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探析中国周边安全的形势论文
中国正处于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稳定的、安全的周边环境。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探析中国周边安全的形势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探析中国周边安全的形势论文篇一
《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摘要：朝鲜半岛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与中国的战略关联度很高。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作者结合国内外形势，着重对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朝鲜半岛问题;周边安全;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21-02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国际环境纷繁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地区安全，为改革开放提供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当前一个重大战略课题。朝鲜半岛作为冷战的活化石、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以及博弈的平台，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一、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的产物，大国战略博弈的平台
朝鲜半岛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是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二者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朝鲜半岛问题是冷战的产物，由于长期以来朝鲜南北社会制度不同、长期对立再加上大国因素的影响，使朝鲜半岛在统一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核危机，更使朝鲜半岛的统一希望降到冰点。朝核危机严重影响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究其实质可以概括为美国霸权和朝鲜生存权之间的矛盾，朝鲜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追求独立自主的核安全保障战略，与美国长期对朝施压并试图改变朝鲜现行体制的战略方针之间激烈冲撞的产物。由于美朝、韩朝关系时好时坏，利益双方处在不断的相互指责之中，都希望对方先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和承诺。互不信任使得朝核问题迟迟无法解决，也成了半岛统一无法逾越的障碍。朝鲜半岛问题重重迷雾背后更深层地凸显出大国的战略博弈。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其成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交汇点。由于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独特、地缘政治特征复杂，使它成为周边大国势必取夺的关键地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东北亚国际纷争的矛盾焦点。无论历史还是现在，朝鲜半岛发展的每一步上都有大国相互影响的烙印。谁控制了朝鲜半岛谁就能够在东北亚地区占据有利位置，各大国争相把朝鲜半岛看作是手中的棋子，谋求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化。美国把朝鲜半岛看作是其亚太战略中遏制中国和防范与压制俄罗斯崛起，助其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把扩大朝鲜半岛影响力当作其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阶梯;俄罗斯把参与朝鲜半岛问题看作其恢复昔日大国雄威的重要环节，中国把朝鲜半岛看做制衡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前沿。
二、朝鲜半岛是营造我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战略要地
1.朝鲜半岛是我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和战略屏障
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百余年来的国家安全实践，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鲜半岛是对我国战略要害地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地区。朝鲜半岛作为边缘地带一直是我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正是因为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独特，使得它与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密切相关，是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点防范地区。当前随着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紧张、安全结构日益复杂，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日益显现。对中国来说，如果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任其成为包围遏制中国的战略前哨，对中国的安全来说将是致命的威胁。
2.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我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需要长期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最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中国希望朝鲜半岛问题能和平解决，力图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朝核危机，在朝鲜和韩国推行平衡政策，推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我国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朝鲜半岛的稳定与繁荣是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和平稳定的朝鲜半岛有利于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但是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或者恶化，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届时中国不得不面对美日韩三国的统一战线。另外一旦爆发冲突会有大量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将对我国东北的社会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3.朝鲜半岛是中国制衡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前沿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被列为未来美国最具威胁的潜在敌人，为此美国调整了战略，将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由于朝鲜半岛在东北亚的重要地位，美国把其看作是实现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把“朝鲜仍存在威胁”作为借口加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建成，美国不但可以对任何国家为所欲为，同时也可以获得免受别国攻击的绝对军事优势。对于美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朝鲜半岛是我们在东北亚地区制衡美国的重要砝码，我国要继续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在巩固和发展同朝鲜传统友谊的同时，也要努力发展同韩国的友好关系。另外，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朝鲜半岛两岸的和平统一政策，半岛一旦统一，美国就会失去在韩国驻军的理由，更会失去美日军事同盟的依据。
三、朝鲜半岛问题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1.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
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如果朝鲜半岛保持分裂对立状态将为美日等大国介人朝鲜半岛事务，实施各自战略，威胁我国政治安全提供充分的机会。其次，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改善会降低大国在朝鲜半岛行使直接的、武力干涉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其不安全变数。半岛实现统一稳定将会消除美日等国在半岛实施各自战略目标的理由，有效地缓解中国在半岛地区的安全压力。再次，朝鲜半岛是美国对中朝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阵地。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以“共产主义威胁论”为由，一意孤行地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半岛方向，企图把朝鲜作为突破口，而后将其战略推向中国。中国和朝鲜在反对美国强权政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朝鲜保持政治稳定、主权独立，不受外部大国势力的渗透、控制、颠覆，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安全，否则，中国政治安全环境将面临威胁。最后，朝鲜拥有核武器严重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朝鲜拥有核武器严重挑战东北亚安全格局，东北亚其他国家将纷纷走上发展核武器之路。届时中国将处于被核国家包围之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无从谈起。
2.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我国经济安全关系密切，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当前时而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影响了我国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的经济投资信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步伐和图们江区域的开发开放，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朝鲜半岛南北实现统一，双方结束政治军事对峙，将会给中国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大大促进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对东北亚经济合作起积极作用。
3.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军事安全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战略区域直接相连，同华北等战略要害地区靠近。这里一旦被任何敌对大国势力所控制，都将对中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它直接关系到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首都北京的安全以及整个北部沿海地区的防卫。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对立严重影响我国的军事安全，不但使美日达到加强军事同盟、永久驻军、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不断对我国施加威胁的目的，还可随时加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演习，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反之，朝鲜半岛的统一稳定将缓解我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和军事上的压力，全心投入经济建设。
4.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台湾问题的影响
朝鲜半岛问题与台湾问题密切相关。二者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都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干预而产生了分裂。但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朝鲜和韩国是两个国家的对峙，而大陆和台湾是国家与其组成部分的分裂。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不但可以为中国提供解决台湾问题的范式，而且也可以让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台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后者的作用更大一些。
四、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的应对策略
鉴于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从地缘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出发，从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加强自身实力建设以及加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制度建设考虑，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朝核问题“软着陆”，实现半岛无核化。朝鲜核问题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中国要积极参与半岛事务，努力实现朝鲜核问题的“软着陆”，使朝鲜核问题和平解决。二是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统一。我国在增进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韩友好关系，引领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推动南北合作、交流，促进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三是加强与美国在半岛问题上的协商。中美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是相当明显的，两国应该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基础上摈弃分歧，加强合作、交流，维护好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四是全面增强国家实力。全面增强国家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中国要想在朝核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保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全面增强国家实力。五是经济上互助合作，共同成长。中国应立足长远，推进中朝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利用自身经验积极支持和引导朝鲜的经济改革，缩小南北差距。六是加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制度建设。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全机制是保障东亚地区整体安全和改善我国安全环境的根本出路所在，为我国自身的地区安全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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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论文
中国的宗教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我国有近20个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这些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今天中国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重视的问题。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议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议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论文篇一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演进历程述论》
