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关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持续了近35年。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篇一
《浅析洋务运动的成与败》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改革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
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作者：曾国藩出版时间：2011年1月出版社：中国书店
2.《李文忠公全书》作者：李鸿章
3.《中国近代史》作者：方敏马克锋耿向东龚书铎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0年03月
4.《现代化新论》作者:罗荣渠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年:2004-01-01
关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篇二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摘要]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度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它虽然没能救中国，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尽管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勇于实践与创新，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它揭开了中华民族探求现代化历程的百年大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影响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一、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历史环境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搞清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说是国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洋务运动又受到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但是，洋务运动需要的是和平环境和统治集团的一致努力，而国际资本的不断侵略，又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精力和财力集中于军事，无力兴办更多的其他事业，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使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国内环境来讲，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洋务运动缺乏内在的新生活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一是顽固派的反对和最高统治者的限制;二是满汉矛盾给洋务运动以很大牵制。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王朝一直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等，也没有制定出长期、稳定的政策。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农民阶级又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能建立新的社会，昏聩腐朽的清王朝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图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最初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来承担。而由于洋务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官督商办”的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洋务派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全国来讲，它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通过对中国近代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是繁重而又艰难的。洋务派在当时的环境中兴办洋务很不容易，他们兴办的洋务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尽管他们具有种种局限，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得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的一员。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被视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它们不但被用军事和军事工业，也被用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对洋务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分庐抗议》一书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际是一革命性的态度”。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理论。
三、洋务运动促进政治的近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链条中不可分割的最初一环，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有重要的影响。洋务派以“西用”固“中体”，延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以“西学”解“中体”，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进程的按扭一经启动，就会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向前运行。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郭嵩焘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这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郑观应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作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洋务运动促进外交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他国为蛮夷，对外关系为番属朝贡，因而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由礼部和理番院分管一部分属于外交性质的事物。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有两广总督兼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和外国公使进京繁杂的外交事物迫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个中央外交机构。在外国列强的要求下，1861年初，咸丰帝批准了奕欣等洋务派人士的奏请，设立事务各个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以及其他洋务事宜。这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衙门的设置，虽是被动之举，却意味着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冲破了理番外交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体现了早期中国近代的外交意识。
据上所述，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应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限于衙门本身，未能也不能像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五、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创建新式海军的活动结束了中国只有旧式水师而没有近代海军的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国防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成就。新式海军建成不久即投入战斗，在保卫祖国，低抗外国侵略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清末海军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封建腐败色彩，各自成体系，彼此之间无统一制度，又无统一行动。在外国教习的主持下，海军的训练从未切实进行过。兵船主要用于运送货物、拖船载勇和迎送官员，缺乏严格纪律和实战能力，因此，它在保卫国海防上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著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入之上，独器不能及”。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新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李鸿章创办军用工业，其目的是“期得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洋务派大量购买并进而制造新式枪炮，组建新式军队，实行洋式练操，以促进清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的近代化。这一军队改革使清王朝的军制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同时清还筹建海防，建立新式海军。清过去的海军叫水师，使用的是旧式船只，装备落后，不能抵挡外国的铁甲兵轮。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1866年，清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建议下，创设马尾船政局，力图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新式海军。七十年代中期，清王朝面临着外侮日亟、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险恶形势，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拥有铁甲战舰两艘、巡洋舰七艘、其他船舰14艘。另外，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通过以上的海陆军改革，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军事工业都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
