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别传》是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风尘误》的姐妹篇，是关于理学家朱熹的各类传记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展示理学家朱熹的著作，具有独立的意义。在这部近30万字的著作中，作家以翔实的史料和高标的文学手法，展示了朱熹鲜为人知的故事。按照“圣人也会犯错误”的基本理由，该书在歌颂朱熹的同时，也以自然客观的史实，揭示了朱熹研学道路以及学术中存在的片面和历史局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分寸地批评了这些错误和局限。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装帧豪华装帧
开本1 ／16
ISBN978-7-5396-4235-2
页数1 页
定价30·00元
作者刘湘如
内容简介
《朱熹别传》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刘湘如先生继长篇小说《风尘误》之后的新的长篇力作，作品用全方位的文学和历史图景，展示出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学者和诗人的朱熹老夫子的完整的形象，是关于朱熹研究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依据。
该书背景广阔，场面宏大，思想深邃。在表现手法上体现了作家一贯的叙事风格，铺陈演绎精致有序，笔走龙蛇大气磅礴，故事编织跌荡起伏，人物塑造跃然纸上，文采飞扬满树黄花，准确细致恰到好处，让读者感到意真情真难以忘怀，读之堪称为快事。小说通过南宋时期官场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和偏安王朝的风雨飘摇，显示了官场与市井交织的一幅幅纷繁多彩的历史画卷，南宋时期喧闹一时的“官员狎妓”“朱唐交奏”案因何而起？学界泰斗朝廷重臣缘何与营妓结怨？朱熹的学说思想，为什么从一出现就受到一些人诟病和纷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错综难解的谜团，本书都有全面生动的描述和诠释。[1]该著作是老作家刘湘如2013年出版的力作，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是时代出版集团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历史大人物”重要书目，作为2013年重点品种倾力打造，从封面、装帧、设计风格到内容编排都十分考究，大气、美观、独特，十分抢人眼球。在2013（北京）全国春季图书展销会上受到广泛好评。《朱熹别传》别具一格，一个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学者和诗人的形象，被作家浓墨重彩描述的那个理学治世的时代，是读者难得了解的珍贵历史沉潜。
著作意义
1：乱世文人的历史悲哀
刘湘如先生的新作《朱熹别传》，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历史大人物系列”重点品种，隆重推出。选择讲述朱熹这个人物的故事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朱熹是后世公认的一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影响颇巨，关于他的各种的故事也颇多。影响力越大、素材越多的人物，对创作者而言，越不容易把握。选取什么样的材料，如何定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的人物能否为大众接受，能否全面表达自己创作意图，等等，千头万绪，不得不考虑。繁多的资料对创作者的组织能力、整体架构能力是个考验。刘湘如有这个能力，他在众多的资料中纵横捭阖，任意驰骋，捡拾历史随意而准确。
刘湘如先生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就他自己说，他写作并不只是单纯的爬格子，但凡决定创作，从选材到创作，必先长期准备，厚积薄发。对待历史小说更是如此。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而谨慎的，正如他说“无端地编造历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可以创造人物的活动空间，甚至创造人物关系的纠葛，但是在事件上特别是重大事件上，决不去杜撰”。即使是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只有全面掌握当时的社会矛盾、民众生活状态、人物关系等，才能恰当地定位人物的身份、立场、行为等。
这也是刘湘如先生与其他创作者不同的地方。
该书通过“山火催生七星儿”、“文”“公”二山以及“文公”诞生的历史传奇，引出朱熹出世的历史背景和民间当时的社会人文状态。继而以幼年好思，家学渊源，理学根基，数见李侗，逃禅归儒，陆九渊心学之争，沉潜著述讲学等等一连串经历事件，塑造出朱熹“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的博杂境界，构成他理学知识的渊博和完备，阐释出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的历史脉络。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线，自然无痕地将“孔庙争端”、“官员狎妓”、“朱唐交奏”等事件衔接起来，悬念层生，高潮迭起，笔下的人物朱熹、严云卿、唐仲友、严蕊、李珏、陈亮等，渐次登场，个个形象饱满，性格鲜明，反映了创作者在情节构思、人物塑造、故事悬念设置上的娴熟和语言功底的深厚。该书以十分自然而客观的史实，反映朱熹经历和学术中的片面和历史的局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分寸地批评了朱熹的这些历史错误和局限。
为什么朱熹的学说、朱熹的思想，自从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纷争？
