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指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
名称中法建交
意义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
时间1964年1月27日
主要人物中、法两国政府
建交简介
1963年10月，戴高乐将军授权法国前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根据双方事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7日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加强同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
建交背景
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推行戴高乐主义，与美国相抗衡。20世纪60年代，中法的角色类似：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向美国霸权挑战的不驯服的盟国；一个是不听从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轨道的“大家庭成员”。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基本共同点，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建交过程
中法两国错失多次建交机会
新中国诞生不久，从1950年1月到3月，西方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先后予以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如火如荼，因为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法国政府因此拒绝承认新中国。
1954年4月至7月，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团出席。会议初期，法国本来可以直接同中国对话。但法国当时的总理拉尼埃是主战派，不谋求实现印度支那和平，因此在会议初期，中法双方没有进行接触。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接着，他以总理兼外长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同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曾到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会见周总理。这是中法两国总理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打开两国关系的起点。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我有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1]
巧用毛诗喻中法关系
戴高乐将军是敢于对美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也是敢于对美国说“不”的政治家，但他也是在再度执政五年多之后，才采取同中国建交的步骤。而这与阿尔及利亚持续的抗法战争有关。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同戴高乐关系一直密切，早在二战期间，他就出任过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副秘书长。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
富尔对中国友好，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的富尔及其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
在毛主席接见富尔时，毛主席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富尔回国后，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意思，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从富尔第一次访华后，可以说，他同中国领导人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便于帮助沟通情况，商谈问题。[1]
富尔休假商妥再访华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说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于20日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大使当即表示同意。
同年8月20日上午，富尔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同李清泉大使见面。富尔坐定后，开门见山地道出他此次来访的目的是：要求再次访华，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富尔接着说：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这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他与双方领导人都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富尔临走时，特地留下了他在瑞士休假的地址。富尔走后，李大使立即向国内报告了富尔访谈情况。不久，李大使接到了国内指示，请他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10月份访华。
同年8月31日，李大使到瑞土著名休假胜地达沃斯拜会富尔。李大使当面转达了张奚若会长的正式邀请。富尔对李大使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中午同李大使共进午餐。席间，富尔再次提出此次访华想同中国领导人谈政治问题。[1]
代表戴高乐秘密访华
收到我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富尔立即从达沃斯返回巴黎，去见戴高乐。戴高乐见到富尔后说：“两年前，我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说：“我想一切都变了。”他说：“我已从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收到访华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中旬。”戴高乐就说：“好吧，您到中国去。不过，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
两人还当场商定，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富尔在访华前，要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然后从香港去北京。回程时再访问缅甸，向戴高乐汇报访问结果。此次，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授权信交给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问题。
1963年9月12日，富尔夫妇专程来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大使与夫人孙琪共进午餐。席间，主客谈笑风生。富尔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不久，便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他再次来见李大使，一定把问题谈清楚。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他又说，此次访华实质上是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1]
法方携三套方案来华
富尔第二次访华是代表戴高乐的一次重要访问。他于1963年10月22日抵达北京，次日周恩来总理便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同陈毅副总理一起进行了多次认真、坦诚的会谈。
中法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富尔到达中国后，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上海共进行了六次实质性的会谈，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应当指出，北京、上海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短期内承认。这三个方案是戴高乐同富尔商定的。戴高乐希望能争取到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第二、三方案是备用方案。
周总理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的建交三个方案明确做了答复，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我国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暂缓建交。周总理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1]
三项默契照顾戴高乐