六、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基于这种认识与此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政等交通运输事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取官办方式，个别的一度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其余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要受到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引起新的变化。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个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后，共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所以说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的出现表明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最重要的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民用工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七、洋务运动促进了文化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本来就是引进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的活动，不过客观上促进了向西方的学习。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洋务学堂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上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尽管洋务派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效忠清王朝的奴才，但在客观上却输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瓦解了封建教育制度，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是与旧教育制度平行并存的，但它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才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也是向旧的教育制度发起了挑战，并极大地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从而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出现了新旧交替的过渡形态。
八、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洋务知识分子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洋务派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训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后来经营的企业中有所改进。如开平煤矿之所以办得较有成绩，这同它摒除官场习气，改善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洋务派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成长也是大有补益的。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它不仅顺应了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潮流，成为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因率先掀起了中国近代化的改革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1、洋务运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所具备的几乎所有的新事物。这是洋务运动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初步显示出近代历史的表征。
2、洋务运动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阶级，把中国的历史推向革命的高潮。以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与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中国近代化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没有洋务运动的奠基作用显然是不可能的。
3、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洋务企业的开办，把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冻土顶开了裂缝，示范并带动了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4、它加强了国防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对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国防的建立，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5、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从70年代可是大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对于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艰难的第一步，为开始创建新社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推动了社会思想意识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使中国的陆海军开始有新的近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收回了某些权利，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以后中国近代化道路作出铺垫，使近代化成为近代展的主流。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化历史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环。
九、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了，“中体西用”破产了，却带给中国政治现代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当今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也有着借鉴意义。其一，政治体制改革对各方面发展起制约作用。现代化的各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政治现代化作保证，单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终归要失败。洋务派急功近利，着急于经济现代化，而对自己有一定认识的政治现代化缺乏实质性的举措，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没有同步进行，从而丧失了机遇。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其二，认识推进政治现代化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政治改革是一次利益的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流血冲突。洋务派护“中体”而采“西学”，仅仅是器物层面的变动，就遭到强烈反对，使洋务改革举步维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进行，妥善处理各种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又要保持稳定，维护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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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一：《浅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与过》
摘 要：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社会颇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一方面推行洋务运动，图谋富强，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起步，备受当时国内的关注，名噪一时。另一方面，他效忠清王朝，代表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坚持妥协政策，对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而成为中国近代的一大卖国贼。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近代化 时代的悲剧
一、李鸿章的发迹
李鸿章(1823—1901)晚清重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38年，年幼的李鸿章随父李文安入京，拜殿试进士曾国藩为师，九年以后，他殿试高中钦点翰林。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他由文臣而至六部拜卿相的仕途被打乱了，历史却另外安排了他的发迹之路。1853年4月同乡刑部侍郎吕贤基上书咸丰帝自请回乡编练团勇，以靖国难，邀李鸿章协办。李鸿章从此走上了从军旅生涯中谋进身之阶的道路。1856年怀才不遇的他改投恩师曾国藩湘军大营，迈出了人生辉煌的第一步。
在曾国藩的精心培育和教诲下，李鸿章稳健持重，老成世故。1861年，为兼顾东南，保有上海这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实现东西夹击江浙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曾国藩派李鸿章渡江北上入淮，编练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守上海，不久攻陷苏州、常州。在平息东南太平军中战功显赫，升任江西巡抚。1865年署任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推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在汉族官僚势力三大核心人物中，曾国藩无意权柄、离位又早逝;左宗棠经营西北，苦于国难，到处消防救火，湘军被遣散，远戍边疆而势微。唯李鸿章淮军一支独大，成为大清的擎天支柱、国之藩篱。这样，他也走上了自己人生的最高峰。
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先觉者和旗手
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腐败的清朝的统治者没有付诸实践，直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慈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挽救清朝危机，图谋富强，支持洋务派。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奕、文祥为代表。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而经营时间最长，兴办洋务事业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李鸿章。其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人”。欧洲雕塑家把李鸿章称为中国的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先从行动上向西方学习的人。1862年，他率淮军赴上海与外国侵略者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叹于洋武器之威力，惊呼“真神技也”，视为“攻城利器”。他认识到中国兵器不如人，必须引进西洋武器。“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自此立志自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兵工厂。
洋务运动初期，以创办军事工业为主。先后创建20多所兵工厂，其中最有示范性和实力的是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除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外，其余三大兵工厂由李鸿章创办或接办。他一声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光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催坚”实力最雄厚，能够仿制洋枪、洋炮，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也能造轻吨的轮船或军舰。“西学为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完全代替了手工劳动，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根本标志。李鸿章是使中国发生这种转变的第一人。
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存在的资金、燃料短缺、交通运输等困难，李鸿章又率先创办民用企业辅助军事工业。他创办的著名企业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充实了军费加强了近代国防建设，又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不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的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美国旗昌行因不堪索赔，被招商局兼并。中国资本挫败洋商，当时被视为“创见之事”。
