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党是1913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的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民族政党。 1912年春，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积极倡导民主共和。他在扩充北洋军武装实力的同时，又极力从政治上推进议会政治发展，组成拥袁政党，以应付革命党。
中文名进步党
创建日期1913年5月29日
政党性质民族政党
理事长黎元洪
外文名The Chinese Progressive Party
创建地点北京
体制责任内阁制
召集人梁启超
发展历程
民国初建各派系对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亦充满幻想，纷纷组织政党；其他官僚政客也大投“政党政治”之机，以猎取功名利禄；各派系为在议院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拚命地改组、化分、化合，致使民初政坛呈现党派林立、鱼龙混杂的局面。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政权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共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300多个。
进步党脱胎于立宪派与进步人士结合而成的政治集团，它的前身是统一、共和、民主三党。
统一党系由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团体“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织而成；共和党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和统一党为基础，联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中华民主党是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团体“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联合孙洪伊（1870―1936）为首的共和统一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
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党派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多获得席位，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
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两院全部870个席位中，共获得392席，而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仅得223席。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积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准备一展其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抱负。
袁世凯大为恐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刺杀宋教仁，准备发动内战，同时，袁世凯极力促成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促成三党合并的主要人物是梁启超。梁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向以袁世凯为政敌，但在武昌起义后，为了共同反对革命派的暴乱，他放弃了“反袁”、“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即实行“联袁”政策。
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朝皇族内阁垮台，袁世凯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给了梁启超一个法部副大臣的职位，梁虽未就，却从袁的这一任命中看出“联袁”政策的效果，于是又进一步提出“拥袁”政策，以袁氏为政治靠山，为立宪派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便在共和制前提下，实现其多年来追求立宪政治的理想。为此，1912年2月23日，梁从日本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长信，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统治方案，强调掌握舆论和建设政党的重要性：“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与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作斗争，使“彼自归于劣败”。袁欣然接受。
10月，梁回国，袁资助其20万元作建党活动经费。梁认为20万不够，非50万不可。袁世凯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的活动经费。
1913年4月2日，袁世凯派出马队、宪兵、探访队保护梁启超从天津来到北京，磋商“合党事”。16日三党举行联谊会，由梁启超在演说中强调，为战胜国民党，取得议会之多数，为“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必须谋三党之合并。
5月29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另由理事长、理事共同推举各地重要党员阿穆尔灵圭、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翙、程德全、陈国祥、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等人为名誉理事。其本部下设政务、党务二部，分别由林长民、丁世峄任部长。
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本部，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主要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中。
党派宗旨
进步党宣布的组党宗旨有二：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实质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开明人士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开明专制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体现了进步党既欲投靠袁世凯，以对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凯，引其走上宪政轨道的双重政治目的。进步党以“国权主义”（20世纪初欧美“国家主义”理论的变种）和“政党政治”为理论基础，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又以英国式的“完全之政党内阁”为最理想的政府，为政党政治之极轨。但又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完全政党内阁的条件，只能实行议会各政党的联合，建立包括袁世凯势力在内的混合内阁。在进步党看来，当时的中国，有两种政治势力阻碍社会进步：一种是“官僚社会之进步的势力”（指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一种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称“暴烈派”）。进步党欲改造社会，必须与这两种势力作战，而同时战胜此两敌，实为该党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战其一”。按照“国权主义”的理论，认为“暴烈派”“祸国最烈”，妨碍国家统一，故以“暴烈派”为第一敌，必须先倾全力与之对抗；“腐败势力”则为第二敌，须于战胜“暴烈派”之后再与之对抗；同时可借助它的权势发展己党势力。数年之后，“暴烈派”排除了，己党势力壮大了，成为影响全国政治的大政党，到那时，即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迫使他走上宪政轨道，逐步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完全政党内阁。这就是进步党人企图先联袁，后改造，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如意打算，实质上表明他们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任务。在进步党成立不久，6月18日，梁启超主持该党讨论时局问题，会后发表了《进步党之大方针》，主要内容为：一、拟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主张改组内阁，宣称该党“有掌握政权之雄心”，并以为“非本党掌握政权，不足以产生强善政府”；三、认为“宋案”应以“法律解决”，反对法庭传讯赵秉钧到案；四、支持善后大借款，惟主张对“借款须严督用途”。二次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连续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梁曾一度参加共和党）和《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攻击国民党为“乱暴势力”，谓“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认为革命后接着革命，只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告诫袁世凯政府必须防范“乱暴势力”。7月23日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汤化龙还致电黄兴，斥责其参与发动二次革命为“覆雨翻云”、“ 倒行逆施”，规劝黄兴“敛兵效顺”，否则“声名俱败，家国随之”。袁世凯投桃报李，在7月底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织内阁，几经讨价还价，熊自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办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袁在打败了二次革命乱党之后，在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8月5日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进步党最初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改变初衷，同意“先选后宪”的主张，后国会通过此议，袁世凯当上总统。当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这一切破坏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都是熊希龄内阁副署的。当有的议员对此事提出质问时，熊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分裂过程
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规划了进步党人改造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在政治上，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体现了浓重的进步色彩，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宣布辞职，1915年袁世凯鉴于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响了讨袁护国的号角。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进步党又联络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最后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想法，此即成为进步党的历史功绩。以后进步党人重又与袁世凯的继承者段祺瑞携手，继续维持共和。1916年8月以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
附：图为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在北京磨盘院举行成立大会时合影
教训
从梁启超开始，到现而今，中国知识分子警惕“暴民”的历史，虽然当中存在着半个世纪的断层，算起来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启超当年与一干进步党知识分子选择优先解决“暴民”的结果，是袁世凯复辟了他的帝制，这个教训，却没见到后世有哪个知识分子认真吸取过。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优先解决的，因为稳定的生活是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没有进步党的污名化之前，国民党内大多数的前革命者们已经拒绝了本党领袖的暴力斗争策略，党内如此，更不用说党外了——在没有庙堂的压迫或者蛊惑的情形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成为“暴民”。当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结盟优先对付“暴民”的时候，共和的悲剧就已经酿成，无法挽回。
永远将对庙堂的警惕放在第一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本分；每日里把目光注视在“暴民”身上的人，没有看清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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