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1898年-1983年4月8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堂。以后受孙中山影响，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
1983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
中文名刘斐
出生地湖南醴陵
逝世日期1983年4月8日
出生日期1898年
性别男
逝世地北京
人物生平
早年就学于广西南宁讲武学堂和广东西江讲武学堂。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作战主任参谋，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留学日本。
1933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回国后，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少将高参、广西民团干校教育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国防专门委员会委员，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后任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第五战区临时参谋团成员、参谋处处长，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中将厅长，军政部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
1949年4月，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赴香港。同年8月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9月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81年11月至1983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1983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经历
刘斐1898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姚家坝乡潭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笛楼和母亲张氏生有三子一女，刘斐排行最小，从小聪明活泼，令人喜爱。父母含辛茹苦，勉强把他拉扯到9岁，为了让他能上学读书，日后有碗饭吃，忍痛将他过继给一远房兄弟为嗣。其后，刘斐入塾，继而考上醴陵县朱子祠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能说敢干，成绩优秀，深得老师同学喜爱。1917年夏，刘斐与当地著名中医邹益经之女邹碧坤结婚。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汹涌澎湃，波及湖南，刘斐深受到影响，打算外出做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邹益经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举起“护法”大旗，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进攻。日后成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当时奉命带兵退驻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邹益经被请到军中为患疾官兵医治。经邹的精心调治，军中瘟疫尽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已。邹益经由此结识白崇禧。日后，邹益经请白崇禧帮忙引荐女婿刘斐到桂军中当差，得
到首肯。1920年，刘斐告别妻女，到达广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当时，刘斐年方二十，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经营长马晓军同意，他被安排在白崇禧所在连任文书，不久升任排长，并被选派到广西南宁讲武堂学习，1921年6月结业。时值粤桂战争爆发，桂系内部新、旧两派矛盾重重，新派企图摆脱旧派羁绊建立新政权。1921年，孙中山派粤、赣、滇各军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其时，陆之旧部马晓军宣布归附孙中山。不久，新派代表人物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的名义发起“百色起义”，刘斐随白参加。是年冬，“百色起义”失败，刘斐率全排随夏威出走逻里与只身逃脱的白崇禧会合，经西隆方向前行到达贵州板坝，白崇禧自封为田南警备军指挥官，下编3营，刘斐升任参谋。在处境艰难之际，白崇禧向孙中山、陈炯明、马君武发出电报，表示坚决追随孙中山，与自治军作战到底。为了备战，刘斐与白崇禧亲往南笼筹措经费和冬服，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1922年春，白崇禧部在粤军支持下，与从黔桂边界经百色打回来的黄绍竑会师于田东，广西省长马君武改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黄、白分任第一、二统领，刘斐仍任参谋，旋被派往李济深在肇庆主办的广东西江讲武堂学习。在西江讲武堂，刘斐除学习军事外，还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24年秋，刘斐从西江讲武堂毕业。这时正逢新桂系的黄绍竑、李宗仁联合起来，策划剪除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之际。刘斐返回广西，在黄绍竑为总指挥的广西讨贼军中任参谋。是年6月，广西讨贼军与李宗仁为总指挥的广西定桂军合并为广西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联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白崇禧任联军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斐改任该部参谋，后又改任第三路指挥部参谋长，在前线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联军对旧桂系采取“各个击破”、“先陆后沈，再回师拒唐”的策略，在东征西讨的各次大小战役中，几乎每战必胜，于当年9月剪除了陆荣廷残部。随后又与沈鸿英激战于武宣、柳州一带，大败沈军，至1925年7月，终于消灭了旧桂系军阀的全部势力，并将唐继尧东侵之师驱逐出境，统一广西。在此期间，刘斐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白崇禧的依重。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同李宗仁的交往。
