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4年的越南战争，由于疟原虫对一些常用抗疟药已产生抗药性，战争双方死于恶性疟的士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为此向中国方面求援。为了援外、战备紧急任务的需要，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项目代号称523任务），组织国家部委、军队直属及10省、市、自治区和有关军区的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生产等单位，针对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开展防治药物的研究。从此拉开了新中国抗疟新药研究的序幕。
中文名五二三项目
成立时间1967年5月23日
突出的成果研究成功了抗疟新药青蒿素
简介“523”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
地位堪比“两弹一星”
成立地点北京
简介
“五二三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用于预防和治疗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的抗疟新药”。“全国五二三办公室”建议从两方面筛选新药，一是化学合成新的抗疟药，一是从调查传统的中药和民间草药常用的抗疟药着手，并分别成立了两个协作组，“中医中药专业组”就是其中之一，试图通过传统中药或民间草药寻找符合要求的抗疟新药。
523任务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由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一个科研集体，在全国523领导小组统一的组织管理下共同执行的一项特殊的使命。同志们能参加这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关心的工作都感到无尚光荣。同时，援外、战备的重任，成为激励这支队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强大动力。经过13年（1967~1980）艰苦奋战，这支队伍研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疟疾预防、治疗、急救药物，并取得其他科研成果100余项，在圆满完成此项任务中，从祖国医药宝库中发掘出了新一代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疟疾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疟疾是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疟疾对军事行动的危害是历来军事家所关切的重要问题。随着战争中军队的频繁调动和人员大量的流动，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疾流行区，或疟疾病人进入非疟疾流行区，都可引发疟疾在军队和战区居民中暴发流行，从而给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后果。自古以来，中外战争史中，因疟疾流行造成军队严重减员，导致军事行动挫败的惨痛教训屡见不鲜。
我国古籍称南方的恶性疟疾为“瘴气”。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有“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和“瘴气密布，触之即死”，使军事行动受阻的描述。《资治通鉴》记述：唐代天宝13年（公元754年），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领兵七万，征伐南诏到太和城（现在的云南省大理），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和饥饿，全军覆没，李宓被俘。后有白居易的惊世诗句“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为证。
在近代、现代战争中，由于疟疾在军队中流行，造成严重减员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欧洲战场交战的各国军队，由于疟疾而造成大量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1945年），双方军队都为疟疾所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日两国军队在热带地区作战，都因疟疾流行造成大量减员。其中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在因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
我军在解放大西南和驻守边防的部队也有类似实例。驻云南边境部队1951年疟疾年发病率253.55‰，后来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的抗疟措施，才迅速控制了疟疾流行，巩固了国防。1960年，驻云南部队在参加某次作战行动中，发生疟疾暴发流行，不少连队失去战斗力，对执行任务造成极大影响。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越南人民开展了抗美救国战争。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很大减员。
据当年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在越南波来古到柬埔寨边境地区的一次作战行动中，疟疾发病率为20%，在不到两个月里，有的部队疟疾的感染率达到100%。据报道，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但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美陆军司令部预防医学部主任就说过，在驻越美军中，疟疾的发病远远超过官方发表的数字。因此，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痛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
同样，越南北方进入南方的部队，也遭受了疟疾的严重影响。据当时的信息，在美军轰炸与严密封锁下，有的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战场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其余指战员因感染疟疾送被送往后方治疗。
由于印度支那半岛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布，雨水丰沛，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滋生，野栖媒介复杂，恶性疟疾终年流行，而且抗药性十分严重。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氯胍、阿的平等效果很差；以脑型疟疾为主的凶险型疟疾死亡率很高，从而加重了疟疾的防治难度。此时，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高效、速效的疟疾防治药物，成为决定双方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军为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增加了疟疾研究经费，组织了几十个单位参加抗疟研究任务，派华尔特里德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海军预防医学研究院等单位及军内外有关专家，到越南战场进行医学、流行病学调查，开展防治药物试验，担任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医学顾问。美军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为中心，联合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的一些大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开展了抗疟疾新化学药的研究，进行广泛寻找新抗疟药的大量筛选工作，要求每年提供30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据有关资料报道，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己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据后来发表的资料表明，他们研究找到的是甲氟喹（Mefloquine），但该药副作用大，而且疗效远不及我国在同期研制的防治新药，更无法与我国发明的青蒿素相比。
越南方面，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解决军队受疟疾困扰的问题，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一项援越抗美、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组织全国性的医药科技力量，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产生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支那抗美战争不断升级，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青蒿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军队和地方的医药卫生科研、生产、医疗、教学等单位共同组成的一支大协作科研队伍，在分工合作大力协同的组织模式下，在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的任务中诞生的。
