人间》 | 电影文学剧本 | 1959 | 上海文艺 |
| 《暖流》 | 杂文集 | 1959 | 上海文艺 |
| 《团圆》 | 1974 | 上海文艺 | |
| 《秋瑾传》 | 电影文学剧本 | 1979 | 上海文艺 |
| 《电影文学丛谈》 | 理论集 | 1979 | 电影 |
|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 | 1980 | 电影 | |
| 《香雪海》 | 散文集 | 1980 | 上海文艺 |
| 上海文艺 | 散文集) | 1981 | 香港三联 |
| 《剧场偶记》 | 评论集 | 1983 | 百花 |
| 《煮字生涯》 | 散文集 | 1986 | 山西人民 |
| 《作家笔会》 | 回忆录 | 1945 | 上海春秋杂志社 |
| 《燕居闲话》 | 文集 | 1997 | 学林出版 |
创作特点
柯灵从事散文创作是在30年代初期,这正是现代散文从说理文走向美文的成长期。从“五四”就为现代散文寻找新路的作家竭力主张表现真情实感的白话美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摆脱名士气,成为新时代的工具。”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杂文和抒情散文怎样从“身边琐事”到表现时代的“血腥风雨”已成为多数文艺家追求的目标和创作的中心。
艺术特点
柯灵在艺术上涉及多个领域，他文备众体，散文，童话，话剧，电影等多有涉及。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他主要以杂文为武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以此期的散文渗透着浓厚的革命理性主义精神。但是，孤岛特殊的时空环境又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两种理性精神的交织状态。既要为正义呐喊，又要躲避特务组织的追杀。所以，这时期的散文除了针砭时弊的杂文，还有一部分是探索理想人格和国民劣根性的散文，呈现出人文关怀倾向。作者的人格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不论是哪种倾向的散文都反映了作者深受中国传统影响，尤其是儒学济世情节的影响，作者崇尚的是阳刚大气的人格精神。[6]
后世纪念
为了纪念柯灵，在绍兴市袍江有新柯灵小学。以推崇柯灵优秀的精神面貌，艰苦奋斗的历程为主。柯灵旧居
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147号，1951年起至2000年，柯灵先生与夫人陈国容就住在这栋楼的203室。在这儿柯灵先生孕育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改编或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腐蚀》、《不夜城》、《秋瑾传》等，著有多部散文集、文艺评论集及《柯灵电影剧本选集》等书。[7]安葬墓地
2010年2月，柯灵先生的骨灰落葬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民进市委副主委赵丽宏提出的“关于建立柯灵故居纪念馆”的提案也正在积极推进落实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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