在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是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南征，统一了粤境，为北伐进军准备了后方基地。孙中山逝世后，刘斐和李任仁力主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统一两广，出师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大业。这一政见当即得到李、黄、白三人首肯，刘斐被指派前往广东联系两广统一事宜。
刘斐一到广州，就找到曾有交往、又有乡谊的湘系将领谭延闿和程潜。在他们的帮助支持下，刘斐与汪精卫、谭平山、廖仲恺等见了面，双方很快便把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初步方案谈妥。之后，刘回桂汇报。白崇禧经与李宗仁、黄绍竑协商，于1926年2月上旬同刘斐一道赴穗，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有关两广统一、准备出师北伐的具体方案。复经数度会谈，终于实现了两广统一。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国民革命军8个军，雄师10万，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声中向北进发。由于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行李济深的总参谋长职权，刘斐被派任总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战参谋，随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湖北，协助代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当时，他虽年未“而立”，但才智出众，韬略过人，颇能为白崇禧排忧解难，深受白的赏识和信任。在北伐中，他与第2、3、6军的党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以及蔡畅、郭沫若等经常接触，深受教益。东渡扶桑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残敌孙传芳部向浙江狼狈溃退。因战情需要，蒋介石任白崇禧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并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刘斐为白的助手，本可随其东下，再立战功。然而，在二度攻下南昌之后，鉴于蒋介石等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阴谋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国共矛盾渐趋激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遭到毁灭，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他“急流勇退”，再三辞职，请求出国学习。白崇禧无奈，只得应许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
1927年春节，刘斐回到家乡。当地乡亲为他的业绩深感骄傲，举行欢迎大会，刘斐在会上慷慨陈词，宣传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的主张。春节后刘斐离开家乡前往上海，入一短期日语班学习，不久由沪乘轮船到达日本。他在日本东京先学习了3个月的日语，后通过根本博少佐介绍至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佐仓町第1师团第57联队，见习半年，经过考试录取入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学习。在陆军步校，刘斐除刻苦学习军事理论和参加训练外，继续攻读日语。不到两年，便翻译了日文著作《战斗纲要》一书。他根据学习研究所得，写了一部《战争救国论》的小册子，后带回国内。1930年，刘斐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免试擢送陆军大学继续学习四年。
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斐十分关注国内局势。他鲜明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行径，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积极参加进步的中国留日学生所组织的集会活动：举行“济南惨案”的周年纪念、“五四运动”纪念、“双十”纪念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参加了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反日爱国活动，与其他同学一起，推派代表回国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对日宣战。此外，他还接济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志士。
刘斐常与好友陈端本等谈论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他说，要继续在日本学习军事，是为将来我国同日本打仗作准备的，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认为：中、日两国，最后必将一战。中国只有坚决抗日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洗去污垢；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只有通过抗日战争才能光大发扬。他的这一预见和判断，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刘斐明智地选择旅日留学七年，避免了参与：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又西征讨唐，蒋桂、蒋冯、蒋冯阎各次战争，及对江西红军的五次“围剿”等清共和内战。这使他“留得一生清白，颇引以为慰”。
刘斐与白崇禧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在关键的问题上，又自持主见，自行其道，从“独辟蹊径”至最终与白“分道扬镳”。程思远说：“他以一个向来被称‘不羁之士’转而‘折节读书’，具见其人富有韧性，非常人之所能及”。
斡旋蒋桂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此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采取独裁统治，对李宗仁、白崇禧采取扼杀的方针，广西当局所处形势和环境很不利，需要对付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他们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刘斐从速归国回桂。
刘斐拒绝了去南京为蒋介石充当幕僚，回到广西。在他提出“一不带兵；二不担负具体责任”的情况下，李、白同意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教育长，协助白崇禧培训民团骨干。他利用这一职务，一方面在学校加强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开展军事训练，一方面往来各地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活动。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入华北，并不断向华北增兵，妄图实现并吞全中国的计划。中华民族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但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却仍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因此，刘斐赞同李、白高举抗日旗帜进行反蒋，并积极策动湖南、广东以及其他方面的势力一致反蒋。