这要从当时南宋的社会状态说起。宋室南渡之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东南诸州县本来人稠地狭，土地非常有限，北方南迁的官僚地主以及原来东南各地的豪族巨室都争相霸占土地，使土地兼并问题极其严重，与此同时，为了应付各种支出，南宋朝廷大兴苛捐杂税，赋税日益繁苛，百姓不堪重负。官逼民反，自古皆然。从南宋初开始农民起义就接连不断，格外频繁，整个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如何整肃内部，缓和各种矛盾，解除社会危机，以强化自身的统治，统治者们也在探索着。这个时候，朱熹崭露头角。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受到孝宗的赞许。
儒家人物都有一颗积极的出世入仕的心，即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力图发挥平生所学，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受到赞许的朱熹，更加勤勉政事。作为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人民相对立的，因为他最怕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正如文中所述，在孝宗皇帝登基，大赦下达的前一天，将联名上书，请求开仓赈灾的十八名儒生全部杀害，以儆效尤。这反映出理学家残酷的一面。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禁锢思想，钳制舆论，不但不为百姓接受，也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朱熹做皇帝侍讲时，多次向宁宗大谈“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这更使宁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四十日，就被撤去职务。不久，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落职罢祠”的处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禁书。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同时又制定了《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五十九人，其中包括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八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
然而朱熹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表现出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文人性格，执拗固执。朱熹作为一代大儒，终其一生为求理学治国，却最终壮志难酬，一心致力于儒家道德规范的强化，却使自己成为封建卫道士。生前，朱熹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较高的权位。死后，其学说和著作得到宋理宗赵昀的推崇。从此，朱熹的学说成为理学的正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也被后代统治阶级尊为“大贤”。朱熹这种因时因人不同所受到的不同待遇，确堪玩味，令人唏嘘。这不得不说是乱世文人的历史悲哀。
《朱熹别传》是刘湘如先生继《国魂》、《红年鉴》、《美人坡》、《风尘误》之后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著作，包括他曾经出版过的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诗集、人物传记等众多著作，笔者认为，《朱熹别传》在作家所有的作品中无疑是有着独特意义的一部。被他浓墨重彩描述的那个理学治世和理学为宗的特定时代，是读者难得了解的珍贵的记忆。一个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学者和诗人的形象，通过本著作会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丰富诱人的故事。我们无法回避朱熹在历史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像无法漠视本著作一样，《朱熹别传》必将在文学市场和图书市场上占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张磊）
2：广大精细之间
子夜将至，手中的《朱熹别传》仍醇如古瓷，朴素的行距里不时透出莹润的美，这是著名作家刘湘如先生继《国魂》、《红年鉴》、《美人坡》、《风尘误》之后的第五部长篇了[2]。
泱泱大中华五千年来英才辈出，惜时光悠远，随风尘隐逝的也不在少数，唯使留存者更显璀璨。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便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之一。虽他曾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的话来赞叹先贤孔子，但不可否认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确是一位可以与之比肩的人物，尤对文化思想的传播影响甚大。公元1130年，朱熹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尤溪县），自幼受教于父，聪慧勤勉，读书时亦自题“苦不如此，便不成人。”十岁父亡，家境日衰，受其父好友影响，常出入佛、道。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的朱熹得中进士。绍兴三十年拜儒学大家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潜心研学。自唐中期以来，即有人感叹古学不兴，周公、孔、孟之道不传。当时的韩愈、李翱等人也决意接承道统，传续圣人之学。作为程颢、程颐的孔孟嫡系传人，朱熹融合了经学、佛学、道教、史学、文学及自然科学等诸多精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思想学说——理学。其认为在超社会与现实之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标准，应是一切行为的规范，即“天理”。他教导人们去发现和遵循天理，认为破坏和谐与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也是朱熹理学的核心思想。
