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副主席[1]、小说委员会主任。[2]被称作中国“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3]
1978年，任《儿童时代》编辑，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主要著作有《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等长篇小说，[4]其中，《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5]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4]2003年10月17日，由《长恨歌》改编的同名话剧公开演出；[6]2012年，以小说《天香》获得华语文学“红楼梦文学奖”；2013年8月12日，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功劳勋章骑士奖”。[7]2018年，《向西，向西，向南》获得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8]2019年5月，担任编剧电影《第一炉香》开机拍摄；[9]2022年，《一把刀，千个字》获得《当代》杂志社2021年度五佳长篇小说。[10]
中文名王安忆
代表作品长恨歌、小鲍庄[11]、流逝
职业作家
主要成就我们家的男子汉被选进苏教版7年级下册、上海沪教版四年级下册和人教版5年级下册语文书
出生地南京
主要荣誉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12]
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第四届红楼梦奖
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
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茹志鹃
原籍福建省同安县
职称教授
性别女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54年3月6日
毕业院校上海市向明中学
父亲王啸平
职务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小说委员会主任[1][2]
配偶李章
人物经历
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并在上海读小学。
1970年，初中毕业后赴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
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
1981年初结婚，丈夫李章，结婚时为徐州某乐团指挥，后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曾编辑出版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完成《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
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小鲍庄》引起回响，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1986年应邀访美。
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3]
1996年发表个人的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此书在当当网图书中，成为畅销书，且在当当小说榜中排名第45位。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1年获第一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11年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
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16年12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委员。
2018年12月，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14]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5]
2020年10月，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发表于杂志《收获》2020年第5期，后登上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榜首。[16]
2021年10月22日，担任编剧的电影《第一炉香》定档在中国内地上映。[17]12月16日，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2022年3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2]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红豆生南国》《考工记》。[18][19]
中篇小说
《向西，向西，向南》
小说集
《雨，沙沙沙》《黑黑白白》《流逝》《尾声》《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荒山之恋》《伤心太平洋》《海上繁华梦》《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事》《人世的沉浮》《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化妆间》《儿女英雄传》《剃度》《现代生活》《文工团》《月色撩人》《众声喧哗》《给孩子的故事》[20]。
散文作品
《蒲公英》《独语》《走近世纪初》《旅德的故事》《乘火车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忆散文》《窗外与窗里》《漂泊的语言》《母女同游美利坚》（与茹志娟合作）《街灯底下》。
文论作品
非虚构系列（《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波特哈根海岸》）《故事与讲故事》《心灵世界》《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读我看》《王安忆说》、
《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王安忆读书笔记》《王安忆导修报告》《对话〈启蒙时代〉》（与人合著）、《对话录》（与人合著）等。
编剧作品
电影《第一炉香》编剧[21]
电影《风月》由王安忆编剧。衍生作品
长篇小说《长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外，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排演了话剧。
荣誉记录