1874年，清政府讨论海防问题中，李鸿章强调应“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力久不懈，百折不回”。清廷委任他为北洋大臣筹建海军。1885年他建立海军部，1888年创办北洋海军(近代第一支海军)。中国有海无防的格局被他打破(成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创始人)。此外，为辅助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李鸿章又力主革新，认为科举制度之弊，“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难以培养人才。他积极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了近代教育的新风气。
李鸿章在当时国势衰弱、时政紧张、人才缺乏的困难形势下，坚持兴办洋务，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路先锋。
三、李鸿章身负晚清的重大罪过，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李鸿章不能超越他的时代界限和阶级局限，他和中兴诸臣虽然力挽狂澜，挽救清王朝，却无法实现真正中兴。清廷昏庸无能，腐朽衰败;慈禧专政，势奢极欲，纲纪败坏;而皇帝羸弱，拘谨怯弱;官吏贪赃枉法，醉生梦死的现实条件下，李鸿章只能同流合污，尸任素餐，俯仰之间，惟慈禧马首是瞻，消磨锐气。在列强的淫威之下，李鸿章的治国安邦策略，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李鸿章自戏为清朝“糊裱大匠”。
在国事的战与和中，左右摇摆，乞求圆满解决之策。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奉行妥协。投降路线，不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这与慈禧害怕战事会危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谋而合。把中国的胜利作为与法国外交求和妥协的资本，“以胜求和”，签订《中法新约》，致使中国不败而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慈禧害怕战事破坏自己的六十大寿，指示李鸿章不可再生事端，以和为主，李鸿章又对日本妥协投降，奉行“避战求和”的政策，寄希望于英、俄“调停”，又命令清军“先定守局，再图进取”。贻误战机，朝鲜战事连连失利，战火延及中国，辽东一役，今昔淮军已成为朽木不堪一击。黄海大战后，李鸿章极力夸大战后损失，采取“保船避战”，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军港，不许巡海迎敌，“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日军围攻威海卫，李鸿章下令不准出战，北洋舰队被困港内，坐以待毙，全军覆灭。北洋舰队的灭亡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战争中，李鸿章把北洋舰队视为私产和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再加上慈禧的牵制，没有把北洋舰队作为捍卫国家的利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受清廷委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事隔七年后，又受清廷支派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和他的主子慈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李鸿章是公认的清国忠臣，他所从事的一切政治活动均以维护清朝为准绳。同时，他实际上处于“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被逼出卖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助纣为虐，罪责难逃。他和他效忠的清廷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永世唾弃。
四、结语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实则外交无可辩之理，虽才干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国不及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李鸿章身处既要忠于朝廷，又不能得罪洋人的夹缝中，推行社会改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同时长期的“弱国外交”尴尬境界，使他无法在日本、西方列强面前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抱憾终生。李鸿章的个人悲剧正是清政府的衰败、中国封建制度日趋没落的缩影。至于李鸿章个人无论如何作为都无法改变清朝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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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篇二：《试论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摘要：本文分别从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学堂建设、近代教育管理机构的形成三个方面阐述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
关键词：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两次变革，都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维护统治而实行的改革，两次改革虽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但它们对教育改革的意义却异常深远，不仅动摇了封建教育体制的根基，而且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目前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研究很少注意到二者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两次教育改革当成一个整体综合论述，这是欠妥当的。两次教育改革虽属两次不同的历史改革，但应该注意到两次改革内在的关联性。两次教育改革的传承性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
科举制自隋代产生以来，在维护封建统治上的确发挥过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日渐成为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一方面科举制内在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它总是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纠缠在一起，成为社会发展的拦路虎与社会改革的焦点。
戊戌变法废除八股制是近代科举制改革的第一步。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令废除八股制，改试时务策论。诏书指出“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因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因而要“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至此，以八股取士为主的科举制遭到了一次严重的否定，科举制的根基开始动摇。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经济特科被废除，八股制又重新恢复。但“民智已开，不可遏抑”，历史发展的潮流却无法阻挡，顽固派无法取消由此而产生的教育改革思潮，这为清末新政时期科举制的废除，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颁发“变法”上谕，实施新政。科举制的废除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废除八股取士及停罢武科考试。1901年8月，清政府颁发上谕“自明年始……不准用八股程式”[2]至此，八股取士制彻底废除。第二，递减科举取士名额。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年递减中额三分之一”[3]。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奏议，并付诸实施，科举取士的名额大大减少了。第三，停止科举。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等封建大臣奏请停止科举，清廷迫于形势，诏准“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科举制正式废除。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科举制度经历了从改革到废除的过程。综合分析两次改革，应该认识到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的密切联系具体体现在：戊戌变法对八股制的废除虽然更多地存在于理论层面，在实践上并没有走远，但它的重要性在于“开启民智”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之后，虽然八股制暂时恢复，但新式教育已深入人心，以科举制为代表的旧式教育在人们心中已趋向破产。
二、兴学堂――从点到面
学堂的兴建与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是密切相关的，科举制改革得越彻底，新式学堂兴建的数量越多，相反，新式学堂的兴建也会加速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体制的崩溃。在封建教育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新式学堂必然会走向繁荣。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就积极提出创办新式学堂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如：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1894年严复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颁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并设立了各种专门学堂，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农务学堂、华侨学堂等。特别是1898年光绪帝下诏筹建的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国立正规大学，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末新政期间，新式学堂大量设立。1901年9月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兴学诏书指出“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遵办，并呈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此后，各省争相仿效，中国一时出现了兴建新式学堂的热潮，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完成了由点到面的分布和转变，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学制。
纵观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学堂建设，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第一，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新式学堂由点到面。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新式学堂的数量大大增加，据当时的学部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17995所，学生数1300739。一年当中学堂增加26.7%，学生增加26.9%。第二，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中国近代学制从形成逐渐走向成熟。1898年，清政府初步建立了高等学、中等及小学三级学制，是近代学制的雏形。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现代学制。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重新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即为“癸卯学制”，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行的学制，与戊戌变法时期初步形成的三级学制一脉相承，共同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
