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网友(猪鼓励豆)分享简介：缘首先着花榜的是晚清训斥故事的代表做《政界现形忘》的做者李伯元。李伯元，名宝嘉，别名南亭亭少，熟于世宦之野，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身世。但李伯元的思惟要比先辈们开搁患上多，写故事骂政界骂腻了，李伯元办起了报纸。光绪2102年(一八九六年)，李伯元开办《游戏报》，他正在《游戏报·广告》中公然传播鼓吹:“上自列邦政事，下逮风土着土偶...

缘起

首开花榜的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李伯元，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辈们开放得多，写小说骂官场骂腻了，李伯元办起了报纸。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李伯元说到做到，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使得《游戏报》在上海各界广受欢迎，销量一路飙升，李伯元自己也得到了“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等褒贬不一的声名，名噪一时。

凡例六条的诞生

1897年，李伯元亲自制定《游戏报》花榜的“凡例六条”，即妓女评花榜活动的选举标准，如：一、统申江而论，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万紫千红，讵能遍阅？此次花榜，悉凭荐书多寡为定，益复参以舆论，以昭平允。二、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余悉置三甲。沧海遗珠，知不能免，挂一漏十，阅者谅焉。三、如曹梦兰、陆兰芬、花翠琴、花玉田、谢湘娥等，或久饮香名，或早树艳帜，或华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故不录入等等。

由此可见，花榜分色艺两项，划为一甲、二甲、三甲，不用动笔，不用交卷，但仍然需要打分，亦还在模仿科举考试，有区别的是采用了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

简介

花榜选举的票，当时不叫“票”，很文雅地被叫作“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数的多寡分胜负。不管得票多寡，只要进入一、二、三甲，其大名及其住所都会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报纸上。有了名就有利，进入三鼎甲的美女，将来自然少不了捧场的人。

评花榜活动

评花榜

李伯元《游戏报》的花榜评选活动从1897年夏开始之后，每年皆会评选四次，据说最有含金量的是当年的首次选举。1897年夏的第一次选举，看热闹的多，投票者少，据说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而且寥寥几人中，还有外国人，有一个叫雅脱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次投票，但雅脱认为丑的排前，美的落了后，因而特意写信抗议，要求更正。

其后，又有游艺场与报社合流，共同主持花选，花选风头更劲。新世界游戏场的老板特聘《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选举完全仿效民初的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评选，一票售价一元，头三元被冠以“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的名头。

历史发展

盛唐初期

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北宋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名美其名曰“评花榜”。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

与时下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主持者要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可能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那时候还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会省略“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北宋年间

最迟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当时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曾红极一时。明代中叶后，“评花榜”更为盛行。冯梦龙《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还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四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四条标准。

明朝

明崇祯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

清朝

清朝末年，随着近代报业的参与，“评花榜”与现代的“选美”在形式上更为接近。《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凭借《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玉照、住所，还附上文人们附和的酸溜溜的赞词。

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报纸销量骤增，广告额翻了几番。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上海的照相业刚刚起步，由于“评花榜”中刊登青楼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们照相的欲望，使各照相馆门庭若市。参评青楼女子时尚的服装，一经报纸宣传，也被广大良家妇女所效仿，带动了服装裁剪业的兴隆一时。

美女经济

评花榜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

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

虽然，娼业在中国古代早已算一个行业，但真正转变为美女经济，应当属为晚清时候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兴起。因为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影响力实在太巨大了，民俗学者张耀铭在《娼妓的历史》一书中剖析说，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此实，自李伯元在《游戏报》举办妓女评花榜活动之后，到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仅是报社举办评花榜活动，游戏场所也参与其中，两者共同主持花选，花选的优胜者由嫖客投票选举产生。

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甚至别出心裁地创办过一次群芳选举大会，特意聘请了《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大会主任。选举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一票售价一元，选票上需填写妓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优点。此次入选妓女达210余人。花榜选举，此后欣欣向荣地绵延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