公元1178年，朱熹在任“知南康军”时，曾于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了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制定学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公元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期间，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教授传播理学。并于儒家典籍中精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刻印发行。成为了其后封建教育的经典教材。公元1193年，又主持修复了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朱熹一生为官二十七载，朝中仅四十日，但在任也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缓解了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除毁道学之书，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更指朱熹十罪，请斩。遭致朱熹得意门生蔡元定被捕，解送道州。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于家中忧愤而亡，享年七十一岁。虽一时兴衰，但他的学术思想，在其后的元明清三朝，皆成了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为巩固当时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强大的基础。13世纪更是随国家间的各项交往，朱熹的理学也先后传入到朝鲜、日本与越南等地，因其特有的优势很快便广为传播，使这些国家的哲学思想也随之变革。
做人需有思想，名士需有境界，写名士更需具备包容之胸怀。要托住这样的一位人物，湘如先生的内心又是怎样的情感在触动着他的笔向前涌动呢。他说：“文学是一种缘分，是冥冥中的契合，虽千年已逝，如今我们又相逢在这。南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风云际会的时代，作为中国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熹。我以自然而客观的史实，反映并揭示了朱熹研学道路及学术中存在的片面和历史局限，实事求是且有分寸地批评了朱熹的这些历史错误和局限，阐释出关于他的学说思想为什么一出现就一直受到诟病和纷争。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也是我要解答的。对他的理解，都深深嵌入这遒劲凝重的笔划里了。”
每一个圣贤的外衣下，都脱不开肉身的牵制。犯过错误的圣贤更显得真实，人类若想进步自然会与错误、痛苦产生交集。我是不信这世上曾活过完美的人，有过多少十全十美的事，只要是大众得了益处，就值得称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剖析他的好与坏，在前人的错误面前警醒自己。
三十万的方块字，被湘如先生用六十多年的学养连贯起来，犹如一座高原上的城，一汪深邃的湖，看似故事，实心语矣，通篇转折跌宕，至散淡处，法亦藏于内不见一丝懈怠。书是用来读的，但写作更是一种修炼。在清贫与寂寞中，考验一个人的修养与品质。《朱熹别传》拂去了岁月的枝蔓与光影，潜入进那个久远的年代，在白驹过隙中牵出那个人，让他的爱与恨都随着时光展开去。（江 涌）
诞生记
随意是一种境界，它要求人们做任何事不要执着，但生活常常是个矛盾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出一点事，没有执着精神是不行的，除了热情，执着精神是成就一切事业的重要因素。
与随意相左的是刻意，刻意就含有执着的成分。我们是凡人，要做事，也要轻松，所以，我很喜欢“随意”这个词，我将之定义为事来如风，事过心空。当然，我践行的并不好，一般人要得到这种状态是很难的。
佛家和道家都反对执着，佛则万法皆空，不可牵赘；道则无为，知止不殆。这是人类生存的本真方式。佛家认为万法于缘起。随意就含有机缘的成分。
于是，不由得想到到我的新著《朱熹别传》的诞生过程。
记得2009年，我的长篇小说《风尘误》在上海全国书展上亮相，曾受到读者青睐。但读者并不知道内在的缘由，其实我写成《风尘误》时，初稿远不止出版时的字数，面市前出版社建议我把前面单纯写朱熹的部分删去，变成以写一代青楼才女严蕊为主，也牵涉到朱熹道学思想理学治世故事，这就导致了史称“朱唐交奏”这一历史纠葛成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官员狎妓案始末，也尖锐批判了朱熹理学的虚假，该书最后以不足30万字出版，严蕊的品格精神受到称颂，而朱熹的错误缺点受到较多的揭露和鞭笞。出版后有人赞誉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不应该把朱熹写的那么坏，这时我就对自己说：如果让我再写朱熹，一定要写出他是伟大圣贤式人物的特点，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啊。于是，我把删去的那些文字保存在电脑上，我想，有机会我要出版一部重新评介朱熹的著作。
文学是一种缘分。光靠坚持和毅力总是很累的，缘分就是冥冥中的展现和机会。
去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刘哲副社长读到了《风尘误》，感觉这个题材很不错，他问我为什么把朱熹老夫子写的那么差呢？建议我能否动动手笔，以写历史人物为主，重新界定朱熹呢。
说说也就算了，我并未当回事。很快回到上海，把这事也就渐渐淡忘了。
去年夏天我体质状况不是很好，正在江西宜春温汤小镇疗养，那里风景幽美，气候宜人，又有著名的富硒温泉可供修身养性，渐渐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了，想到自己多少年来为了创作劳心费神，疲惫不堪，甚至弄出一身慢性病，老之将至，何以解忧，越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傻人一个啊。
正在悠哉游哉的时刻，突然接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磊编辑的电话，建议我能否把《风尘误》题材换成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写朱熹，刘哲副社长还在电话中言明他们考虑这部书之所以让我写的原因，因为我写过《风尘误》，对朱熹资料较为熟悉，作为出版社“历史大人物”项目，他们期待我能够写好。