摘要：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曲折发展、恢复发展臻于成熟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着完整的体系建构。在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政策团结了各民族群众，完成了党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总结梳理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明晓民族宗教工作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推进民族宗教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演进历程;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D6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29-03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与多宗教的国家，相对于汉族来说，少数民族受宗教的影响很大。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关乎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余年的历史征程，革命和建设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又结合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实际进行了发展。对这一政策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党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
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尚不多见，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质量也乏善可陈。综合来说，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仅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从文献到文献，也即限于对文件、文告、法规的研究，而对于政策制定的背景、政策执行的效果关注较少;三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某一时期的宗教政策研究较多，而对于政策的逻辑关联分析却不到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演进历程为切入点，期望能对这一议题做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曲折发展、恢复发展臻于完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起步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受民族宗教的影响很大，各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基本有自己相同的宗教信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前后不得不面对的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宗教并无太多深入认识，出于动员更多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群众加入到反帝斗争中来的需要，对于有信仰的工人、农民做了动员，赋予信教者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但是，对于宗教这种与共产主义迥异甚至在世界观上对立的思想形态，则坚定地与它划清界限，规定了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教育必须分离的原则。
党在初步探索时期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显得激进，呈现出“左”倾的特点，没能很有效地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的群众。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多在上海、北京、广州等汉族居多的城市或者地区，少数民族相对较少，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关注较少，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自然关注也不够，极少专门出台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对于刚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在鲜明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探索之初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宗教信仰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及一系列政策规定仍然构成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基础，可以视作是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萌芽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形成发展阶段(从红军长征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逐步形成并发展。从时间上看，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形势和面临的社会任务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有了更多的接触，党对少数民族的各项工作逐渐展开，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有了更多认识，在民族工作的开展中，出台了一些关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政策、措施、方法等。革命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也检验和修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这些文件加以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逐渐形成发展的历程。
长征时期，红军大部分时间行进在苗、瑶、壮、侗、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主要是通过颁布的宣言、法规、规定、决议，张贴的文告、标语、口号等来体现的。这些文件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红一方面军发布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等。在这些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布政、教必须分离，严禁宗教干预政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申明了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宗教给予保护，对于隶属于寺院庙宇的田产也改变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激进做法，“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1]374由此，使党有关民族宗教的政策呈现出较强的可操作性。党在实践中也模范地执行了这些政策，以实际行动阐明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帮助红军完成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根据地抗击日本的侵略。建立在西部的革命根据地如陕甘宁边区民众多是聚居的少数民族，一些民族几乎全民信教，有着极为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统一战线、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西北工作委员会，对抗日战争和陕甘边区有直接影响的蒙古和回族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台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两个文件。为了调动根据地民众的抗日热情，建立起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明确提出了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活动场所，调整宗教土地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无论是从内容、涵盖人群、实施范围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学界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倾向于把这一时期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成熟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和调整，关于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更加具体和完整。党对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在1946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谈到回民时，指出：“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1]1001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申明党对宗教的态度，坚持以往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了调动广大人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对于包括宗教用地在内的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1]723、455但是，出于对涉及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性的考虑，党对之也有特别规定：“凡祠堂、庙宇、教堂及其他宗教机关所有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依照当地人民公意及其族人或教民的意见妥善处理之。”[1]1063在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西南、西北等民族地区时，对涉及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在内的风俗习惯进行了非常细致、严格的规定，如在进军西北时颁布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团结西北回胞十条》《回回工作简要手册》等文件，指导规范军队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一时期，党针对民族宗教的政策以解放全中国为中心，把民族宗教问题放到解放全中国的大背景下考量，既把它作为宗教问题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又注意到了民族宗教的特殊性，因而采取了灵活的、特殊的政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局部领导者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深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执政地位的变化也使得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各派力量态度有了一定转变。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宗教的实际，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涉及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1950年周恩来在政协讲话中强调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他说：“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喇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尊重宗教也就是尊重其民族，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2]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尊重。1951年通过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当时的政治制度和__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尤其是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起草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更是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以及少数民族党员能否完全摆脱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其间，伴随党成为执政党、社会地位的改变，党的一些民族宗教政策也演变为国家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措施。党的宗教政策在此过程中保持了稳定性与连续性。历经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成为党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的政策依据，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基础。
第三阶段：曲折发展阶段(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既形成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方面，积极的指导了实践;又有一些错误的观点，积累了一些教训。这两种倾向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呈现出曲折发展的态势。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逐渐得以确立。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就要求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社会制度。少数民族宗教也藉此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观点。在如何处理关涉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宗教信仰方面，周恩来于1956年指出，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58年，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宗教国情的理论概括。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指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性最强，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妥善处理好宗教问题。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精神把宗教矛盾界定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敌对阶级的矛盾。”[3]此外，李维汉又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完整的解释。对于涉及旧制度的宗教，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在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中展开。1959年5月12日，周恩来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指出，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去掉宗教被封建农奴制度所玷污了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1962年7月24日，周恩来在同班禅的谈话中指出“宪法要进庙门”，[4]宗教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党中央多次指出，要尽可能进行和平改革，因为这能“避免增加民族隔阂和宗教纠纷。”[5]