1985年-1986年《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6年《纪实与虚构》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1996年《长恨歌》获选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1998年《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1999年《长恨歌》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 获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2001年《富萍》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2002年《上种红菱下种藕》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2003年《富萍》获选「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二等奖；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05年《遍地枭雄》获 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
2008年《启蒙时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2008年《启蒙时代》获第2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
2012年《天香》获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2013年 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2016年3月 被提名为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22]
2017年12月28日，“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南》获得中篇小说奖。[23]
2018年1月，王安忆的小说《向西向西向南》在2017收获排行榜中篇小说榜（专家榜）排名第1。[24]
2018年6月，第二届京东文学奖获奖名单出炉，王安忆《红豆生南国》折桂年度京东文学奖国内作品奖。
2018年9月，王安忆所著长篇小说《长恨歌》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25]
2018年10月，王安忆著《向西，向西，向南》获“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8]
2018年12月9日，所著《考工记》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类第2名。[26]
2018年12月，所著《考工记》入选第四季度上海市民修身书单。[27]
2019年1月22日，所著《考工记》获得“第十五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佳作”第6名。[28]
人物评价
台湾评价
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于其小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见王德威著《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湾麦田出版，页 383-402 ），并高度评价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大陆评价
王安忆的作品有她的优势，总是让人期待，但她的写作还是有些紧张，不够开阔。比如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好的作家，路应该越写越宽，像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那样达到绚烂的地步，但王安忆还没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还没有完全打开，似乎处于一种胶滞的状态。她的视野还不够宽，其实她可以写更多的人，把艺术的想象推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杨扬觉得，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王安忆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很多评论对王安忆创作的影响：“很多评论家以她的作品为支撑批评的支柱，比如说王安忆开始关注底层了，你们还不写？把她变成批评家的说辞，这对她的创作、想象是一个约束，她的创作受到的影响太多了。”杨扬说，王安忆的作品其实应该对文艺批评有一种冲击和扫荡，带来启发性的东西，“不要顾及这些批评，她这样优秀的作家的创作，应该像流水一样，不应该被约束在那里。”
“渡人渡己王安忆”是二十世纪作家文库一系列图书中王安忆的《酒徒》一书末对她作出的评价。“渡”不免叫人想起佛家的一些意思，不管是渡人还是渡己，难免夸大了写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写作是很私人的东西，只是将感觉转化成文字，甚至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或目的的。
人们评论王安忆会提到她在不停地“寻找与发现”，这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重要且必要。局限于固有的风格和模式算不得什么天才，久了读者会生厌。而王安忆妙就妙在她连让你皱眉头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就尝试新的模式了。每读一篇都让你感觉耳目一新，惊喜连连。
她文中自有一股平常气，说的是柴米油盐，谈的是生活琐事。细碎而贴近。有时对某物的形容，一字足以传神，那字却是我们寻常都挂在嘴边的。自己说只当是方言俚俗，她写出来才知原来是有这个汉字的！不免像他乡遇故知，亲切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她看上海人看得透，于是不骄傲，不盲目随众。自是冷静却细致入微的述说，却入木三分，句句值得回味。
这篇评论提到昆德拉小说的观念影响了王安忆和余华。余华也是我很推崇的作家之一，我曾对朋友说过，看他的小说是不会后悔的。也是平常生活的平常描写，回头却是一片苦楚与无奈。王安忆也说：“小说是目的性比较模糊的东西，它不是那样直达目的地，或者说它的目的地比较开阔。说是彼岸，但那是地平线样的无头无尾的一条，终是茫茫无际的。”写作若带了目的，反而被羁绊了，不如信手拈来而智慧毕现。就如散步，目的过强则会错过很多风景，随意逛之没准会别开洞天。武陵人遇桃花源也是信步而至，后来带了目的去寻反是找不着了。
世上很多事本就无目的，一件事的发生可能就是很多不相干的因素影响的结果，《悲恸大地》里刘德生最后那一跳连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到这一步的？到底命运之轮在哪转错位啦呢？他只是迷路而已，怎知就上了不归路？所以“目的”这个东西太虚渺，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像蝴蝶效应那样让一切面目全非。人可以主宰什么？
在与人谈到王安忆时曾听得她的《流逝》是极好的，甚至比《长恨歌》还好！看来个人喜好不同罢了，但《流逝》和《小鲍庄》确是王的小说中很好看的两篇。我所指的好看是情节吸引人。但与《长恨歌》中对人情世事的练达及文字给人的感觉比起来终是差一点。这么比较其实很不明智，因为她的不断尝试与创新，她自己的作品竟是不那么容易比较的，根本没什么可比性，她开辟了那么多不同的天地，天地间除了那智慧，彼此间相安无事，也不交融也不冲突。
以往读张爱玲，结尾处往往来得突然，好似一部戏，才到高潮处突然戛然而止，留给人无限惆怅和回味。王安忆的结尾倒很像她的《酒徒》中描述斟酒那样：“一条线下去，酒及杯沿下一分，再一条线收住，也是滴酒不洒。杨扬拿王安忆举例说，王安忆的作品有她的优势，总是让人期待，但她的写作还是有些紧张，不够开阔。比如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好的作家，路应该越写越宽，像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那样达到绚烂的地步，但王安忆还没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还没有完全打开，似乎处于一种胶滞的状态。她的视野还不够宽，其实她可以写更多的人，把艺术的想象推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阁楼》和《神圣祭坛》隐喻了什么，我曾像战卡佳那样接近过而最终又让它从指间划过。这种寓言也是无目的的，只是写到这了，那些文字精灵们便自己蹦出来了，也许它们连意义也没有，但是看起来又好象说了很多，如项五一般，说得实在太多了！
