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是由黄健中执导，黄丹、唐娄彝担任编剧，陈道明、何政军等主演的传记历史电影，于1999年9月16日在中国大陆上映。[1]
该片以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为背景，讲述了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陈道明 饰）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所经历的故事。[1]
2000年，获得第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大奖；同年，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2]
中文名我的1919
外文名My 1919
上映时间1999年9月16日
出品公司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
制片地区中国
色彩彩色
导演黄健中[1]
制片人王中军
主演陈道明、修宗迪、何政军
片长100分钟
类型剧情、传记、历史
出品时间1999年9月16日
对白语言英语、法语、汉语普通话
imdb编码tt0441912
编剧黄丹、唐娄彝
主要奖项1999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00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200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提名
剧情简介
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初，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作为本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更企图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辩论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从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由此获得全世界与全国的一致称赞。
为争取在法华工的同工同酬，顾维钧的好友肖克俭在巴黎组织游行罢工，遭到法国警察逮捕。获释之后，他仍然积极投入唤醒民众的工作。然而，他和朝鲜革命者一起爆炸日本代表团所住旅馆的偏激行为使朝鲜和中国成为舆论矛头的指向。
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国内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肖克俭等人也在巴黎集会抗议。而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逼迫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代表团团长陆徽祥等人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出走，代表团仅剩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人仍在坚持外交斡旋。肖克俭眼见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中国的现状，愤然给爱妻留下遗书，在凡尔赛宫广场举火自焚[3]。
演职员表
职员表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来源[4]
角色介绍
上映发行
| 上映时间 | 国家/地区 |
|---|---|
| 1999年9月16日 | 中国[5] |
制作发行
| 出品公司 |
|---|
| 西安电影制片厂 |
| 北京电影制片厂[6] |
荣誉记录
| 获奖时间 | 奖项名称 | 具体奖项 | 获奖对象 | 备注 |
|---|---|---|---|---|
| 2000年 | 中国电影金鸡奖 | 最佳艺术指导 | 李瑶 | 获奖 |
| 最佳男演员 | 陈道明 | 获奖 | ||
| 最佳影片 | 《我的1919》 | 提名 | ||
| 优秀男演员 | 陈道明 | 获奖 | ||
| 第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 优秀故事片 | 《我的1919》 | 获奖 | |
| 第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 评委会特别奖 | 黄健中 | 获奖 | |
| 第9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 最佳男主角 | 陈道明 | 获奖 | |
| 最佳故事片 | 《我的1919》 | 提名 | ||
| 最佳美术 | 《我的1919》 | 提名[7] |
幕后制作
创作背景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代表团由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等。会上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要求。但会议被英﹑美﹑法等国所操纵，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只将山东问题列入会议讨论。和会最后签定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影片即改编于此[8]。
影片评价
正面评价
该片展示出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这样一条真理[9]。（新华网 评）
《我的1919》在制作上的精良，场景氛围营造上的细腻，光雕色调上的造型感，甚至表演上的激情投入应该说都使影片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10]。（中国日报网评）
负面评价
《我的1919》从严格的艺术创作要求出发，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应该是丰富和有个性的。创作者对肖克俭形象的塑造着墨不算少，如设计了其与妻子梅之间的感情戏，甚至将其自焚以表达抗争的情节作为影片的一个高潮，尽管如此，肖克俭的形象和故事仍然缺乏吸引力，概念化倾向明显，没能给观众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11]。（《宁波日报》评）
作为一个历史故事，似乎它缺乏历史本身的厚重，也缺乏穿越这段厚重历史本身的理性力量。它是一部融入了许多现实规定和现实情景而虚构出来的一部主流情节剧[10]。（中国日报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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