富尔在谈判时表示，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台湾断绝关系，对法国来说，若要驱逐蒋介石在巴黎的代表是不愉快的，这是一个礼遇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周总理听了富尔的话后，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周总理说：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富尔在谈判中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此次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又说：“戴高乐将军采取承认中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丢脸的条件。”
为了寻求摆脱法台关系的办法，并照顾到戴高乐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条件下，于1963年10月31日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即中法建交三点内部默契。
同年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1]
多次磋商达成建交协议
富尔回到巴黎后，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派公使衔的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来瑞士会见李清泉大使。他说：在1961年6月扩大的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外长和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谈过发展中法关系问题。不久前，富尔访华又同中国领导人谈了法中建交问题。法国认为，法中双方都有建交的共同愿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德博马歇谈完后，李大使表示：将报告我国政府后再予答复。很快我国外交部发来了同法方谈判的具体指示，总的精神是：原则问题要坚定，不能有任何含糊。具体做法可以灵活，争取尽快达成协议。
1964年1月2日下午，法方代表德博马歇应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继续与我国政府谈判代表李清泉大使会谈。
李大使提出按照北京商谈的互换照会方式。德博马歇答复，他带来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会谈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简单愈好。1964年1月9日，德博马歇又如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德博马歇先复述了李清泉大使1月2日会谈提出的方案，然后说：法方认为法中双方已就建交公报达成了协议，提出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中午12时，在北京、巴黎同时发表公报。对我国将单独发表声明一事，德博马歇未正面表态，而采取复述李清泉大使1月2日方案的方式予以确认。
接着，双方就发表公报的时间进行磋商。李大使根据国内指示，指出在北京时间1964年1月27日下午1点半或2点半，双方同时发表公报。
德博马歇说：法国《世界报》每日下午3时出版，希望能及时在该报上宣布建交消息，故提出在巴黎时间12时发表公报。这样中法建交协议就达成了。
同年2月23日，中法两国使馆的临时代办同时到达驻在国首都。从此，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1]
建交内幕
法密使骗中情局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法国戴高乐政府决定抛弃败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戴高乐心里很清楚，法国要与新中国建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使蒋介石心里有所准备，1963年秋，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台“大使馆”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暗示法国可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收到戴高乐的信后，蒋介石甚为震惊。他认为，法国是欧洲大国，如果与中共建交，西方各国和法语系国家有可能跟着变脸。为拉住法国，蒋介石一面下令驻法“大使馆”加强对法国上层人物的公关工作，一面亲自给戴高乐写信，畅叙两人的“友谊”，要求法方保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已铁了心与新中国建交，没有理会蒋介石的信。为摸清中共领导人与法国建交的底线，并商谈建交的事宜，戴高乐制定了几套方案，由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到中国磋商。
启程来华前，富尔声称他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质，不代表官方，也没有任何使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认为富尔在法国政坛影响很大，此次访华定有重要使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迅即行动起来，设法打探富尔的动态。由于中法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美国特务无法打探到富尔的行踪。[2]
中法建交谈判激怒美国
1963年10月，富尔抵达北京，我外交部的人员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接见了富尔。经过数次商谈，中方将中法建交问题的原则意见《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给富尔带回法国供其政府研究。富尔的成功访华更加坚定了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决心。此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建交事宜基本达成一致。
1964年初，富尔借接受记者采访之机，公开向法国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台湾的蒋介石不能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法国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富尔的言论，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三番两次地约见法国驻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不要与新中国建交。随后，美国国务院又给法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强烈反对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却丝毫不理会美国的照会，令美国政客们火冒三丈。
为阻止中法建交，美国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和舆论，继续给法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派人劝说蒋介石不要马上宣布与法方断交，故意给戴高乐一个大难堪。[2]
老特务亲赴台北搞阴谋
很快，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火速赶赴台湾，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
克莱恩接到哈里曼的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专程到日本接克莱恩的美国驻台“大使馆”官员罗克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进你的话。你有3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即使法国宣布与中共建交，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这样做就太便宜了法国。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断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地跟进与中国建交。”罗克夫还告诉克莱恩：“国务院对此事催得很急，希望你不要在东京停留，马上就去台湾。”
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运送克莱恩去台湾。这足以说明，美国对阻挠中法建交是多么重视。
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一个大早，特地赶到机场去迎接这位中情局特务头子。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秘密会谈。克莱恩将美国政府派他来台的目的告诉了蒋经国，要求蒋介石配合美国，不要急忙宣布与法方断交，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会谈完毕，克莱恩在宾馆休息，蒋经国则到蒋介石那里汇报与克莱恩的会谈情况。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了妥协。然而蒋氏父子对法国抛弃“中华民国”，心里是极不舒服的。那一段时间，蒋氏父子寝食难安，但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心里指望美国能加大阻挠、破坏的力度，使中法建交胎死腹中。
然而历史没有按美蒋的愿望发展。1964年1月18日，中法两国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订了建交公报。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2]
蒋介石被迫宣布“断交”