为什么一项防治疟疾药物的研究任务，受到如此重视并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其中详情鲜为人知。
研究提供疟疾防治药物，在当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军队系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立即开展了研究工作。
应急防治方案先行启动本着紧急需要的要求，1966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的专家，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提出了一个应急的预防药处方。该处方由乙胺嘧定和氨苯砜组成，7天服1次，后称为防疟1号片。经实验室的抗疟效果和毒性试验后，由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派出科研人员任德利和田辛等同志，随部队实地进行预防效果的考查，收到满意的预防效果。为了改进延长预防的时间，随后又用周效磺胺代替氨苯砜，预防时间从1周延长到10天~2周，被称之为防疟2号片。1969年，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协作研制出预防时间更长的含有磷酸哌喹（前称为磷酸喹哌）的防疟3号片（每月服药一次），也通过鉴定投入了使用。这三个应急预防复方药品，初步解决了越南部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近期抗药性恶性疟的预防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抗药性恶性疟疾的防治还需继续研制新结构类型防治药物。
成立专门团队中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1967～1981年）和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指导委员会（1981～1987年）
五二三项目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医药工业总公司共同组成“五二三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其下属机构进行研究，立项名称为“五二三项目”，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尽管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但是“五二三领导小组”仍然动员了全国六十余个单位约五百名各种专业的科研人员，组成各个专业协作组，充分利用国内的仪器设备，形成一个多学科紧密联系、团结互助和工作有序的科研团队。
全国大协作1967年，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鉴于提供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药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只靠部队的科研力量，在短期内完成这项科研任务难度很大。只有组织国内更多的科研力量，军民大协作，才可能尽快更好地完成这一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因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会同国家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医药工业总公司，组织所属的科研、医疗、教学、制药等单位，在统一计划下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研究任务。
针对热区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起草了3年研究规划草案，经过酝酿讨论和领导部门审定，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队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区，军区领导及所属单位参加的全国协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会议情况向分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副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由于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遂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
按照紧急援外、战备的要求，针对热区恶性疟抗药性严重的特点，三年规划从热带地区部队行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远近结合、中西医结合，以药为主，重在创新，统一计划，分工合作”为指针，组成了一支多部门、多地区、多学科、多专业、军民合作，科技骨干相对固定，有60多个单位五百余人参加的抗疟药研究科技队伍。研究规划要求药物研究要突出重点，解决恶性疟抗药性的问题；要中西医结合，重视从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发掘新药的方向；防治药物要安全（毒副作用小）、三效（治疗药要高效、速效，预防药要长效）；剂型包装要五防（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一轻（体积小、重量轻）、达到二便（携带、使用方便）的要求。
由于这是一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关心的紧急援外战备的特殊任务，虽然当时正值“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但523会议的精神和各项研究任务，仍很快传达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部门、各单位当即抽调技术骨干组成各个专业研究队伍。临床研究协作组，随即分赴疟区现场，进行扩大预防药复方的效果观察；中医药协作组从查阅资料和民间调查入手，分赴广东海南岛、云南边疆和江浙等疟疾流行地区，深入民间访问，调查搜集治疗疟疾的秘方、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的就地进行试用观察；化学合成药协作组也立即组织科技力量与药厂结合，开展合成、筛选新药的研究。
贯彻落实为了落实523任务规划，加强领导，组成了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组（即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6个部门组成。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为正副组长单位。领导小组办事机构（即全国523办公室）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彭方复少将和祁开仁少将主管领导，由白冰秋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张剑方同志任副主任。全国523办公室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计划的落实和地区间、单位间、专业之间分工合作的组织协调工作。
全国523领导小组（各部委）对523任务都高度重视，由主要领导分管。卫生部军管会谢华副主任、钱信忠部长、黄树则副部长、陈海峰局长，化工部的陶涛副部长、陈自新局长，国家科委武衡副主任、田野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张令彬、张汝光副部长等领导都先后分管523任务。各领导部门指定工作人员负责与523办公室联系，负责本部门所属单位任务的落实，及时解决部门间协作的问题。各领导部门先后指派的代表主要有姚树椿、董从引（卫生部），刘润、佘德一、杨淑愚（化工部），诸淑琴、王梦之、张冰如、丛众、翁延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张逢春（国家医药工业总公司），刘寅生、刘计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勤部）等同志都给予办公室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各部委所属，各省、市、区属，军队所属单位，以驻地的北京、上海、广州（含海南）、南京、昆明和四川、广西等地区成立了地区523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各地区523领导小组由省、市、区和军区的有关领导分别任正副组长；由省、市、区和军队抽调人员组成地区523办公室，负责地区研究任务计划的落实、各承担任务单位间的组织协调和上下间日常工作的联系。
根据专业划分、按专业任务成立了化学合成药、中医中药、驱避剂、现场防治4个专业协作组，后来又陆续开展中医针灸、凶险型疟疾救治、疟疾免疫、灭蚊药械等专项研究的专业协作组。各专业协作组负责落实专业协作计划、进行学术技术交流，协同办公室成为523领导组的业务参谋和助手。
当时正在“文革”动乱的形势下，由于523任务有强有力的领导，严密协作的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单位和专业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大家团结一心，密切合作，不分彼此，设备互通有无，技术不搞封锁，一方有困难，各方来相助，保证了523任务的顺利完成。