刘斐首先赴湘，做何键的工作。何键是受桂系扶植方得以担任湖南省府主席的，因而对李、白有好感，后来桂系兵败退回广西，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才与桂系为敌。刘以湘桂利害关系向何进言，暗示何应“回头是岸”。经一番交谈，何键口头答应与桂系言归于好，合作反蒋。紧接着，刘斐又去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他利用陈当时身临困境的有利条件，多次往来于南宁与广州之间，不断做策动工作，终于在1936年5月促成陈济棠与桂系联合反蒋，6月1日发起“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军队进逼广西，李、白也准备誓死抵抗，一场内战如箭在弦。起初，刘斐力主交战，后为保存双方力量以利抗日，他审时度势，改变初衷，同意了程潜南京来电的看法：“中国要抗日，就不应再打内战，而应敦劝蒋、桂双方和解，以免自毁抗日力量”，力主和平解决，并为此做出很大努力。8月，刘斐应程潜之约，赴粤面见蒋介石。在与蒋介石交谈时，他力陈只要蒋出来领导全国抗日，问题就能和解。蒋介石说：“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刘斐反驳说：“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这岂不是替日本侵略者制造机会，而自速其亡！”最后他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日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设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见刘似乎很有把握，便接受了他的意见。
次日，刘即赶回南宁，向李、白作了汇报，共同商量了具体和平的办法。主要是，蒋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并拟出“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军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等6项条款。不日得到蒋介石的基本同意。
8月26日，刘斐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为代表，再度赴粤见蒋，表达和平愿望，并正式斡旋和平。他到黄埔会见蒋介石后，经过一番口舌，终使蒋同意了广西方面提出的和解条款。8月30日，李、白致电蒋介石，欢迎他派代表入桂和谈。9月17日，蒋、李在广州会晤，“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和平实现后，随即开始了和平条款的执行。由于刘斐在“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中，担负了保证广西履行条款的义务，特别是要保证广西在国民党中央决定抗日时如约出兵。因此，由穗回桂后，他为了保持在蒋桂之间的超然地位，便于公正执言，遂决定不受委于任何方面的职务，于10月初由南宁经广州去湖南南岳休养。
12月，“西安事件”爆发，刘斐在南岳见到从上海赶来的救国会的杨东莼，经交谈取得一致意见后，便一道往桂林与李、白共同商议。他奉劝李、白，国难当头，不能听从某些人的起事怂恿，轻举妄动，而让日本人乘虚而入。议决后他赶到南京，向何应钦传达了广西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意见。不过几天，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刘斐应约相见。蒋介石对刘表示，他对广西当局这次没有趁机出事，甚为满意，并托刘斐和程潜一道去广西，代表他向桂方表示慰问。
1937年7月7日，刘斐正准备动身赴欧洲考察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蒋介石电召刘斐赴南京，要他往广西敦促李、白履行出兵诺言，并邀白到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于是刘带着蒋介石给李、白的亲笔信，立即乘飞机到桂林。他与李、白见面后很快就谈妥：马上准备出兵！
帷幄中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淞沪地区。8月13日，日方集结驻沪部分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万余人向闸北进攻，中方军队立即应战，大规模抗战于是开始。
是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军委会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刘斐被委任为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参与大本营对日作战决策。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速战速决”之战略方针，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刘斐召集作战组的一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敌我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我国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尽可能使战争全面化，利用我国诸多有利条件，实行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在最高统帅部得到许多高级将领的赞同，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思想。
淞沪会战
作为作战组的负责将领，刘斐直接参与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策划和指导。在淞沪会战中，日本侵略者先后投入兵力总计达30多万人，动用飞机500多架，坦克300余辆，军舰30余艘，大炮300余门。然而，中国军民奋勇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不甘失败，大举增兵，改从侧面登陆，迂回包围。面对于我极为不利的形势，刘斐即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一同向蒋介石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要立即将部队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10月初，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下达外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前线开始执行。然而，蒋介石出尔反尔，幻想利用国际舆论对日谴责，借助国际力量结束战争，故收回成命，命令部队死守原阵地。刘斐等坚决反对，无奈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由此，中国军队防线溃乱，损失惨重，上海沦陷。