当时，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奇的是，中法宣布建交后，蒋介石集团只提抗议，并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政府及大陆共产党大肆进行谩骂、攻击，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直到许久之后，人们才明白：蒋介石集团迟迟不宣布与法国断交，是美国在背后捣鬼和调度。
中法宣布建交后，台“外交部长”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由于戴高乐不希望过于刺激蒋介石，故盼台湾当局冷静、低调、自动与法断交，并悄悄撤回驻法“使馆”人员，但由于美国在背后作梗，使戴高乐未能如愿。
蒋介石不宣布断交，也不撤馆走人，法方不得不撕破脸皮，采取硬办法了。1964年2月10日，法国驻台“使馆”临时负责人萨拉德奉命会见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沈昌焕，告知法国已与新中国建交，台湾方面的人员已无理由再留在巴黎。萨拉德还告诉沈昌焕，台湾驻法国“大使馆”的馆产，按惯例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法国方面下了驱逐令，蒋介石感到无法拖下去了。为了保住“面子”，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与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2]
轰走台“外交官”
有趣的是，蒋介石集团虽然宣布了与法国断交，其“外交”人员根据美国的旨意，却迟迟不回台湾。法国政府对此很有意见，多次派人到台湾驻法“大使馆”催他们早日撤回台湾，以免影响新中国接收大使馆的工作。在法方的一再催促下，台湾驻法“大使馆”的人员才不得不逐步撤离巴黎。
台湾当局的外交人员大部分撤离后，仍留下脸皮甚厚的“文化参赞”陈垣看守馆舍。很显然，蒋介石集团不愿将“大使馆”交给新中国，想在最后关头给法国制造一点麻烦。台湾驻法“大使馆”地处繁华的巴黎市区乔治五世大道上，据说原是法国传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台湾当局自然知道这处房产的价值，不愿将它交给新中国。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留下人看守，将来再择机处理。
由于法国政府在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中承诺在3个月内要互派大使，台湾当局的留守人员不撤出去，北京来的外交官就无法进入使馆。虽然法国官员屡次催陈垣离开使馆，但陈垣不听，赖着不走，并对法方人员出言不逊，声称此房屋的产权属“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法国外交部见陈垣蛮不讲理，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派军警将躺在地上耍赖的陈垣强行抬出了馆外，并不准他再入馆内。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使馆正式建立。6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西恩·佩耶也来到北京上任。这样，美国与蒋介石集团合演的一场闹剧落幕了。[2]
大事记
1964 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两句话，却犹如“外交核爆炸”一样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此后，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法国，改变孤立中国立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
1973年9月11—17日，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访问结束时发表《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商定，将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等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并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谈妥了辽阳化工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这是多年来中法之间最大的一宗合同。[3]
1975年5月12—18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3]
1978年1月19—24日，雷蒙·巴尔总理访问中国。中法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1979年10月15—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法国。这是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法国，其间两国签署了“关于1980年至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等文件。
1980年10月15—21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领导人就国际重大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法双方商定两国外交部官员进行定期磋商，签订了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决定两国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谈论了在广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问题。
1983年5月3—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主要就双边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举行了会谈。密特朗表示，希望建立工业上的合作，中国可以从法国获得设备和投资，法国可以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还表示法国重视加强同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法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已经达成的协议更加具体化，使双方的合作更具有活力。访问期间，中法签署了关于核电合作的备忘录和广播电视合作的议定书。
1984年5月30日—6月3日，总理访问法国。两国政府签署了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方还就合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和电讯合作项目达成原则协议。
1986年6月16—19日，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法国，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1987年11月7—12日，李先念主席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法国。中法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财政议定书。根据议定书，法国政府在1987年向中国提供总额为6.4亿法郎的混合贷款。
1989年6月18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冻结同中国的各级关系。次日，法国外长在议会指出，这一“冻结”关系的决定“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和“整个政治关系”。中法关系开始出现倒退。
1991年9月27日，法国政府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金额20亿美元。另10艘由法国出售技术，让台湾建造。16艘潜艇总金额约45亿美元。9月28日，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严厉抗议，要求法国遵守中法建交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并将法台关系严格限制在民间经贸关系的范围内。此次出售潜艇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2年11月18日，法国达索等公司签订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合同，总金额38亿美元。后经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无效，法国政府坚持批准这一军售合同。
1992年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要求法国在一个月之内关闭其驻广州总领事馆。中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遭受重大打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94年1月12日，中法发布联合公报。双方认为，中法两国应在建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确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中法两国表示加强政治磋商，举行定期会晤，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公报的发表标志着法中关系翻过了困难的一页，在政治上为法国企业界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1994年2月22—26日，莫诺里参议长访问中国。他此次访华是为同中方进行对话、加强相互了解，也是为巴拉迪尔总理来访创造良好的气氛。莫诺里表示，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法中两国议会和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得到发展，他将为此做出努力，并希望法中关系中的困难时期尽快结束，使两国关系恢复和谐气氛。这次访问表明，中法关系已经走上了正常轨道。