大协作大丰收的成果
据统计，从1967~1980年，承担523任务的各单位，研究完成了以青蒿素为突出代表的、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89项。其中，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5项，获国家部委、省市科学成果奖12项。在完成药物临床研究中，为农村治疗、抢救疟疾病人和其他病人数十万例。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防疟1号片、防疟2号片和防疟3号片大量援外。上海第二、第十一、第十四制药厂在研制加工试验样品和生产援外疟疾防治药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力保证援外任务的完成，生产援外抗疟药达百余吨；云南省药物所、昆明制药厂、广西芳香厂、海南制药厂、四川省中药所和重庆制药八厂等单位，为部队战备生产提供了数百公斤青蒿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523任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各单位申报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有20多项。523任务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在援外的同时，也为我国疟疾的防治工作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实施523任务1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化学合成药在预防药、治疗药、根治药、急救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研究单位共设计合成了1万多个化合物，广筛了4万多个化学样品，初筛有效的近1000个，其中有38个经过了临床前药理毒理的研究，有29个经批准进行了临床试验，有14个药物通过了专业鉴定并推广使用。它们是：防疟片1号片、防疟片2号片、防疟片3号片、哌喹（原称喹哌）片、磷酸咯萘啶、磷酸咯啶、注射用磷酸咯啶、治疟宁、羟基哌喹、常咯啉、脑疟佳、硝喹、磷酸羟基哌喹，以及包衣材料二乙胺基醋酸纤维素。其中由523任务主要研究单位之一的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合成研制的新抗疟药磷酸咯萘啶与青蒿琥酯组成复方，近期由韩国Shin Pong制药企业将其进行开发，获得了由比尔﹒盖茨资助的全球疟疾风险基金（MMV）的开发资助。
由523任务研究基础延续下来，后来又陆续完成的创新技术成果获得的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事例不是个别的，如本芴醇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磷酸萘酚喹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蒿甲醚、青蒿琥酯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青蒿素的推广应用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它获得部级和各省市区的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的，更不是少数。
为解决疟疾传染媒介的防制问题，驱蚊、灭蚊专业协作组完成的驱蚊和灭蚊药、械，经鉴定的有：从植物柠檬桉和植物广西黄皮提取的对－孟烷二醇类和化学防蚊药癸酸、乙酰氧基别二氢葛缕酮，二聚合剂防蚊网等各种杀灭蚊虫的药物、器材，以及各种类型超低容量喷雾器。这些成果解决了我国南、北方部队在野外防蚊问题。有些成为后来市场生产销售的防蚊药水、灭蚊药械等商品。车载超低容量喷雾器安置于飞机，用于唐山大地震震后消毒、灭害，预防疫病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523任务研制的灭蚊药械产品，尤其是超低容量喷雾装置（器具）和杀虫药，现已广泛应用于农、林业和卫生防疫和灭除虫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23项目中，凶险型疟疾救治的研究，对脑型等凶险疟疾的临床救治，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至1980年共收治275例，治愈率达到93%。而同期国外的脑型疟病死率高达20~30%。对恶性疟原虫的发育规律与临床症状的关系，以及在诊断脑型疟中以皮内血片法代替骨髓涂片的诊断方法，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被收编入WHO专家编著的《疟疾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教科书。
疟疾免疫、传染媒介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为开展疟疾防治药物的研究，在当时我国被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建立了与实验研究相配套的实验动物模型和一系列的技术方法。
在开展中医中药防治疟疾的研究中，采集普筛了大量的中药方剂和中草药样品，发现一批有较好抗疟效果的苗头，有几种己分离了单体，测定了化学结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研究成功了举世公认的新药---青蒿素
研制历史
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作为一个秘密的军事科研任务，“523”，成了当时研究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李国桥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523项目。随后，李国桥带着小组成员深入疟疾高发地区进行治疗。1969年，李国桥故意感染疟疾，“以身试法”实验针灸疗法。
1969年，屠呦呦以中国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的身份加入523项目。屠呦呦与同事一起查阅了大量药方，从中找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其中，青蒿提取物有明显的抗疟效果，对鼠疟原虫曾有过60%~80%的抑制率。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从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受到了启发。书中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内容，屠呦呦由此认为高温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分造成破坏，从而影响疗效。于是，她降低了提取温度，由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结果发现，乙醚提取法的提取物对于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中草药专业组会议，屠呦呦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代表，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关注。参与523项目的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分别开展分离有效单体的研究。
1974年10月~12月，先后用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初步结果表明，黄蒿素对疟原虫的毒杀效果快于氯喹。
此后，经过两年的三次“大会战”，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用青蒿素和青蒿简易制剂临床治疗疟疾2000例，其中青蒿素治疗800例，有效率100%；青蒿素简易制剂治疗1200例，有效率在90%以上。
一系列的实验证明青蒿素是好药，上级要求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研发新药。新药于1975年研制成功，并于1979年通过全国鉴定。
523项目持续了13年，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贡献
“523”项目堪比“两弹一星”，最突出的成果代表便是，研究成功了举世公认的新药青蒿素。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被称为“东方神药”的青蒿素每年都在挽救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将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屠呦呦，以表彰其对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研究贡献。屠呦呦成为首位获拉斯克奖的中国人。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相关著作
- 《“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屠呦呦等口述，黎润红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
- 《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张剑方主编，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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