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战争是唐天宝年间南诏联合吐蕃军队抵抗唐朝军队入侵的战争。[1]
唐王朝扶持南诏，本想借其牵制吐蕃。南诏势力坐大以后，唐王朝又企图对之加以控制。及皮逻阁死，双方在王位继承上发生矛盾，加之边臣骄暴贪残，终於导致了南诏叛唐。
双方反目以后，唐王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企图一举消灭南诏。南诏则联合吐蕃军队抵抗。何履光指挥的唐军在南诏取得胜利后返回，然后鲜于仲通、李宓指挥的唐军则在南诏遭遇了失败。
因其均发生在唐天宝（742－756）年间，史称“天宝战争”又称“唐天宝战争”。战后，南诏归顺吐蕃。
名称天宝战争
时间公元742-756年
结果唐王朝失败、南诏归顺吐蕃
地点云南
参战方南诏、吐蕃、唐王朝
主要指挥官何履光、阁罗凤、李宓
战争起因
经唐王朝扶持而强大起来的南诏，在它并六诏、破吐蕃、和诸爨、统一云南的局面即将形成的时候，便“日益骄大”，有割据自雄之势。加之此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腐败，唐玄宗骄奢淫乐，政权掌握在杨国忠集团手中，他们加重了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了控制南诏，唐王朝实行了“以夷攻夷”的政策，认为“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于是多次挑起各少数民族互相攻杀、支持矛盾的双方、保存南诏的对立势力，抑制阁罗凤统一云南的活动。
天宝七年（748年），南诏君主皮罗阁（归义）去世，唐朝皇帝下诏立皮罗阁的儿子阁罗凤为云南王。不久，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任云南太守。鲜于仲通器量狭小生性急躁并且缺少智谋，张虔陀矫诈。依照旧例，南诏君主要经常与妻子、孩子谒见都督，张虔陀与阁罗凤的妻子私通，张虔陀还多次向阁罗凤索取，阁罗凤经常不答应。于是张虔陀派人辱骂阁罗凤，并且密奏状告阁罗凤。阁罗凤怨恨。
唐王朝控制了洱海地区之后，便加紧经营滇池区域，筑安宁城，开步头（今元江）直通安南，受到爨氏各部反抗，杀筑城使者越崔都督竹灵倩，唐王朝派南诏前往镇压，皮罗阁和阁罗凤父子乘机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以各爨氏谢罪而罢。
皮罗阁还将一女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唐认为南诏势力进入滇池地区，对已不利，遂派李宓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爨崇道杀爨归王、爨日用。归王妻阿姹求救于南诏，南诏出兵杀崇道父子，导致唐与南诏矛盾激化。皮罗阁去世后，唐朝廷决意打击南诏，想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
姚州都督张虔陀企图利用阁罗风是皮逻阁的过继儿子这一事实，打算在王位继承上以皮逻阁的嫡子诚节取代阁罗凤，但没有成功，于是便准备借机对南诏进行军事征讨。
战争过程
天宝八年（749年），何履光率唐军攻打南诏，唐军攻占安宁城及五盐井，获得胜利，复立马援铜柱，然后返回。
再次征讨
天宝九年（750），南诏王阁罗凤与妻子到姚州拜谒姚州都督张虔陀。张虔陀既侮辱阁罗凤的妻子，又要勒索钱财，而且还向朝廷诬告陷害，“阴表其罪”；同时征调大军，准备征伐。阁罗凤被激怒了，起兵反唐，“发兵攻取姚州”，走投无路的张虔陀“饮鸩死”，姚州城被捣毁。
天宝十年(751)，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6万征南诏。大军抵曲靖，阁罗凤遣使求和谢罪说：冲突系由张虔陀造成，南诏愿意赔偿一切，复置姚州城府，并且陈述利害说：如今吐蕃正在浪穹相机而动，并以兵威相加，如果不许讲和，南诏归附了吐蕃，云南就非唐所有了。但鲜于仲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又不顾大局，他“唯言杀戮”，又扣留南诏使臣，派大将王天运带兵绕道点苍山后，企图腹背夹击，一举歼灭南诏主力。逼得阁罗凤下决心投靠吐蕃，向吐蕃求援，合力反击。唐军大败，全部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杨国忠掩盖其失败，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收集战士的尸体，筑为京观，称臣于吐蕃。蛮语称呼弟弟为“钟”，吐蕃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他金印。阁罗凤刻在国门刻碑，记录是不得已而叛唐，并且说曰：“我世世代代侍奉唐朝，接受其封赏，后世再次归降于唐朝时，当指着碑以示唐朝使者，让他知道我的反叛不是我的本心。”