三、 教育行政机构的出现与形成
戊戌变法之前，清政府并没有专门主管教育的机构，全国学务由礼部、国子监、翰林院及各省学政分别掌管。戊戌变法时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高等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各省大学堂均属大学堂掌管，可见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并没有从学堂中独立出来，还有待完善。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逐渐完善。1901年在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特设管学大臣，由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既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又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的长官。1903年张之洞奏请专设学务大臣，于是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学堂大量建设，山西学政宝熙上折奏请设立学部，经政务处及学务大臣议复，遂下谕批准设立。1905年12月，在旧有的国子监基础上学部正式成立，统辖全国学务。至此，教育行政机构逐渐从学堂中独立出来，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
综上所述，从科举制的改革到废除，从新式学堂初步建立到大量建立，从中国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出现与形成，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一脉相承，共同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把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当成一个整体看待，就更易于全面把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发展的状况，更易于理清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脉络。(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学恂著《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3]朱有《中国近代教育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5]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6]张彬、周谷平编《中国教育史导论》，南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7]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8]孔祥雷《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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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近代史论文2000字范文怎么写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我们每个大学生都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近代史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一：《论中国革命新道路》
摘要：毛泽东思想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毛泽东思想中无处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关键字：毛泽东思想;革命;中国特色
要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近代中国80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尽管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__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而且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光辉典范，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大贡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年来，大批论文，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不惮简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求教于大家。
1、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为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开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事。但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就其终极原因而言都具有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条道路的开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革命的发展来看，它的开辟则又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马恩经典作家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军。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关键。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并与最广大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经典作家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理论指南。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们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出发，研究农民运动的经验，充分论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指出：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农民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而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扰乱中国，以致内乱踵起，影响所及，日益扩大，其结果遂使中国全国的农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转直下的趋势，濒于破产的境遇”。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农民的一致呼声。恰如邓中夏所言，“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邓中夏甚至明确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假设没有这种势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有着杰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总结农民运动成败的基础上，在进行广泛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在1926年3月及1927年初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会社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他们“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是我们争取的力量，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论述，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研究之大成。
与此相对应，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越来越明确地肯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4年的中共“四大”上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明确地表达了没有农民参加，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思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有不少地方还尝试着建立农民政权，组织了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据统计，到1927年的3月中旬，全国的农会会员达500万人左右。无疑，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阐述以及农民运动的展开，为造就“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大革命失败后引出的经验教训。就整个来说，大革命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时期我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周恩来同志有着卓越的贡献。早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就确立了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在《评胡适的“努力”》、《德国问题与革命》等一系列文章中，再三提出并阐明创建革命军队、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创建了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通过参与平定商团判乱、东征讨伐陈炯明等一系列军事实践，初步提出了建军的几个原则问题。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是苏联红军那样的军队”。要建立这样的军队，须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其次，在国民革命中，创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再次，改造旧军队。周恩来的这种建军思想，虽然不很完备，但它的开拓意义却是重大的。大革命时期，我党组织了一些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自卫军，到大革命后期，我党已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与次年2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同年11月，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出任书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逐步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总结，他说：我党虽在1921年到1924年的几年中，不懂得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乃至以后一个时期，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较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了。恰是这个“重要”的懂得，为日后武装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大革命，它“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准备好了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所需要的革命的主观力量。