但在这一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受反右斗争、“大跃进”、““””等社会形势的影响和左右，也呈现出曲折。反右斗争扩大化把一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把他们的言论或当作“地方民族主义”或当作“大伊斯兰主义”进行了错误批判。“大跃进”又很大地冲击了宗教，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被占用或改作它用，宗教活动器具被“动员”献出成了炼铜、炼铁的原料。一些宗教职业者被动员“转业”或强制还俗。这些都给宗教工作带来了损失，给信教群众造成了伤害。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全国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少数民族的宗教工作也贯彻了这一方针。1964年，在宁夏召开的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指出，“宗教是压在回族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我们同宗教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必须同宗教作斗争，才能不断削弱宗教，以致搞垮宗教，使宗教死亡。”[6]““””时期，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都是重灾区，少数民族宗教工作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负责民族、宗教工作的统战部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民族宗教工作机构或被取消或陷入瘫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被视为“保护落后”，在伊斯兰信教群众聚居的回族地区强迫回民社队和回民家庭养猪，并把此当作“新生事物”推广。一些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打击，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 第四阶段：恢复发展臻于完善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也开始了拨乱反正。这一时期，除了恢复一些民族宗教工作机构、给民族宗教领域里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民族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外，还对曾经被歪曲、否定和抛弃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全面的恢复，并结合新的情况和形势进行了发展。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19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19号文件要求落实各项宗教政策，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干部，尤其是与宗教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干部，要深刻认识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联系和区别，十分谨慎地对待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1982年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又恢复了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较之于1954年宪法的有关规定更加明确具体。1982年宪法和19号文件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落实宗教政策，正常的宗教活动逐步恢复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国内出现严重，国际上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大事件，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宗教领域里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在西藏和新疆发生了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活动和分裂祖国的活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宗教问题。提出了“民族、宗教工作无小事”的科学论断。结合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切实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制止各种非法的宗教活动。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认真做好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工作，妥善解决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等。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宗教工作的基本指针。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不但从宗教工作的总体高度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宗教的政策措施，也从地方民族工作的角度，如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加大解决新疆宗教问题的力度、对甘肃、宁夏的伊斯兰教工作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等。党中央继承和发扬我们党以往在民族宗教领域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并结合新情况与新形势开创了新世纪新阶段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新局面，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渐成熟臻于完善，有力地指导了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开创了民族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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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论文
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调整。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论文篇一
《中国海洋安全形势分析》
摘 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党的报告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重要变革，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的构建与发展既是机遇同时又是异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分析当前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把握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构建，海上力量的大力发展以及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至关重要。
关键词：海洋安全;海洋战略;周边海洋形势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①在此背景下，亚太各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海洋战略，同时，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对亚太地区强势回归并高调介入中国周边海洋争端问题，而与中国存在海权争端的主要国家也借此机会不断升温争端问题，使得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明显恶化之势，中国周边海洋形势面临着巨大压力和异常严峻的挑战。
一、亚太主要大国海洋战略的调整
(一)美国海洋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作为蓝色海洋上的一枝独秀，美国为了保住其“海上霸主”地位，愈加重视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积极调整和制定新的海洋战略，不断强化其全球海洋强国地位。2000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2000年海洋法案》，为制定美国在新世纪的海洋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2004年12月17日，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落实《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措施。《21世纪海洋蓝图》和《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的制定，为21世纪美国海洋战略奠定了基础。2009年6月12日，上任不到半年的奥巴马总统发表总统公告称：“本届政府将继往开来，采取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方法来制定国家海洋政策。”②“9·11”事件后，随着海洋安全的重要性和优先级不断提升。海岸警卫队很快就并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2002年颁布《海岸警卫队国土安全战略》，进一步提升海岸警卫队现代化水平，维护美国的海洋秩序和海上安全。2005年9月美国发布《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白皮书，第一次在国家安全层面提出海上安全战略，全面阐述美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美国海上安全的战略目标以及应采取的战略行动。2007年10月，美国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新海上安全战略，突出强调了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海上安全秩序，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利益。
(二)俄罗斯海洋战略的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后明确指出，俄罗斯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成为世界大国。为了改变由于苏联解体而导致海上实力下滑的现实，实施了一系列重振的措施。2000年3月，普京以总统命令的形式颁布了《2010年前俄联邦海上军事活动的基本政策》。同年4月，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草案)》，正式承认并使用了“海军战略”这一概念，提出了海军要面向世界大洋的战略构想。随后，《俄联邦海军未来10年发展规划》、《俄联邦海洋学说》等文件也纷纷出台。2001年7月，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全面阐述了俄罗斯的国家海洋政策实质、原则、内容及其实施手段，确立了普京时代俄罗斯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思路。2007年夏天，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元帅”号航母又重新恢复值勤战机起降任务，表明俄罗斯重新树立海军实力的征程已经开始。普京从远东地区战略利益出发，俄罗斯将太平洋舰队作为重点发展的舰队并为俄罗斯武装部队提供现代化武器系统，计划到2020年将现代化武器系统所占的份额提升至70%。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占俄海军兵力的27%。通过“东进”战略积极谋求向太平洋进行渗透，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战略核力量，从而维护附近海域以及海上通道的安全。
(三)日本海洋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更加重视海洋问题，并将海洋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国家海洋政策的基本框架。2004年，日本发布了第一部海洋白皮书，提出要对海洋实施全面管理。2005年，“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政府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树立海洋立国思想;制定日本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强化和完善海洋行政管理与协调机制;加强对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海洋“国土”的管理;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事务;加强海洋教育和海洋意识宣传。③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了日本海洋战略已经成型。2007年，日本通过了《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建筑物安全地带设置法》，其中要求政府，“全面保护我国正当拥有的领土，同时为保护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利益而构建海洋新秩序，为此必须全力推进外交以及各种政策。”④这两个法案的出台，基本完成了日本“海洋立国”的法律化，为日本加强对海洋利益全面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在海上安全方面，日本借美国不断推进重返亚太战略之机，不断强化日美同盟，进一步扩大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201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未来五年海洋基本战略计划大纲，明确提出进一步强化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力量，确保其海洋安全。
(四)印度海洋战略的调整
作为主要的印度洋国家，地处南亚的印度一直有着浓重的大国情结。21世纪初以来，印度根据地区安全形势和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海洋作为实现强国战略的突破口，制定了其海洋军事战略。凭借自身地缘优势和其独特的国际地位，印度通过多种手段在试图控制印度洋的同时，还将触角伸向太平洋，积极拓展战略空间。2004年印度颁布的《印度海洋学说》和2007年颁布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洋军事战略》标志着21世纪初印度海军战略理论已形成体系并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印度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其海洋军事战略。首先，加强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的战略部署。印度将印度洋视为其战略区域，提出“整个印度洋盆地——从北面的波斯湾到南面的南极洲，从西面的好望角及非洲东岸到东面的马六甲海峡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都是印度的战略周边”⑤。为此，印度不断加强其海军力量，巩固其对印度洋沿岸中小国家的海上优势。其次，通过“东进战略”谋求向太平洋进行渗透。印度于1992年正式提出“东进战略”，特别强调南中国海重要的战略价值。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反恐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和海盗问题日益凸显，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关系，以应对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为由向马六甲海峡和南海地区渗透，不断推行其“东进战略”。
二、中国周边海洋安全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2009年，随着奥巴马政府不断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强势回归亚太地区，给中国海洋战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首先，挤压我国海洋战略空间。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重心之一就是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进而维护其霸权和地区影响力。为此，美国积极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军事盟国的关系，并积极构建所谓“岛链”的军事战略部署，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威慑，防范和遏制中国发展壮大。其次，威胁我海上通道安全。从我国东部沿海和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西行航线堪称我国“海上生命线”。我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依赖这条要道，一旦这条航道出现安全问题，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重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美国不断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我国带来了巨大而直接的军事压力和海上通道安全风险。最后，利用地区性冲突牵制中国。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高调介入与中国有关的海洋争端问题，不断抬升中国海洋争端问题的热度，进而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在南海方向，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强化在南海周边军事存在，加大与东盟军事合作，促使南海问题向多边化、国际化和复杂化方向发展，以此维持南海地区的战略平衡，增加我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削弱我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东海方向，美国还借助钓鱼岛问题挑起中日矛盾，并借此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遏制中国发展，进而维护自己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的主导地位。
