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学会是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成立于湖南讲求新学的团体。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开明官吏的支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等“思保湖南的独立”，使南中国“可以不亡”，遂组织该会。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主要活动是讲演，它既与时务学堂相表里，又有《湘报》配合宣传，思想甚为活跃，影响也相当广泛，对促进湖南推行新政，转变社会风气，起了重要作用。
中文名南学会
地点湖南
创建时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
介绍
起源
谭嗣同
南学会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政治团体。二十三年十月(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纷起效尤，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中国被列强瓜分而亡国，则须“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他们的具体办法是成立一个学会，宣传救亡，发展地方自治，并联络广东，以湘、粤为中心，实行变法，而后再图救中国。他们的想法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康认为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湘省“可图自主”，即使中国被“割尽”，也可留下湖南一片净土，“以为黄种之苗”。梁也认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赞成湘、粤联合，以为“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故所立之学会，取名南学会，而不名湘学会。南学会为挽救瓜分危机而设，明显地带有救亡性质。[1]
创始人学会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倡议创建，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大力支持。光绪二十三年冬开始筹备，二十四年二月初一(2月21日)正式成立(以开会讲学为成立标志)。会址设在长沙孝廉堂，延聘今文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为学长，黄膺、戴德成为佐办，主会者则为陈宝箴。由上海来湘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参与筹划，并为南学会作叙。叙文强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建立学会以挽救危亡的重要性，并引欧洲各国历史上设立各种“会”而洗刷国耻的许多实例加以证明，突出了南学会御侮救亡的性质。[2]
发布章程南学会先后发布的三个章程――《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确定了学会的宗旨是:“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本会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务”。又根据章程的规定，由巡抚陈宝箴选派本地绅士10人为会长，再由这10人各举所知，汲引会友。会友分为三种：一曰“议事会友”，由学会创办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充任，凡会中事务章程均由其议定，是为学会的决策人。二曰“讲论会友”，即担任南学会讲学的人员，定期开讲，随时答疑问难。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曰“通讯会友”，这是外地士绅向南学会函讯新政、新学，南学会负责“随时酬答”联系的会友。南学会是官绅合办的学会，但力求扩大社会联系，要求“官绅士商，俱作会友”，“以通上下之气，去壅阂之习”。南学会还提倡改革，讲求内治，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时加讨论，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并提倡会友对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确有见地，均可提出改革方案，经过学会总会讨论，禀请抚院核夺，批准施行。所以南学会又是联结全省官绅士商，广开知识，提倡新学，讲求地方自治的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学，自二月初一正式开讲后，有讲学记录可查的，共13次。[2]
讲学内容
包括政教、学术、中外大势、保种保教、交涉、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每次讲学者一人或数人，先后作讲演的有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1863―1900)、谭嗣同、熊希龄、戴德成、李维格、杨自超、邹代钧、欧阳中鹄、乔树楠、曾广钧等，其中学长皮锡瑞讲的次数最多，每逢讲期必讲。讲演人大力宣传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设立学会以开风气、以广民智的极端必要性，借以宣传维新变法；大肆宣扬“孔子改制”，试图借用孔教名义，“托古改制”，“翻然一变”，“易贫弱为富强”；提倡地方自治，呼吁湖南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兴利除弊，规划新政，强调官民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治理湖南；强调采用新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保利权，抵抗侵略；号召清除中外畛域之见，防止仇洋排外衅端。讲演颇具感染力，听者踊跃，每会集众千数百人。南学会除讲演外，还设答问。讲学后遇有疑义或提出建议的，进行答问；答问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再作讲演。南学会还设立藏书处，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供会中人阅读(书籍来源，多系捐助)。故南学会又是一个振兴新学、造就人才的教育团体。
影响南学会在长沙成立后，湖南各府县州纷纷响应，竞相成立各色学会。较著名的有长沙的“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浏阳的“群萌学会”、衡州的“任学会”、郴州的“舆算学会”、龙南的“致用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等。这些学会活动内容虽有不同，但均以南学会为总会，自为分会；且都抱定“联通群力，振兴新学”的共同宗旨。所以南学会不但促进了湖南新政的开展，而且促使湖南省“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社会风气的转变及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起了推动作用。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曾设想把南学会办成“议院规模”，结果未能如愿。这是因为南学会是官绅结合的团体，其创办人和支持者的多数人的政治态度尚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议会思想，巡抚陈宝箴赞助南学会，为其拨款，并亲临讲演，在湖南力行新政，功不可没；但他在湖南封建顽固派的环伺下，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及民权平等学说亦持反对态度，其他如学政徐仁铸等亦复如是。在讲演人中，讲得最多的学长皮锡瑞虽主变法，却维护封建纲常。李维格更公开宣称“开议院，中国断不可学”，即连思想较激进的黄遵宪也主张采用“渐进法”，不主张立即实行议院制。故此，南学会并未能如梁启超所说“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隐寓众议院之规模”。但是毕竟由于南学会宣传新学，推行新政，仍遭到湖南顽固派的切齿痛恨。
结局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及劣绅叶德辉大肆攻击南学会，并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乱民”的罪名于四月十五日将邵阳分会会长樊锥(1872―1906)驱逐出境。不久，皮锡瑞由于受到顽固派攻击，亦被迫离湘赴赣。五月，南学会开讲仅三个月即告辍讲，南学会历史至此结束。[2]
参考资料1.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初探 · 中华史学网（引用日期：2016-06-11）
2.论南学会讲学活动及其维新思想 · 中华史学网（引用日期：2016-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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