2、城市暴动的失败和武装起义在农村的成功，为我党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一再试图“选定”走城市暴动的道路。便是到了1928年初，各地农民暴运相继发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依然认为：“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它们与无产阶级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合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直到1930年，共产国际在承认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的同时，依然认定农村的武装起义是为城市暴动作准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显然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唯共产国际是听，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暴动的决议。固守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模式，高举起“城市中心论”的旗帜，号召各地的武装起义向大城市进攻。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两年内，我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100多次起义，英勇地开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定”及党内教条主义者们对“城市中心论”的狂热，我党一开始所走的都是一条城市暴动的道路。著名的三大起义均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暴动并不能赢得政权的建设。
然而，教训毕竟也是一笔财富。城市暴动的失败，促使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独立地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苏联模式的革命道路在中国的实践发生了怀疑，并由怀疑而否定。三大起义，就其起义本身的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失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是正确的，这条道路便是深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在潮州失败后，一部分由董朗等率领到达海陆丰地区，并与当地的农民会合，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闽粤边界的农村，“努力进行农村斗争”，并“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军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广州起义失败后，部队突围到海陆丰左右江等地，也与当地的农民斗争相结合。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也均在农村找到了落脚点。激流归大海地事实说明，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历史的必然。
3、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红色政权理论的阐述，为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找到了，然而，直到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以前，尤其是中共中央迁入江西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条道路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人士的指责，他们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诋毁它是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辩明真假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红色政权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经过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后创立的，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会社的性质、革命任务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实践，考察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阶级力量的重新配备等事实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革命自身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样，理论的创立也离不开理论经验的积累。这一理论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又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为大。一般认为，1928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是红色政权理论形成的标志。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毛泽东在1936年到1939年，又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使红色政权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毫无疑问，红色政权理论的创立，不仅抨击了“城市中心论”，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参考文献：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P403;P603
(2)(3)(4)《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P147;P564;P535
(5)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中国工人》年5期。
(6)(7)(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3～4;P19、21;P189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P76
(9)转引自《在大革峥嵘岁月里》，《南方日报》，1977年8月1日。
(10)(16)《毛泽东选集》第2卷，P547;P548
(13)(14)(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P45-46;P411;第3册P313
大学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二：《对抗日战争的感想》
摘要：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曲满浸悲伤与凄怆的哀歌。抗日战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其间，中国人民不畏强暴，顽强抗战，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谱写了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不仅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字：抗日战争;中华民族
1、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2、抗日战争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3、抗日战争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令世界赞颂。抗日战争无疑使中国承受了难以计量的破坏，八年的炮火对本来就贫穷落后的中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但是，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提炼，百年受辱的中国人民终于从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的抗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在，正是这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合作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做后的胜利。从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看，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害怕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团结。精神团结是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可靠保障。坚定必胜信念在抗战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日本气势汹汹，以“闪电战”的方式侵入我国领土时，各种混乱的思想、立场、观点和信念等方面的问题纷纷暴露出来。比较典型的倾向有两种，其一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即“速胜论”;其二是亡国的悲观论调，即中国“必亡论”。这两种说法都将对我们中国人民的团结造成很大的影响。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毛泽东从分析抗日战争双方特点入手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遭到最后的失败，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这一必胜信念在中国军民心中扎下了深根，伴随着抗战中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不断击溃敌人。他统一了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人民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力量保证。
然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结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兴和欣喜，更多的则是教训和经验。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是抵御一切外来侵略的重要保证。二，我们应该注意到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必须全面的联合和发动一切可联合的力量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来，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第三，我们还要积极的借助和利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大力争取国际援助，尽量孤立日本，加速抗战胜利的进程。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六十多年但是我们应该全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他人肆意践踏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还有当今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搞好团结，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回眸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虽然我们的眼睛里时常含着泪水，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虽然抗日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正是这一段屈辱的历史不断催促着我们的国家经济一年年的创造出更高的水平，创造出一个个更好的成绩。同时它也激励和促进我们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支撑整个中国浴火重生、栉风沐雨而依旧巍峨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不竭动力!