(二)中日钓鱼岛与东海海洋划界争端问题持续升温
日本与中国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对此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日本加强对钓鱼岛列岛的实际控制，监视和驱逐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多次挑起钓鱼岛主权纷争。对日本来说，保卫其所谓“钓鱼岛领土”被认为是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因此日本极为重视钓鱼岛争端和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近年来，中日钓鱼岛问题不断升温，尤其是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对此严正声明，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日本政府推动购岛和中国对此的强烈反应使得钓鱼岛问题不断升温，中日关系也随之陷入谷底。
(三)南海争端问题日益加剧
南海争端问题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一些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非法侵占部分岛礁而产生的领土主权争端，二是因南海周边国家提出的海洋管辖权主张重叠而产生的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⑥南海争端自产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2009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不断推进，东南亚相关争端国家不断挑起南海事端，使得南海争端问题日益加剧。尤其是2011年以来南海问题不断升级。先是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正常作业时，遭到越南武装舰船的非法驱赶，引发中越两国的外交抗议和相互指责。随后，越南不仅通过实弹演习、颁发最新征兵令等挑衅行为来显示“主权存在”，而且在河内连续爆发数次反华示威游行。2012年，越南通过新《越南海洋法》，企图为越南在南海的非法主张披上合法外衣，加剧了中越南海争端的局势。菲律宾方面计划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并宣布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非法设置的标识”。2012年，菲律宾挑起中菲黄岩岛争端，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升温。
三、中国应积极构建海洋强国战略
党的报告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1世纪是海洋世纪，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而一个世界大国则必须是海洋强国。从我国的海缘形势来看，我们国家既面临着海域划界和海上资源的争议与纠纷，又有实现祖国统一的艰巨任务。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我国需要有效地保障我国石油运输的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从而维护我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因此，中国应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构建海洋强国战略，在战略的高度上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使中国要更好的走向深蓝，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
注 释：
①③刘中民.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J].国际观察，2011(3).
②刘佳、李建爽.新世纪以来美国海洋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4).
④高兰.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J].外交评论.2012(6).
⑤马孆.试析印度的海洋战略[J].太平洋学报，2010(6)：76.
⑥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问题面面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3.
浅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抗日战争的生理，是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结果。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
《刍议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摘要]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抗日战争的生理，是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结果。俗话说，没有中国共产的那个就没有现如今幸福、和平的生活。基于此，本文简单的阐述了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影响
抗日战争的胜利挽救了民族危亡，且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站场，是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其胜利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此同时，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抗日战争的起源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随后，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站场吹响了抗争的号角，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最终获得了抗争战争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参考。基于此，本文以时间为脉络，探讨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期望本文研究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一、简单介绍抗日战争的发展脉络
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起点(或称为导火线)，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点燃了中国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热情，而且随着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加剧，人民群众顽强抵抗的抑制更加强烈。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正式的打响了抗日战争的号角，在长时期内，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顽强抵抗，以高昂的代价，对日本侵略者的有生力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进行了有效的牵制，最终使得苏联能够将远东地区的重兵集团西调放弃(日本殖民者放弃“北进”侵苏计划)，从而苏联集中精力的抵抗德国法西斯，因此，日本殖民者放弃“北进”侵苏计划客观上中国对苏联的卫国战争提供了援助(中国战场对日本陆军主力的牵制)。随后，随着珍珠港事变的爆发，日本的陆军兵力(太平洋战场)锐减，兵力大约只剩40万左右，与中国战场的日军兵力相差甚远，尚不及其一半，因此，在被迫无奈的状态下，日本放弃了对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侵略，为美英反法西斯力量争取准备战略反攻的时间，也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打好了基础。而且在1942年元旦，中国正式的成为《联合国家宣言》领衔国家之一，随后，1943年1月美英撤销了在中国的租界以及领事裁判等特权，并且在同年，美英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一)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彻底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受外来人侵的屈辱历史，在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获取胜利。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儿女团结一致，英勇不屈，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浴血奋战，经机身的努力，并且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援助下，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获取抗日战争胜利，捍卫了民族尊严，维护了国家独立，与此同时，中华儿女所呈现出来意志和决心，赢取了世界的认同和尊重，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概括：“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以及巨大的牺牲，彻底粉碎了日本殖民奴役中国的罪恶图谋，使得日本从中国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东北等领土回归到中华民族的怀抱，洗刷了民族耻辱”。可见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的国际威望得以提升，而且1942年中国被邀请加入《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4月25日，中国正式的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更加深入地强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中国现代化社会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且奠定了中国国际影响力。
(二)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走向
抗日战争的胜利，有效的对中国国内政治力量进行了改变，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走向。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较长时间段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长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内部镇压(十分血腥)，树立了国民党独裁地位，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的独裁地位逐渐地被打破，奠定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经过长期的锻炼，政治、思想、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不断的走向成熟，逐渐地形成并发展毛泽东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崛起、复兴、发展的核心力量。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公民党统治已经丧失了信心，而且普遍的人民群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比较廉洁，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走向。
(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近代以来，中国长期的反外来侵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内部软弱涣散、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等引起。另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环境均为内忧外患，而且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而且中国共产点具有坚定而明确的捍卫民族独立、保障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利益的意识和能力，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出正确的抗战策略，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以身作则，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提升中华民族儿女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共产党逐渐地成为政治核心(抗日战争胜利)。今天到的中国，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奋进，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主张等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而且面对民族发展机遇及挑战，需要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带坚信不疑，以现代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为支撑，推动民族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辱，会就气势磅礴的力量，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中华民族儿女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英雄气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必胜信念(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与现代社会人民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相匹配。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结语
总之，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代表性的“教科书”，回顾总结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发现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2)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走向;(3)以及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在中国现代化社会建设中，需要以抗日战争为标榜，时刻的感悟现如今幸福生活获取的不易，大力的弘扬抗日战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并且强化与现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相契合度，全面而有效的培育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
中国国防建设相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国防建设相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国防建设相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和谐统一》
摘要：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谐统一