王安忆的文字就是这样，明明知道它的好，常常却陷于有好说不出。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东西是与读者的经历感情混合了，形成了有个人独特感知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无法分享，因为不同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就如我一向认为的那样，读者心中接受的那个故事和感觉与作者原来想告诉你的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会有偏差。人与人的感觉不同，也正是阅读这类作家的魅力所在。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怆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人物语录
01、爱丽丝公寓，那一套套的房间里，盛的全是各色各样的等。02、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才是踏实的。可是她也知道，这个唯一的人也许一辈子也碰不得，也许一辈子里仅只照个面，谁都不认识谁就过去了。也许是找到了，认识了，两个却到不了一起，连个面都不能碰就算了。
03、白兰花盛开的季节，满城的花香，每一扇白兰花树下的门里，似乎都有着王琦瑶的身影，结果又都不是。那木头刻的指甲大小的茶壶茶盅也有的卖，用那茶壶茶盅玩过家家的女孩都是小时候的王琦瑶，长大就不见了的。蛋硌路上都印着王琦瑶的脚印，却怎么也追不上，飘忽而去的样子。
04、城市里的女人，衣服就是他们的蝉蜕。
05、吃是做人得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得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得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
06、春日的阳光总是明媚，也总是徒然的样子。
07、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
08、灯光越来越稠密，就像扑灯的蛾子，扑向窗口。火车自是不理，还是朝前，轰隆声响盖满天地。往事像化了冻的春水，漫过了河堤，说不想它，它还是来了，可毕竟大河东去，再不复返。
09、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供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
10、都是以往好成一团时交的心，如今都拿来做攻击的武器。
11、独自旅行的经历往往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什么遇见自己，看见不同，都是矫揉造作，孤独和迷茫才是一路相伴的，它们忠实的静默横亘于心，无处分享。然而也就是这样那样的心理活动，和见闻经历，造就了更完整的旅程。[29][4]
作品介绍
1.《长恨歌》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跟一位与女儿年纪相仿的男孩老克腊发生畸形恋。最终，因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死，命丧黄泉。
目录
第一部 弄堂 流言 闺阁 鸽子 王琦瑶 片厂 开麦拉 照片 沪上淑媛 爱丽丝公寓 爱丽丝的告别 上海小姐 三小姐 程先生 李主任；
第二部 邬桥 外婆 阿二 阿二的心 上海 平安里 熟客 牌友 下午茶 围炉夜话 康明逊 萨沙还有一个程先生 分娩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第三部 薇薇 薇薇的时代 薇薇的女朋友 薇薇的男朋友 舞会 旅游圣诞节婚礼。
2.《启蒙时代》
简介《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文学双月刊《收获》0702全文刊载。
3.入选教材的杰出文章
她的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被选进苏教版7年级下册、上海沪教版四年级下册和人教版5年级下册语文书。课文选入时有改动。
作品解读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
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
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
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冲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里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
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里“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里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里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里，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里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里，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里还像个男子呢？王安忆在这里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制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的作品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
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太。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制约。
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里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么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里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制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
2020年10月，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发表于杂志《收获》2020年第5期。
相关讲座
2011年6月29日，在法国翻译作品最畅销的中国作家之一、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27日晚在巴黎为法国和中国读者做了题为“上海女性的故事”讲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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