大学近代史2000字论文篇三：《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融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形成了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主要表现为对祖国的热爱、忠诚和眷恋，担负祖国独立、自由和繁荣发展责任，以及为民族命运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一直以来，爱国主义作为推动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了近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沉沦中奋起的强大精神支柱，主要表现为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亡以及争取民族的独立等方面。
一、高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对高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必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高校学生能够更好的为国家发展服务。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进而使其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都能够承担起国家和民族发展和繁荣的义务，时刻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大家” 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二是，帮助大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很多大学生难以体会到前辈峥嵘岁月中的艰辛和不易，在生活中享受安逸，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不利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懂得感恩和珍惜，并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奋发图强;三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对我国是否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增强大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信心，并培养其自觉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意识。
二、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融入
(一)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地位
近代的中国内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面临着空前的灾难，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以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为目标，表现出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大学生能够对前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充分的了解和体会，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继承和发扬下去。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做到教书，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育人，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中国近代历史的相关知识和发展规律，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促进学生思想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形式要多样化
中国近代史教学形式要多样化。首先，采用直接讲授法，以教材内容为主要依据，结合当前学生的关注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其懂得感恩和珍惜，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其次，采用参观考察法，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学生对这个你过近代史中涉及到的历史景点和红色根据地，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进行参观考察，使学生体会到我国争取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其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最后，采用讨论教学法，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组织学生对中国近代史中的民族英雄进行总结，分析他们的事迹，并在这个过程中使学生更好的学习他们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勇于反抗、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展，多媒体逐渐开始在教学活动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与传统的单纯文字表达相比，多媒体具有生动、形象、丰富以及信息量大等优势，能够给学生留下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教师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对其进行充分的利用。例如在学习《甲午中日战争》这节课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安排学生观看电影《甲午风云》，并使学生在观看之后写观后感或者进行小组讨论、自由讨论等，通过电影的观看学生能够深刻的认识清政府腐败无能，并被邓世昌等爱国志士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勇敢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深深感染，进而激发爱国主义意识，形成爱国主义情感。
三、结语
中国近代史从苦难史、抗争史、探索史这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在展示我国基本国情的同时还充分显示了近代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帮助大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状，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并培养大学生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这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永恒主题。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各种途径充分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观念和方法，激励、鼓舞和引导学生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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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
对历史人物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实事求是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范文一：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之刘志丹
每一段历史中，都有其杰出的人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名爱国将领，他们都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世的人牢牢铭记在心中，去敬重去瞻仰去怀念。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陕北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年，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纪念地和丰富的精神财富——陕北革命精神。199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习仲勋撰文纪念，文章写道：“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 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志丹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有着令人崇敬的革命先烈精神。在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岁月中，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良好的革命品质。他身上有太多好的精神与品质供我们学习与瞻仰，对刘志丹烈士最好的追忆方式便是去怀念去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
近代史人物传记论文范文二：中国近现代人物—蒋介石
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很大情况下由于中学历史书的原因，因此所了解的对其事迹几乎都是在在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当然远远不止这么少。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简介是这样的：
“蒋介石(01887.10.31—1975.4.5)，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台北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於民国政坛，在孙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於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於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二次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具有这么多身份的的人物，其出身却是卑微的甚至是低下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而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至此，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从而在成长中慢慢地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曾有过这样记录他的一些儿时的事情：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有这样一句话：“三岁定八十。”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猛烈了点，可是从小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性格。
至此，不得不想起在近代的近几次战争乃至最后撤至台湾的一系列事件，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的这种性格。
对于外敌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即使面对着内战的担忧，却能先以国家的完整为先，对维护国家完整说到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全国军民最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个伟大的人物。而这方面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勇于驳斥日本教官对中国的蔑视时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所以，虽然有“西安事变”这一事情的发生，而且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对于一个自小就不孝而且狭隘和极端的人来说，先答应后倒戈也是未尝不可的，但事实上这场战争正是因为他给与共军的重大战力，才得以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战略计划。