在党的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如何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呢?党的最新理论科学发展观给我们明确的答案。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同时也给如何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提出了指引方向。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涉及到国家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国际环境非常恶劣，面对艰巨的国内经济建设任务和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国防建设，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巩固国防;一手抓经济建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新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奠定基础[1]。这时期，随着国防开支的大幅度降低，军队员额的大规模压缩，使国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取得了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得到了加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世界冷战对抗进入高风险期，加上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我国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国防建设重于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在三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以国防项目为主体的战略后方建设，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地把握国际战略总体格局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重大变化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主题已经由“战争和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的思想，明确包括国防建设在内的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我们军队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2]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人民解放军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裁减员额100万，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占GDP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军队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腾出部分机场、港口、设备和空闲的营房、仓库、场地等为地方建设服务，全军和大部分服务设施向地方开放;军工积极发展民品生产，利用军队取得的高成果为地方建设服务;积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等。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新军事变革飞速发展的特点，在继承邓小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并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纳入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
二、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不仅表现在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以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我们要创新协调发展观念，要从国家总体建设的战略高度来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建设在国防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国家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新时期的安全形势，结合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世界军事强国正进入信息化阶段的实际，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制定完备的国防发展战略，将国防建设纳入到国家总体改革的大框架内统筹考虑。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防开支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我军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我国的国防费占GDP比例还不到2%，低于全球3%的平均值，这与我国显著提升的国际地位不相符合，同维护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不相适应。只有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内在，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经费投入机制，力求使我国的国防费开支规模和增长幅度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使国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强大的捍卫力量，粉碎任何可能破坏我国发展进程的威胁力量，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实现。
同时，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发扬军地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军队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强化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意识，积极投入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活动中，要把维持安定团结局面和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环境作为自己必须履行好的神圣职责。为此，军队要重视非战争条件下如何应对预防、控制危机问题，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管理和保障机制，以提高执行应急任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也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支持和协助国防和军队建设活动，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帮助解决好退役官兵的就业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和军人家属失业后的再就业，以及军人子女入托和上学等现实问题，积极为国防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作贡献。
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要求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
推进特色新军事变革，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高新技术优势和信息、装备优势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要取得这些方面的优势，单纯依靠国防或军队系统内部建设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此，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要求，注重发挥民用部门和民用资源的优势，努力实现国防与民用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进行大型民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要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做到一笔投资取得平、战双重收益。比如，国家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原则对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信息化基础建设进行统一规划，不仅在和平时期能够用于经济建设，满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需要，而且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武器装备机动、国防军力部署和军事通信联络、人民防空等方面的需要。其次，国家在进行军事斗争准备时以及战时，可以采取应急有偿使用民间的设施设备的做法，这不仅可以保障有限资源在平时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而且在战时能够有效地满足军事和战争需求。比如，在渡海作战过程中，通过征用民船提供物资补给、救护、通信等战时勤务保障，改装民船直接或配合执行侦察、封锁、偷袭等军事任务的方式，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军事战略任务。另外，国家可以发挥民用领域的科技优势和加大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力度，来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用高新科技领域研发和生产势头强劲，在通信、产品、航空航天、生命科学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有的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我国武器装备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仍比较低，因此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军民两用技术和两用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促进民用高新技术成果转为军用，对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进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国防建设上，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为此，在国防费支出方面，要在适度增加国防费的基础上努力优化国防费结构，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真正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在军兵种的建设上，要按照战争特点和要求，努力调整和优化军兵种结构，注重高技术兵种的发展，并扩大对空军、海军和二炮建设的投资力度;在战争的物质手段建设上，要紧紧围绕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加大信息化技术装备的建设力度，着力发展精确武器，特别是“杀手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
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不但需要硬投入，也需要软投入。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奉献精神特别容易淡化，尤其是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更是容易消逝人们的战斗意志，滋生麻痹思想，这就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人民的国防意识，形成全国全党全民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
参考 文献：
[1] 张万年.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93.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9.
中国国防建设相关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调整中的启示》
摘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中国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各个时期国内外的现实状况,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上实现了多次转换。这种适时调整对于我们不断探索新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联系、寻求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启示。
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调整必须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相适应,着眼于实现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国家安全形势也十分严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构成了一对突出、复杂、棘手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提出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即两者要协调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印边境的冲突、台海局势的紧张和越南战争的爆发,国家安全可谓“四面八方、腹背受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号召,“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1] 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中,这一思想迅速为全党所接受。扩大军队规模,大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重点的国防科技工业,以备战为基点大搞“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实施都充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被视为国家利益中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优先发展国防事业以换取国家安全,国防建设被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首要利益是发展经济,国防建设开始让步于经济建设。邓小平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为此,中央开始压缩国防建设的规模,大幅度削减军队员额,并着手调整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军队也紧跟形势,积极呼应,加大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力度,并向地方开放了部分机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这些举措大大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支援。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霸权主义大行其道,“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中国的安全和统一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央提出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两个根本性”以确保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就应运而生了。
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中国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的迅速提升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利益的内涵不断拓展,谋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长远战略选择。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新起点中的协调发展、富国与强军的高水平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国防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因此,“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2] 这是“两头兼顾、协调发展”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体现,也是适应国际局势和国家利益的国防与经济关系的适时调整。
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单一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发展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毛泽东把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事归结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指出“一定要加强国防”,而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4] 这充分表明,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自觉协调发展的道路。