南京会战
上海失守后，日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南京防守迫在眉睫。1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他的陵园官邸连续三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南京防守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检讨淞沪会战教训时，刘斐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会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不应该在敌海陆空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同时不应该幻想依靠“九国公约”来制裁敌人，把战略当成了政略的牺牲品。对于如何防守南京，他直抒己见：现在敌人利用其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和现代化的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很大，后方的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并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的形势之下，要守也是守不住的。接着他还指出：我军在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元气大损，急需恢复和整训，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和持久消耗战的方针，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便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守城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他的这个意见，首先得到白崇禧的支持，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表示赞成。
但蒋介石对他的意见不置可否，在第二次会议上，唐生智听了蒋百里的意见，认为日军不会进攻南京，在会议上大声疾呼不守南京何以对总理再天之灵，蒋介石大喜，旋即决定固守南京，并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为死守南京，蒋介石应唐生智要求大量增加兵力，以致未逾半月达11万余人。可南京的防守不过20余日，激战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队便全部溃败，将士除突围者外，余均壮烈牺牲。回顾淞沪会战和南京防守战的整个过程，刘斐和“作战组”的负责人感到十分痛心。
徐州会战
1938年，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归并组成军令部，该部职掌国防及用兵事宜，拟订对日作战计划和作战方案大纲，刘斐被委任为该部第一厅厅长，具体负责国防作战工作。
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为了连贯南北战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于1938年初，分别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大运河的咽喉，是日军进攻徐州的首争之地。
刘斐总结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屡次失败的原因，提出了打运动战的作战思路。他分析当时的敌我双方态势认为：首先，国民党的部队编制不统一，缺乏训练，装备落后，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本精锐师团正面交锋，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导致失败，在固定战场上打防御战是行不通的；其次，“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上四处侵略扩张，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在攻陷南京后，更加骄纵轻敌，轻言只要一个步炮混合的大队，就能攻必克、守必固。他判断，轻狂的日军一定会使用冒险轻进的作战方法，以少量兵力进攻徐州。他认为面对这样的敌人，我军应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部队装备轻快的有利条件，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将没有形成合围之势的敌军逐个击破。即使敌军谨慎的整军会战，我军也可以机动防御，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击溃敌军，力保徐州。
之后的敌情演变，证实刘斐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日军两个师团各派一部，分别由津浦路和台潍公路对徐州实行分进合击，妄图以少数兵力攻下徐州。刘斐立即向蒋介石建议，将汤恩伯军团调到津浦路正面，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歼灭敌军，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在军事上作了全面部署。为使各战区更好地贯彻统帅部的决策，同时考虑到整个的作战计划是刘斐拟定的，蒋介石遂派刘斐赶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这次会战。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当刘斐抵达前线时，轻狂的日军在汤恩伯军赶到滕县前，已经趁滕县守备薄弱之机，攻陷滕县，随后南下攻占峄县、枣庄，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刘斐向李宗仁建议，抓住日军的战略失误，令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诱敌深入，伺机从敌军侧翼攻击。李宗仁采纳了刘的意见，同时在刘的建议下，调作战经验丰富、擅于打防御战的孙连仲部固守台儿庄运河一线。这一时期，刘斐一直驻于孙连仲指挥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