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淹死百姓89万人。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的人，却只限于对国家的“大爱”而非顾及全部人或者大多数人的“泛爱”，充分显示了他的残酷与专横，因此在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并抵御了侵略之后，他的国家“大爱”转移成个人的对国家的获得和领导的贪婪。
于是新一轮的对共产党的围剿又开动了。
因为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留在收入部队，直至国民党战败。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
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
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
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
至此，蒋介石终于失去了对占有大陆的所有力量。，因为此行再也难以归去，可是作为爱国者的他的确始终不承认“两个中国”，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这种说法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种极端的爱国情绪始终是畸形的，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最终落得败走台湾的收场，谁人都知道，他的心依然对中国带着贪婪，正如他“不可动摇的国家决心”和“光复大陆”的说法一样，正是那些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成就了他，也在他心中扎了根，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想要统一，却又要是由一个独裁者上场主导。今天，独裁者在世界上越来越不受待见，人民期待的是那个自由而非独裁的统治，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则讣文略带讥讽：“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只是历史的路注定有人走的是一条荆棘满途但最终却因为方向从一开始就错误而无法达到理想的终点。
近代史关于孙中山人物论文
在近代史中，孙中山作为我国历史的重要革命思想家，永远为人所铭记、敬仰。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关于孙中山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关于孙中山论文篇一：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前言：在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华民族奋勇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1956年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做出崇高的、科学的历史评价.继承者对先行者的科学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思想与行动的指南.
一：内容简介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章中，第一：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概括总结：“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毛泽东自豪地道：“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第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看法整齐划一，因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功过做出了概括，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以及他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在研究成果中，几乎都是正面文章，少有提出问题的。
二：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毛泽东科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对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的概括。主要是：第一，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第二，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第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对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阐明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
二、历史意义：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所提出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后，又开始为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于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民主革命的经验相比，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更没有实践的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只能在建国初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政治上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经济上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获得来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实践证明，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现实意义：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从而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三：启示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第一：我们要从中学习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号召我们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使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第二：毛泽东也指出了孙中山像其他伟大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缺点方面，但我们决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第三：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刻苦学习，将来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责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结束语：我想，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态度，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在对待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时，仔细地玩味、思考。
近代史关于孙中山论文篇二：《孙中山先生》
摘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他于1895年的广州起义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1905年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在《民报》上提出了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并取得革命的首次胜利。为此，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
关键词：
民主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复辟、护法运动
引言：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正文：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又是卓越的革命实践家。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他不辞辛劳，奔走颠簸，跑遍整个世界。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也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孙中山非常失望，他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仅在1907年至1911年间，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到来。直至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后辈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此，辛亥革命被传诵至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它依然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下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他勉励革命党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1913年8月间，孙中山来到日本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经过积极筹备，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制定《革命方略》，组织中华革命军，不断派人联络军队，组织武装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二十一条”，并加紧复辟帝制时，孙中山在日本一再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在中华革命党的参与发动下，国内各省纷纷起义，并发表宣言、通电，形成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直到1916年4月，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领导护法运动。 1924年冬，孙中山扶病北上，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孙中山到北京后，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进行斗争。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新生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从孙中山先生的毕生的革命活动中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向往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
参考文献：
《孙中山传》——尚明轩——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报业：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鼓舞与欢呼》——张骏/周楠——解放日报
《文化之旅》 ——王志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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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近代史论文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怎样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全文如下：