不协调发展的道路始自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迫在眉睫,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偏重于国防建设。从此,国家开始向临战、备战的方向转轨。在此期间,国家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防上,力图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的国防体系,国民经济发展滞缓。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在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始终保持了较大的投入,年国防费占到了年GDP的5%～7% (2.5%～3%是适度的),出现了国防建设摊子过大的局面,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防与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并最终制约了国防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军队要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他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5] 据此,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5] 这样,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在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比如军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忍耐”中求发展,给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作为正确处理两个建设关系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家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开始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一的国防或国民经济发展都难以保证国家整体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兼顾、融合式发展。
三、必须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建国初期,由于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强烈需求,使得建立与国民经济体系相对独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成为国家在当时条件下一种必然的选择。之后,在经历了军民分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即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必须形成融合式发展机制,这是实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这两大战略任务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胡锦涛指出:“要把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使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能够相互兼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6] 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把国防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7] 为此,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2] 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总结,是经济和国防建设长期实践的经验概括,是有效促进经济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这充分表明,军民融合是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的必由之路。
军民融合是世界各国处理国防和经济建设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我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的最佳途径。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向纵深发展,军事资源与非军事资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行军民融合,推进军民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政策取向。长期以来,受技术、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制约,我军的武器装备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大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用科技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崛起。因此,要在新时期突破发展困境,顺应新军事变革需要,就要利用优质的民用高科技资源为国防建设服务,即实现军民融合。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军工企业获得前沿技术的成本,而且可以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将国防科技工业根植于整个国家实力基础之上。
因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就要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中心的同时,切实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科学统筹,整体推进,努力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这样,富国才有后盾,强军才有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摘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9.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32.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28.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胡锦涛.坚持不懈地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M].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理论学习读本[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7]胡锦涛.坚决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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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前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
浅析当前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
反腐败是我国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工作人员形成良好的工作风气的重要指标。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析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篇一：《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及对策》
[摘要]以来，反腐败成为我国国家治理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纠正不正之风，加强纪律建设，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党中央的反腐败决策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反腐败立法尚存在缺陷，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务员队伍管理相对宽松，腐败现象受到了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微观环境的影响等等。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加强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以及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监督，加大惩治力度，还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加强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关键词]反腐败斗争;困难和挑战;对策措施
一、以来我国反腐败的特点与成就
以来，党中央把反腐败列入了决策重点，作为独立任务，从战略上高度关注，更加注重顶层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反腐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所举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说在党的建设方面，除了反腐倡廉建设以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各方面都要从严，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减少腐败问题的频发、多发。
此外，刹歪风是近两年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一大亮点。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不正之风，有媒体曝光、有纪委暗访、还有群众举报，通过这些方式让所有的公职人员绷紧神经、谨行慎为。中央还不断出台了一些更具体更细化的政策规定，堵塞了很多漏洞。而且，为了防止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还健全了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布下了“天罗地网”，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
据《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总体比上年有所提高，其中对反腐败满意度升幅最大。由此可以看出，民意始终保持着上升。可见，党中央的反腐败决策和实践成效明显，大得人心。但是，就像在讲话当中指出的：“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来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当前，腐败问题多层次、多领域、广覆盖，表现形式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性质恶劣的窝案串案不胜枚举，区域性、系统性、家族式、塌方式腐败还在发生，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而且在一些地方，“蝇贪”成群，危害更甚于“虎”，由此可见，当前的反腐败斗争还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
二、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了解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的反腐败立法尚存在缺陷
一是有关权力行使和运行的制度不健全，权力边界不清，职权职责模糊、交叉，权力过于集中，自由操控余地大，行使权力的程序缺少规定或者规定有疏漏，透明度不够等等。二是有关惩治腐败的规则比较分散，散落在《公务员法》和《刑法》等有关的“国家单行立法”和“党内法规”之中，统一性不够，而且一些规定，范围狭窄、立法不严谨，不能适应当前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三是欠缺反腐败的综合性立法，需要制订专门的反腐败法，弥补现有的分散立法不周延、涵盖性不足的问题。
(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在改革的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还没有完全到位。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但是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非常大，阻力太多。例如，曾经多次很大程度地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就是为了防止权力腐败，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政府职能还是没能从根本上作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还是比较模糊，政府管理的领域比较多，那么掌握公权力的人，就有寻租的机会和空间。有的地方和部门，还保留着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了复杂的利益链，为了利益，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三)公务员队伍管理相对宽松
中央的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加强了对公务员的管理，但是之前很长一段时期，相对于很廉洁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公职人员管理制度是相对宽松的，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比较多，受到的管束少，制度规定有漏洞和空隙可钻。尽管当前从制度上严格规定了公务员不能从事营利活动或在企业兼职，但是对于工资外的隐形收人还是监管不了。还有一些内地官员可以自由往返境外赌博，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公务员队伍的管理还是相对宽松的。
(四)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完全通畅
反腐败工作很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监督，社会广泛参与。最近几年，人们个人主要是借助网络、手机等一些新媒体来揭发腐败现象，那么这就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一些正规渠道不太通畅，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劲需求。
(五)政务公开的质量不高
近几年，我国在政务公开方面推进的力度很大，对于预防腐败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是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于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因为利益考虑而不愿意公开，尤其是公共机构的财务账簿，公开的只是比较粗的几大类，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财务规范还不够到位，因此，如果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风险系数非常高。
(六)腐败现象受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微观环境的影响
透视腐败现象的社会因素，既要考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更要深入研究社会生活当中的微观环境。比如说，注重关系的人情社会、漠视公平、缺乏诚信、拉帮结派的圈子社会等等。这些不良的微观环境是腐败产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所以说，当前的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各方面发展建设的制约，在短时期内，还会面临一些很难克服的矛盾和困难。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对策思路
治理腐败需要多管齐下、多种方式并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加强教育培训、加大惩戒力度等，都是治理腐败不可缺的内容。但是，国内外的反腐败经验证明，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和私用，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是要有效地制约和控制权力。长期靠个人自身抵御权力的诱惑并不现实，必须通过制度，约束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这才是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依法反腐”是必由之路。首先，要制定综合性的反腐败法。反腐败法应该是我国反腐败的基本法，而且它也应该是一部综合性法律，不仅要包括对腐败的查处和对腐败者的责任追究，而且应该包括腐败的预防;不仅应涉及对腐败和反腐败实质内容的规定，而且应当规定查处腐败的程序。还应当建立推进反腐败的核心制度和关键性制度。第二，要完善权力行使要求及其规则。例如，一直以来，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方面的立法十分薄弱，主要靠“三定方案”进行规范。而且目前，行政程序也没有全国统一立法。因此，完善我国各类公共权力行使要求及其规则，应该成为加强反腐败立法的重要内容。第三，要修订现有惩治腐败的立法。我国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惩治腐败的单行立法和党内法规。这些制度虽然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及时修订和完善，注重加大惩治的力度，增强反腐败法律的威慑力。