3月23日凌晨，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的骑兵部队遭遇，打响了台儿庄会战的第一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并多次攻入庄内。守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4月3日，孙连仲部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万余人。4月7日李宗仁下令追击撤退日军残部。台儿庄会战历时半个月，中国军队投入了10个师，英勇抗击，不畏牺牲，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了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最大的胜利。战后刘斐陪同李宗仁巡视台儿庄，并电告后方，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在台儿庄胜利后，刘斐回忆道：“我估计敌人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增援反攻。我回到武汉后，经常同李宗仁通电话联系，提请他注意。我还对他说，如果汤军团不能乘敌援军未到以前一举将败退峄枣地区之敌歼灭，就应该及时调整部署，集结强有力的部队于适当地点，确保主动，准备以机动灵活的部署，再相机打击敌人。但任凭我怎样提醒他，李宗仁总认为不要紧，他甚至把增援到来的部队都投入第一线。
因为我的想法是要有强大的机动兵力打破敌之攻击，才可免敌人打通津浦路。控制强大的总预备队于徐州以西，则一方面可对付敌从鲁西或皖北的迂回，另一方面纵使敌打通津浦路，我仍可由侧面截击它，使敌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上面这个计划，是4月21日以蒋介石的名义命令战区执行的。命令下达以后，我就天天追问战区执行的情况，主要是问李宗仁已将预备队和机动兵团抽调出来没有。可是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抽调出机动部队来，而且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第一线或紧接第一线与敌作延翼竞赛。
4月21日改取机动防御调整部署的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不仅没有执行，还把应该控制的四十六军投入码头镇地区陷于苦战。汤军团也不仅没有集结，一直在邳县以北地区逐渐陷入阵地战状态。据情况变化，统帅部于5月11日给第五战区下达一个更加机动而不作死战硬拼的命令。而且由于蒋介石很担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作战指导上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于是派遣白崇禧、刘斐、林蔚前去督导撤军，蒋此时明确地交待：“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同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有把握的。而此时李宗仁根本没有执行4月21日命令，还轻松地对白、刘、林说：“部队拉上去了，这么容易能抽下来？”，直到“砀山东面的黄口车站已被敌一部装甲部队占领，这样，第五战区后方唯一交通大动脉被截断了，徐州已处在敌包围中。李宗仁才着慌起来，立即通知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有关的军长到台儿庄集合，由林蔚和我立即赶赴台儿庄传达蒋介石关于调整部署的决定....”至此，徐州大撤退才真正开始，但由于事前未作周密布置，撤退过于仓促，各军所受损失不小，象云南的第60军损失近半。连五战区司令部的撤退都狼狈万状，这在李宗仁本人的回忆录中也未否认。如果是从容撤退的话，当不至于此。不过因为日军的包围圈尚未真正形成，大军总算大部分撤了出来。
武汉会战
日军未能以徐州会战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的目的，其后又未能实现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乃变更战略，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五路西进，实行所谓“长江跃进战略”，向武汉方面作陆海空三军协同进攻，企图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控制武汉，瓦解抗战局面。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日本又发起了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吉古板元写信给他，说要和他合作，让他暗中帮助日军，他气愤的把书信交给了最高当局。
保卫大武汉之战，在军事部署上，可说是抗战史上一次突出而周密的行动。其作战计划是由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林蔚和刘斐拟定的。在这一会战的前后，刘斐始终驻于武昌，在军令部主管作战，参与武汉会战的策划和指导。
武汉会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部队达130个师，约100万人。日军在此役亦力投入兵力50左右，配以机械化部队、航空兵团和海军。会战从6月至10月持续4个半月，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消耗敌大量主力，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惨重代价。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虽占武汉，但经此一战，日军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国策乃宣告破产，中国抗日战争也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霸王次长
从武汉撤离后，蒋介石分别召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出席武功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第二、第八战区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战区的军长、师长以上的部队长、高级幕僚长等，还有随蒋同来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对日军今后行动，有所讨论，众说纷纭，各执理由。但最突出的一个判断，是军令部刘斐提出的。他认为对敌情判断，应从我最感痛苦的方面着眼，宁可估计得高一点。因此，他判断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然后试图经陕甘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我重庆陪都的后方。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举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回而囊括中原的史实为证，引经据典，好像很有可能似的（日军1942年制定的五号作战计划是经西安、汉中、成都，比刘斐估计的迂回范围要小一号）。当时蒋介石却以此作为力借口，就顺水推舟以对日作战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钱胡宗南部布防到陕甘宁地区，说要维护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和陕甘绥之间的交通，巩固国际交通线与遥保陪都后方的安全，实则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样就给了胡宗南部在抗战八年中以坐大关中的一切优先权利和机会。