世界上任何大规模战争，对立双方必定都有自己的总战略，或者叫基本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总战略是持久战。 这个总战略，是由毛泽东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持久战略也确实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并论证抗日战争总战略?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在国民党没有抗战总战略情况下毛泽东思索了这个问题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 , 即逐步向华北蚕食，建立伪政权。 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野心已经十分明显。但当时蒋介石仍把通过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第一位，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签订了 《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 而根本没有考虑抗日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仍然没有提出抗日战争总战略。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强敌，蒋介石当时的基本打算是：调动部分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以单纯防御来对付日军，迟滞日军进攻，等待国际支援。 可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了所谓"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姑息和纵容了日本侵华，也打破了蒋介石的美梦。 在国际援助期望落空后，蒋介石仍然没有拿出一个抗日战争总战略。他向北调动数量多于进攻之日军并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但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没能阻止日军向南进军。
淞沪抗战中，蒋介石调动数量占优势、装备也较好的中国正规军与日军对抗，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 接着，蒋介石继续组织中国正规军与日本军队作战。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虽取得小胜，但并没有改变全国战场的被动局面。 上海沦陷后，接下来南京失守、太原失守、武汉失守…… 日军一步步侵占了国民党统治核心区，蒋介石不得不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蒋介石抗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后，仍没能确定一个正确的抗战总战略。
在此情况下，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胸怀中日战争全局的毛泽东，对中国抗战总战略， 进行了认真思索，并且以超前预见性，最早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战略。
早在 1936 年 7 月， 即抗战全面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 年 8 月 22 至 25 日 , 中 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 人 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 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 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
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通过并于8 月 25 日发表了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 年 11 月 太原失守 ,中国北方几乎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南方一线，日军进军虽然迅速，中国军队虽然被动、退却，并有大片国土沦陷，但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日军的设想已经化为泡影。毛泽东细心观察全国战局，在深入思考中进一步认识中国的抗战规律，对于自己早就形成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总战略更有信心，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
1938 年 5 月 19 日 , 日 军占领徐州。此时，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 10 个月了，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可以进一步认识战争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收集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中国持久战略的基本要点进行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 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泽东对抗日持久战的总战略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总的战略思想体系。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总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包括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抗战前景迷茫，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战总战略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自己考虑成熟的抗日战争总战略写出来。
1938 年 5 月 底， 毛泽东开始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 一开始，毛泽东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 他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针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各种疑虑，一个接一个地分析，一层一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着作，后来定名为《论持久战》。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 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他竟然毫无察觉。 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被卫士们发现，赶紧提醒他，毛泽东这才发觉。 卫士们帮他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他在《论持久战》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 "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他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上的寡助。 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
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 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 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还论述了持久战的 3 个阶段。 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 3 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 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3 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和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 '流年'来; 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 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 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略成为中国抗战总战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总战略的正式形成。 它的发表，不仅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心，而且使毛泽东在共产党内、 在人民群众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 在共产党内，就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据当年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的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正确，并且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抗战部署，制定基本军事方针，实际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当年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秘书的程思远，曾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 白崇禧深为赞赏， 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据程思远回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也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
应该指出，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证的抗日战争总战略，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误读。 例如，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略误读为"以空间换时间",因而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来推迟日军进攻;将持久战略误读为"积小胜为大胜",却不采取毛泽东提出的积极作战方针，而采取被动防守、节节抵抗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的代价却没能打几场胜仗;只考虑使用正规军作战，根本不考虑发动、组织、武装民众打人民战争，因而正面战场一再溃败，等等。 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否定对日持久作战这个总战略，这是中国的全面抗战能够坚持 8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更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制定抗战持久战总战略，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 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略的预料发展的。 在经历了毛泽东所指出的 3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 100 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抗战总战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制定抗日战争总战略后，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一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 》发表后 ,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后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 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变成了现实：《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英文版的《论持久战》，斯大林的案头上也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 《论持久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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