(二)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今年的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又强调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二是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防止权力滥用;四是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要推进反腐败，从根本上来讲就必须改革旧的体制机制，编织强有力的、能真正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按规矩办事处事成事，这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为官从政的新常态，成为依法行政的基本素质。概括起来讲，第一，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职责，纪委要承担监督责任。两者不能划等号，各级党委、政府才是反腐败工作的主要责任者，要履行“一岗双责”。第二，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第三，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第四，推进党的纪律检察机制改革和创新。改进中央和省区的巡视制度。第五，提出反腐倡廉阶段性目标。今后五年，要遏制腐败蔓延，取得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实施这些具体举措，会改变现存的一些问题，例如，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的问题，腐败案件频发，但是责任追究不够、纪检监督存在死角，查办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等一些现实问题。
(三)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作风建设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如今，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因此，要继续正风肃纪，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逐步形成作风建设新常态。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作风建设与抓经济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著成绩，认为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不必那么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风建设面临着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们的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其实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党委要把抓好作风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坚持“一把手”负总责，把作风建设责任承担好、落实好，把它纳入党建工作重要内容，与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和考核。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和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
第一，重视信访，因为它是发现案件线索的主渠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就占了40%以上，曾经查处过一件窝案，就是通过一封只有25个字的检举信发现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处理信访件和案件线索时，要坚持集体回访，不能个人单独处理，以防个人徇私。第二，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处理党员干部的一些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处理，防止廉政风险变案件。对于案件线索的处理方式，除了初查核实，中纪委又增加了约请谈话和函询两种方式，这样做有利于及时给党员干部敲警钟，做到惩前毖后，治病后人。第三，运用案件发生的规律来寻找突破口。从宏观方面看，要注意以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的热点问题为突破口。重点查处领导层当中的当地人，或者长期在当地任职的外地人，这些人在当地的人脉资源多，作案的机会多。
(五)强化监督，确保权利正确行使
第一，积极探索同级监督，加强对下级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习讲，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当中，方方面面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要研究探索对一把手的监督，包括对同一级一把手。那么，在实践当中，在现有的体制下，来自上级的监督这才是对一把手最有效的监督，这一点做好了，那么一把手对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对其他干部的监督就会有所改进和加强。第二，加强重点岗位职工的监管和帮助。注意对员工经商、办企业、炒股、买彩票、参与赌博等方面的信息及时进行掌控，防止行为失范，甚至形成案件。
(六)加强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要预防腐败就必须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对我们今天进行正面教育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因此，除了加强教育，还要注重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它是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有一句话说：一个单位的发展，一年靠机遇，十年靠制度，百年靠文化，讲得很深刻。同理，在预防腐败的进程中，如果没有廉政文化的支撑，就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此外，推进廉政文化要持之以恒。周永康与中石油五名高管的问题，触目惊心，这些人起初都是石油战线的优秀代表，但后来逐步变质。对照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个对比具有强烈的反差，其中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新中国建设时期，石油战线这面艰苦创业的旗帜搞垮了。因此，要重视廉政文化建设，而且要持之以恒。那么具体来讲，一是要加强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这是总开关。无论中国、外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符合社会政治需要的价值观，都是要不断地灌输的，而且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不断的做工作，还要讲究方法，润物细无声，才能逐渐形成一个好的、廉洁的社会氛围。二是要加强警示教育，这是廉政教育的重要形式。反面典型可以引以为鉴，可以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自律意识。
总之，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信心，设定目标，从各方面不断完善，使反腐倡廉建设达到一个战略转折点，转向能够从制度法治上主动地解决腐败问题。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J].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26期。
[2]孟鸿，李玉华.我国廉政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探讨[J].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3]熊光清.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篇二：《当前反腐败问题浅析》
[摘 要] 腐败是现今世界尚未根除的现象之一，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就是控制腐败。本文围绕着经济体制、领导体制、思想教育和法治问题对腐败进行了论述，并在综述反腐败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腐败治理问题的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 腐败问题;反腐败;对策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腐败问题激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吸引了大量来自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学者，一批控制腐败理论建构的探究者出现在我国理论界里，进而显露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在西方观点的中国本土化方面，以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现如今影响社会和谐发展与国家治理政权建设的重要议题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随着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学者们纷纷加入腐败问题的研究，当前探究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起来。为了更好地用廉政研究范畴获得的知识引导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实践，我们有必要针对这一跨学科出现的繁荣学术现象进行反思、梳理、和总结。
一、腐败的概念
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腐败现象，腐败按其存在范畴可分为三个方面：1.权利腐败，即为谋取私利滥用职权，如受贿贪污等等;2.社会腐败，即人际关系的恶化和消费行为的歪曲，例如吸毒、赌博、嗜黄和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等等;3.行业腐败，即滥用职业获取私人利益，例如，公费出国、公车私用以及公款吃喝等等腐败现象。然而对于腐败的涵义，不同学派形成不同的看法，窄派把腐败等同于受贿;其主要代表人物即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其代表作为《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她在其中对腐败的定义即所有由代理人收受而未上报上司的支付，然而宽派则简单的把腐败定义为以公权谋取私利。罗伯特W?韦什尼和安德瑞?施雷弗则较宽泛的认为腐败即政府官员出卖公共职权谋取个人利益。对于以上学者对腐败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窄派观点过于狭隘，相反，宽派观点则把握住了腐败问题的实质，综上所述，人们普遍性的对腐败定义为公职国家人员故意不充分履行职责而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二、腐败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体制不完善。虽然现实生活中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由于经济作为很多社会现象赖以存在和发生的本源，即经济作为基础作用。正像恩格斯所提出的：“一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和永恒的真理中去寻找”;“也不应该到相关时代的哲学中去找寻，而应该到有相关时代的经济中去找寻”;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因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间短、难度大以及经济发展快，所以不可避免的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一些薄弱环节和漏洞，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机会。从体制转轨上来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不健全，这样新旧体制转换的漏洞和空隙，给腐败想象留下了滋生的空间。然而现实生活中，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滋生了腐败现象，将来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后不容易有的腐败现象也产生了。所以，当今这个历史时期是腐败现象的多发易发起。
(二)领导体制存在弊端。现行权力过于集中的领导机制导致反腐败机制不完善，监督存在软弱环节。中国的领导体制是在在执政初期成立的，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体制脱胎而来。此领导机制与当时大范围的群众运动和迅猛激烈的阶级斗争相适应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实现这样的领导体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不断暴露出此领导体制的弊端。随着此机制的强化，最后造成了““””的产生。改革开放后，对党的领导机制进行了探索，目的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总的来说，仍然没有消除权利过分集中的弊端，在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条件下，权利过分机制的弊端大量存在。
(三)思想原因。腐败思想滋生着腐败行为的产生，然而腐败思想不但有来源于历史上残留的，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渲染和腐蚀。而且有大量来源于境外或国外流入的，当然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也有。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是造成我国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些人的价值取向产生混乱，再加上舆论力量引导不力，坚不可摧的封建残余思想以新的方式展现出来，错误的权力观的认识，特权思想的侵入，各式各样的官商经济和官商管倒的风气产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传媒等信息途径的扩宽，各种眼花缭乱的异域文化映入人们眼帘，中西方思想文化互相渗透，国外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和国外资本的融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什么事物都有利有弊，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也趁虚而入，侵染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尽管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付出了很多，但由于缺乏力度和创新，加上舆论氛围的欠缺，因而并没有达到人们想要的效果。
(四)法治不完善。法治不完善是造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纵观历史，我国是一个法治传统欠缺的国家，由此出现很大矛盾。邓小平曾经说：“法律不完善是现存的问题，还有很多法律条文未制定出。常常把领导人的话看作‘法’”，不支持领导人的话就称做‘违法’，领导人的话一变，‘法’就尾随其后的跟着改变。”正是因为不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大量违法不究、无法可依的现象，法治不完善和腐败现象两者相互影响渗透，前者为后者的滋生和蔓延埋下恶性生存因子，而后者的滋生和蔓延进而又加快了前者生态环境的恶化，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严谨完善的法律制度，相关的一些制度空白现象普遍存在。
三、反腐败的防治战略与政策