12月初，刘斐由南岳到达重庆，随后升任军令部次长。在重庆，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心中十分不安。他经常同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保持接触，并保护杨东莼、胡愈之等人去广西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刘斐任军令部次长期间，仍然主管作战计划，先后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些重要的作战计划和计划大纲。他经常往返奔走于各大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协调战区间指挥作战等问题。他敢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连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要让他三分，甚至他的意见和蒋介石不一样时，他也敢于冒犯，一时国民党内无不称他为霸王次长。在常德会战期间，他主持了不以常德得失为要，务必集中主力歼灭日军于常德的做战计划，在长衡会战期间，他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在战争开始前就猜对了日本的整个作战计划的人，他要求放弃湖南，在广西和日军决战，但蒋介石没有听他的，结果导致处处分兵，而处处兵力不足，最终惨败的结果。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刘斐才由重庆回到南京。
香港起义
随后，刘斐从南京回到了长沙。如他回忆所说：“这年秋天，真可谓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泽东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八条’进行谈判。”刘斐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只有与共产党真正地讲和，才是它的唯一出路，也只有讲“和”，国家才能实现和平统一，由此他坚定了主和反蒋的思想。
在湖南，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潜这时处境维艰。刘斐到湖南后，便与程潜频繁接触，经常交谈。刘斐知道，程潜对蒋介石历来不满，但是。虽想反蒋却苦于手中没有“本钱”。程潜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前嫌，又不敢靠拢桂系。于是刘斐为程潜出谋划策，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白一道来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湖南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只要同李、白关系搞好，就有办法使湖南内部稳定。并提出替程潜疏通与李、白的关系。在他的提议和帮助下，程潜通过白崇禧，把唐星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成为协助程潜走和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此时，白崇禧接二连三打电话要刘斐去汉口。1月17日，刘斐如约到汉，和白崇禧一起讨论如何应付时局寻找出路。白崇禧想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联成一片，但担心程潜不予合作，便想让刘斐任湖南省主席，而让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刘斐坚决推辞，并趁机向白进言，说程潜有意与桂系联合主和反蒋，只是因为缺乏本钱才消极的，建议白将陈明仁的部队调到湖南去，归程指挥。这样，陈明仁率国民党军第1兵团回到湖南，为尔后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李宗仁在代理总统后多次打电话要刘斐速去南京，担任总统府参军长，遭到刘的拒绝。3月
初，刘斐经白崇禧安排飞抵南京，时值组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李宗仁多次约见刘斐，请他参加和谈代表团，并代表其向中共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刘斐同意参加代表团，但他当面向李表示不同意依靠美国政府作为和平攻势的资本。4月1日，刘斐随“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和张治中将军等一道乘“天王”号专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受到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4月2日起，刘斐参加了为时半个月的谈判。其间，他和黄绍竑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询问了他们到北平后的生活情况，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问刘斐是否同意《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刘斐对此谈了一些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接受。与毛泽东的一席交谈，更坚定了刘斐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经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16日由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飞往南京，希望李宗仁履行签字的诺言。为了争取和谈成功，黄、屈临行前，刘斐要黄到南京务必做好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桂系首领的工作，希望他们面对现实，认清局势，同意和平协定，以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然而，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还电召留北平代表返回南京。刘斐极为愤慨，他和代表们决心不回南京，全体留北平，并全体签名复信何应钦，表明态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由北平去香港后，不顾个人安危，于6月初秘密飞抵广州，同李、白长谈，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同共产党合作，但未能奏效。刘斐最后进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点头应允，白崇禧默不作声，一天一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次日，刘斐回到香港，一方面保持与程潜的联系，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尽力，另一方面继续与黄绍竑等一些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政要员策划起义事宜，他被推为总召集人之一。8月13日，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8月下旬，刘斐应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各界代表共商国是。从此，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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