我开始是一阵发愣，那神情一定是像正在玩耍的孩子突然被老师招去做功课一样尴尬。但我随即想到，在这个文学边缘化文字沙漠化的年代，多少人想出书都要经历自费出版到处送书差强人意的窘迫，你能保证多少专家作家诗人，不是希望由出版社正规选题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的呢？我如何能够不识抬举随便拒绝呢？
说内心话，我本来还在犹豫自己的精力状态能否完成？但出版方的诚意让我十分感动，我想，朱熹的材料我真的掌握不少啊，对于我应该也不是很难啊，于是，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出版社的工作效率让我感佩。10月底才最后定稿交付，签了出版合同，刚刚三个月书已经面市，装帧设计排版都显得十分大气美观，我感觉很满意。生活会让你收获的，你需要勤勉和从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哈伯德说的。
有人要我对这部书评价，我说我很喜欢《朱熹别传》。说到特点，它应该是我另一个长篇《风尘误》的姐妹篇，或者说是朱熹的另一种版本，从另外角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享受。一反在《风尘误》中对于朱熹的思想鞭笞，重点阐述朱熹作为一代大儒和盛名盖世的理学泰斗的历史地位和形象。通过“朱松遇难”、 “文”“公”二山突发事件、 “山火催生七星儿”等民间传奇，引出朱熹出世的奇特历史背景和当时民间的社会人文状态。继而以幼年好思、家学渊源、理学根基、数见李侗、逃禅归儒、心学之争、官场颠簸、沉潜著述、游历讲学等等一系列经历事件，塑造出朱熹“无所不涉”，“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的博杂境界，诠释了朱熹理学知识的渊博和完备，阐解出朱熹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的历史缘由，佐证出朱熹是中国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说中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当然，圣人也会犯错误，该书也以自然客观的史实，反映和揭示了朱熹研学道路以及学术中存在的片面和历史局限，有分寸地批评了这些历史错误和局限，阐释出关于他的学说思想，为什么从出现之后就一直受到诟病和纷争。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本书最后要解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难解难之迷。今天的人，可以指出这位思想家观察世界时的种种误区；可以揭露他与生俱来的缺陷，并且由这种缺陷所必然导致的对人类真相的扭曲；我们甚至有责任清算他的学说阻碍民族历史进程的某些严重错误；我们还可以指责他许多许多，像对柏拉图、黑格尔、康德一样……但无论如何，历史却无法回避这个人的存在、贡献和地位。朱熹是有过错误的，但他依然是一个圣人式的一代大儒。这也是本书要带给读者的阅读认知。
《朱熹别传》是我继《国魂》、《红年鉴》、《美人坡》、《风尘误》之后的第五个长篇，而读者知道我从前主要是写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的，我的处女作诗歌《春天的翅膀》发表在1959年《少年文艺》上，那时我才13岁，在安徽肥东县实验小学上学，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有一定影响。回首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千万字原创作品。涉猎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剧本等等，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让我有如此丰润的创作欲望？我还是想说文学是一种缘分，一个人走向文学道路不需要理由，需要爱好和积累，积累与读书兴趣有关，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胸有诗书气自华，古人叫“思积乃满，满而溢之”。当然，创作离不开生活，那是人人具备的，人生下来就面临生活，时时处处都是生活，到处旅游是生活，上班下班是生活，与人交友吵架是生活，个人修炼也是生活，善于发现思考就成为文学素材了。
当然，若论起个人创作史，我的散文资力最长。我最早写诗歌后来写散文，再后来写长篇小说和剧本，一切都在创作发展中随意而为的。人不能急功近利，作家更是如此，因你担待你选择的生命方式的重任，你卸不掉那些受着别人期待的眼神，和社会上每一个喜欢你作品的读者的评价……我有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经历，可能我的付出和得到并不十分平衡，但我不怨不悔。作家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能给读者带来好的精神食粮，也算没有辱没自己的名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我主要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因为容量大，人物多，场面宏阔，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对作家是一项综合知识的考验。
总之，《朱熹别传》虽然有着我艰辛的创作劳动，但我并不刻意为之，这部著作从情节构思、人物塑造、故事悬念设置直至语言叙述等，我都做了尽自己能力的铺陈演绎，可以说，我是通过自己各方面潜能的调动，来描写与展示朱熹的，尽可能使小说在充分可读性的前提下，具有自己存在的一点点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今社会写历史小说的作品很多，可谓是琳琅满目杂像纷呈，我也愿意我的这部《朱熹别传》，有着自己存在的一点点个性意义，我也愿意这部书的出现能给热闹的文学长廊，增添一束微小微弱的光亮。（刘湘如）
参考资料1.刘湘如最新长篇力作《朱熹别传》 · 新浪读书（引用日期：2013-12-11）
2.广大精细之间 · 合肥晚报数字版（引用日期：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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