(一)强化改革，创新体制，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实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的政策措施，把反腐败赋予进去，从本源中防范和解决腐败问题。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涉，不断健全政府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调整和市场监督等职能，必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强化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严格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没收“收支两条线”管理，并落实一些财政机关按比例返还行政性收费;要完善和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增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各级领导部门要切实担负本职任务和责任，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即坚守原则，扎实工作，秉公处事，不徇私舞弊;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集体企业改革，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依法建立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从而激发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二)用法治方式和思维反腐败。腐败的实质即滥用权力，而监督和制约权力是反腐败的核心。所以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就是坚定不移的严格惩治腐败。通过制度约束权力，从而使权力规范化行使。我们党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腐败的根本方向是根据法治体系惩治腐败，让反腐败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党的报告中，着重指出法治体系在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权威和尊严，坚持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惩治腐败，做到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公平和平等，从而从本源和根本上防治腐败、制止特权思想以及维护法律尊严，今年从8月22日至26日，薄熙来涉嫌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案件再次拉上法庭，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整个庭审过程本着依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这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三)坚定不移的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为了建造与世界各国同步的小康社会、富裕温馨的大好江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要坚定不移的加快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不但要构建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要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国家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点体现了对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和执政建设的新认识，从完成党的提出的“两个一百年”雄伟目标的高度，以及从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入阐释了认真贯彻精神、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综合部署了改进作风、严明纪律及反对腐败的重点任务，成为新趋势下强化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动员令。前年国务院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网联合专访和中国政府网采访时，对于广大网友提出的问题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等等腐败现象为什么依然存在，治理三公消费是否很难等等。温家宝指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等等关系到整个国家反腐败体系，所以，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同时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基本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公开透明，就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的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四)建设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教育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国对国家公务员锲而不舍的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从而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加强全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进而使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好风气，我国不断地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进行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并将其作为廉洁从政的一项经常性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时常组织法制方面的集体学习，对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法律意识的提高起到非常好的带动作用。当前，国家机关集体和党的各级组织学习已形成制度。同时中国政府在全民当中也积极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工作，自1986年起，连续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其中超过8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从而对群众的法治观念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廉洁从政监督意识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反腐败国际交流和合作。加强廉洁政治建设、反对腐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府面对的共同议题。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腐败行为展现跨国境、有组织的趋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对增强反腐败国家合作与交流已达成共识，在尊重主权、尊重差异、平等互利以及重视实效的原则下，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相互借鉴，共同对付腐败行为，为建设一个廉洁公正、和谐幸福地社会而奋斗努力，到目前为止，中国跟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条各种司法协助条约。2005年，中国准许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的是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和合作，2006年，为防范和遏制洗钱犯罪以及有关犯罪，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此外，中国积极参加有关反腐败国际组织，参与和举行国际反腐败会议。2003年，为了应对跨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国批准加入了第一个全球性公约即《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国在2005年加入提高透明度工作组和亚太经和组织反腐败行动计划，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发起建立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此国际组织的成员是由各国及各地区反贪机构组成的，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出现的。近些年来，中国还成功举办多次国际会议如第五次亚太地区反腐败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首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年会以及亚洲监察专员协会第七次会议等等，同时也多次参加很多国际性的反腐败会议如政府改革全球论坛、全球反腐倡廉论坛和国际反贪污大会等等国际性反腐败会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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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败形势论文篇三：《试谈如何创新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13年3月20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问题被纪检部门停职调查，拉开了中石油腐败案的序幕，同时也给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敲响了警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必须深入问题背后，探寻腐败问题的形成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
一、国有企业腐败案件频发的原因分析
(一)国企高管的政治思想观念薄弱
通过梳理近年来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可以明显看出涉案人员无不存在着思想堕落、价值观歪曲等问题，由于信仰缺乏，在面对金钱、权利和美色诱惑时，自身的抵抗力就会极大的削弱，从而一步步的走向腐败和犯罪的道路。就国有企业本身的运作机制看，对企业高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明显不足，由于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教育和知识更新，企业管理人员在长期的工作环境中难免会自我膨胀，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职权作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二)权利过度集中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来说，本身的权利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权利制衡，在一些重大决策和企业发展等问题上，往往由个别企业领导人拍板定案，民主制度遭到了严重的践踏与破坏。在这种绝对的权利下，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自身思想政治观念不坚定，在受到高额利益诱惑下，很容易出现暗箱操作，为了个人私利而损害整个企业的利益。
(三)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管理制度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新建立起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尚不成熟和完善，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漏洞，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利用这些制度缺陷，趁机挪用公款、中饱私囊。例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原副所长陈某，在担任产品销售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签订虚假合同支付合同价款的方式，两次挪用公款共计2533万余元给予其女性朋友冷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此外，他还通过冷某的公司贪污公款100万元。由此可见，管理制度的缺陷极易诱发职务犯罪，滋生腐败的温床。
二、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
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通过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构筑起“廉政城墙”。
(一)加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党组织的党风廉政建设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和党组织对企业的整体廉政环境和廉政建设开展起着总指挥作用，因此，要想做好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广泛开展和深入推进，必须从“上层”工作开始做起。首先，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要自觉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和廉政文化学习，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武装自己，从思想上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引领全企业形成廉政文化氛围的同时以身作则，起到榜样和带头作用。其次，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党组织要定期进行廉政文化学习，通过集体观看警示影片、阅读廉政书籍、听取政治教育课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思想意识，提升反腐能力。
(二)坚持制度创新，力求廉政文化建设出实效
首先创新企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激发廉政文化建设的活力。廉政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必须以创新体制和机制为动力，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支持和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建立廉政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部署廉政文化建设工作。要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投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保障，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管理，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其次创新活动内容，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廉政文化既要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必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不断充实新的知识，拓展新的内涵，丰富新的内容，才更具有生命力。
(三)建立廉政教育机制，强化纪委监督作用
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就离不开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只有健全、完善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教育机制和坚持不懈地加强改进党风廉政宣传工作，才能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党风廉政宣教工作大格局。把这一工作纳入公司党委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一同研究、规划、安排和落实。做到公司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的宣教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日常工作中，要把效能监察作为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和生产经营管理相结合的切入点。通过效能监察实现企业管理和监督的结合，督促改善经营管理，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纪委要认真履行效能监察职能，强化依法行政监督。为发展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加强对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要畅通信访渠道，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提倡实名举报，纪检监察部门要对职工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按责任范围及时进行处理，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媒体的舆论监督，共同形成合力，进一步加大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总之，我国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其良好的发展形势将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还能加快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可以提升国企领导与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为国有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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