1994年4月7—10日，爱德华·巴拉迪尔总理访华。双方讨论了在重要项目上的合作可能性，并商定，双方将保持高层互访的势头，加强政治磋商，并确认双方达成的两国外长、副外长等举行定期会晤和磋商的谅解。巴拉迪尔总理高度评价了法中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合作的潜力很大。
1994年9月8—14日，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适逢中法建交35周年，又正处于世纪之交，可称为中法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访问。访法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了法国总统密特朗、总理巴拉迪尔、法国参议院议长莫诺里等法国领导人。中法双方一致同意面向21世纪，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发展双边关系。双方签署了 19个经贸合作的合同、协议和意向书，总金额达181亿法郎。此外，中方还提供了可供法方参与竞争投标的大型项目的名单。
1996年4月9—13日，李鹏总理访问法国。访问期间，他同希拉克总统和朱佩总理及法国其他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并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中法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共签订合作项目13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向法国购买3架A340空中客车飞机和30架A320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与合同，协议总金额为18.9亿美元。
1997年3月25—31日，乔石委员长访问法国，与希拉克总统及众、参两院议长等领导人会见，谈论了促进两国间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各个问题。此次访问使中国全国人大与法国议会间的友好合作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1997年5月15—18日，雅克· 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法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声明》指出：“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从而使中法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支持在尊重多样化和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事务中任何进行支配的企图，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此外，中法还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卫生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承诺双方在环保、和平利用核能、卫生、农畜业、利用外层空间等方面进行政府间合作，法国保留驻香港总领馆。双方还签署了中国预订30架空客飞机框架协议，中国采购10架ATR飞机合同，以及100座级民用喷气客机合作项目的框架协议。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一家法国保险公司和一家法国银行将在中国开展业务。[3]
1998年4月6—7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法国。这是他当选总理后首次访法，与法国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就国际问题与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双方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希拉克总统表示赞赏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有勇气”的态度，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危机免于进一步的恶化。他还表示，法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继续大力促进。
1998年9月24—26日，利奥内尔·若斯潘总理访华。若斯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法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中法两国签署了财政议定书、中法关于信息新技术的行动纲领、两国政府关于知识产权的合作协定、中国科技部与法国国家电力公司合作协议以及14项商务协议，总金额为3.45亿美元，内容涉及水处理、金融、环保等方面。两国中法还决定发表关于成立农业及农业食品合作委员会的声明。
1999年9月13—18日，克里斯蒂昂·蓬斯莱参议长访问中国。两国表示将加强议会间的交流，进一步推动在经济、工业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文化、教育交流。
1999年10月21—26日，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希拉克等法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两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达成一致看法，认为欧中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还《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为进一步加强合作，法中两国决定建立两国元首间的热线电话，并加强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之间的磋商机制。法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这次访问，为拓展两国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1999年12月，法国政府批准企业向台出售军民两用卫星，在中法关系中再掀波澜。
2000年10月21—23日，希拉克总统借中欧举行峰会之机，再次访问中国。中法双方再次确认，不售台卫星问题成为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将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更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巩固和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同意为促进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两国将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元首间热线的协议。
2001年11月1—5日，胡锦涛副主席访问法国。中法双方表示，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将加强国际磋商与合作，就多极化、全球化、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重大国际和战略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挖掘中法关系潜力，扩大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演讲，就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中法及中欧合作等发表了中国的看法。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当日，正在法国访问的李岚清副总理与法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设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协定》。
2009年1月27日，为了庆祝中法建交45周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两国友好交往图片展，并借中国春节喜庆之时，举行午餐会招待来自方方面面的法国朋友。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法国影视演员苏菲·玛索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马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与中国歌手刘欢共同演唱法国民谣《玫瑰人生》。
为纪念中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2014年01月27日中国邮政与法国联合发行《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该套邮票是继1998年两国联合发行《故宫与卢浮宫》邮票后，再次联合发行的邮票。
2019年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战略意义
中法建交，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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