战争失败之后，宰相杨国忠掩盖败状，更在长安假庆胜利，奏请任命只身逃回的鲜于仲通为京兆尹(首都行政长官)，一面偷偷地派兵强筑姚州城，任命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好像姚州已经收复的样子。阁罗凤一不做，二不休，派兵断绝姚州粮道，再度攻下姚州，唐军再次全军覆没，贾罐被俘。但杨氏集团还不死心，他们“耻云南无功”，违背人心天意，强征暴敛，酝酿着更大的征南战争。
三次征讨
杨国忠下令临时从两京以及河南河北招募百姓为士兵，进攻南诏。
天宝十一年（752年）六月，杨国忠奏吐蕃兵60万救南诏，剑南兵在云南击破了他们，攻克敌人隰州等三城，俘虏六千三百人，因为道远，所以挑选其中强壮的千馀人以及酋长投降的人献上。
天宝十二年（753年），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率领岭南五府兵进攻南诏。
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率领7万军队进攻南诏。李宓打到南诏首都太和城外，阁罗凤闭壁不战。李宓的粮草耗尽，军队有十分之七八的人因为患瘴疠瘟疫以及饥饿而死。李宓率军返回，南诏追击，全军覆没。
相关轶事
唐朝初年扩张占据云南，有关云南地区的事务，由剑南节度使统管。天宝年间，权倾朝野的“天宝宰相”杨国忠，任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越嵩都督张虔陀改任姚州都督，负责监视与控制南诏。这些封疆大吏大多数是心术不正之徒，他们肆意干涉南诏的事务，有心挑起事端。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当阁罗凤带着妻小赴姚州拜会张虔陀时，身为唐朝都督，负有安边抚民重任的张虔陀，竟然当面污辱南诏王阁罗凤的妻子，惹怒了阁罗凤。事后，阁罗凤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派军将杨罗颠为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阁罗凤大怒之余，亲率大军攻打姚州，破唐姚州都督府，诛杀张虔陀，并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嵩都督府管辖下羁縻少数民族的的三十余个州县与部落。南诏在此区域设置“弄栋节度”，成为南诏“六节度”之一。
阁罗凤发动“姚州之役”，张虔陀被杀，实属罪有应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说张虔陀先是勾结吐蕃，企图夹击南诏；阴谋扶持阁罗凤的二弟诚节为南诏王，颠覆阁罗凤的统治；唆使爨崇道与南诏为敌，制造事端；更为南诏所不能忍的是，只要与南诏交好的唐朝官员，张虔陀一概不启用，偏偏重用那些仇视南诏的人，企图孤立南诏；张虔陀时刻进行军事准备，不时谋划军事袭击南诏；故意加重对南诏的赋税征收，征求无度。可以看出，张虔陀的这些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倾向，目的是激起南诏的反抗情绪，离间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唐朝宰相杨国忠集团一贯的手法。正如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新丰折臂翁》中所说：“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天宝十年（751年），唐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率兵6万人，分两路进兵征伐南诏，出戎州、巂州，到曲州、靖州。
面对严峻的形势，阁罗凤派出特使杨子芬、姜如之到曲靖鲜于仲通军中，向鲜于仲通陈述“姚州之役”张虔陀被诛的事实经过，说明事情的起因与过错在张虔陀而不在南诏，南诏愿谢罪请和。特使对鲜于仲通说，虽然吐蕃早已对南诏威逼利诱，但南诏不为所动，仍然一心向唐。吐蕃已是虎视眈眈，依据情势，如果唐军执意要进攻南诏，唐南双方交战，吐蕃将坐收渔翁之利。
鲜于仲通不为阁罗凤的真诚求和与谢罪姿态所动，继续率大军向洱海地区进发。当鲜于仲通兵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允和，反而扣留了南诏的使臣。大战一触即发。
南诏腹心地带洱海坝子东临洱海，西依苍山，是一狭长形冲积扇平原，南北长约50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近8公里，南端有龙尾关，北端有龙首关。这里先后建有南诏国的三座都城太和城、大趋城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从战略上看，东面洱海茫茫，水路进攻不易，西面苍山高耸，平均海拔超过3000多米，山峰罗列，峰顶终年积雪，要翻越苍山，由西向东攻击南诏腹地，也几乎不可能。南面，龙尾城西扼苍山，东边将西洱河天堑作为城壕，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北面，龙首关东临洱海，西依苍山云弄峰，占据着苍山与洱海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襟山带水，顺山势筑城，地势险要。
唐军的一队骁骑，在王天运的率领下，秘密绕道点苍山西坡，企图在漾濞一带登山奇袭南诏。鲜于仲通亲率主力，直抵龙尾关(江口)。此时，阁罗风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予理会。他心想，6万唐兵已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又有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西洱河东岸从水道向西进攻，同时由陆路猛攻龙尾、龙首二关，东西夹击，南北协同，可一举而下，直捣南诏太和城，成就非凡伟业。
对南诏来说，唐王朝大军在南，吐蕃大军在北，形势万分紧迫。南诏向唐王朝请和无望，只好向吐蕃求援。当时吐蕃御史论若赞正率领大军驻守在洱海北部浪穹(今洱源)一带，即命军队从浪穹急驰洱海之滨。南诏与吐蕃军队联合，奋力御敌。阁罗凤长子风伽异、大军将段全葛率军队，在苍山西坡“丘迁和’’即今天漾濞石门关一带，与唐军的精锐部队展开生死之战，唐军惨败，主将王天运战死，唐军“腹背夹攻，，南诏的计划落空。王天运被悬首辕门，唐兵远远看到，无不心惊胆颤。与此同时，阁罗凤亲自披挂上阵，率南诏和吐蕃大军与唐军奋力杀敌，经过洱海东岸的鲁川(今双廊)、鲁南(今海东)、江口(今下关)等战役，全歼唐军于洱海两岸，唐军主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只身逃离。第一次天宝战争，以唐军全军覆没，只有主帅鲜于仲通一人幸免而告终。
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唐朝宰相杨国忠谎报为空前的军事胜利；南诏被逼应战的事实，被歪曲为南诏勾结吐蕃，联合反抗唐王朝的谋反行为。唐玄宗一方面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攫升他为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另一方面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战死在洱海边的唐王朝军士，成为枉死的冤魂。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军队再度大举进攻南诏。
唐玄宗任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为主帅，兵分两路，一路由北方南下，一路从安南北上，浩浩荡荡，开赴云南，直取南诏腹地。
此次征战云南的唐朝军士，杨国忠不是就近从剑南节度征调，而是从两京、河南、河北等地征集平民百姓充当军人。北方人风闻云南为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历来去者无还，因此纷纷逃避兵役。宰相杨国忠下令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征兵所，闹得人心惶惶。
李宓率领总共军人与运输人员总共7万人的军队，一路攻击前行，于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六月抵达洱海之滨，从洱海东岸、龙尾关、龙首关三个方向对南诏都城太和城形成包围之势。南诏军队被唐军围困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坝子之中，形势万分危急。
李宓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的陇坪，统辖全军。他采用水陆协同作战的方法，一面命令士卒日夜赶造战船，做好从洱海东岸渡海作战的准备，一面指挥军队猛攻龙尾、龙首二关。阁罗凤运筹帷幄，密令军将王乐宽袭击唐军水师。唐军造船厂被捣毁，船只全部被南诏抢获，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水军受重创，唐军水陆俱进的策略受阻。
北面，唐军深入邓川，轮流攻击龙首关。李宓亲自上阵，试图攻下龙首关，长驱直人，与何履光部配合，南北夹击太和城。南诏的精锐部队“罗苴子”坚守龙尾关，挫败了唐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时，吐蕃军队驰援南诏，抄唐军后路，出其不意攻占了邓川。南诏与吐蕃军队内外夹击，打得进攻龙首关的唐军“流血成川，积尸壅水”，连主帅李宓也战死。
从南面进攻南诏的唐军，在何履光的率领下，经过苦战，突破龙尾关天险，直逼太和城下。但终被南诏军队击溃。
战事结束后，阁罗凤认为“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下令各地收拾唐朝将士的死尸，就地祭祀埋葬。据民间传说与考古勘察，当年南诏收葬唐朝将士尸骨的墓冢，有的地方称为“万人冢”，有的称“万人堆”“千人堆”，洱海周围的龙尾关、地石曲，苍山西坡丘迁和、洱源江尾大墓坪，洱海东岸的双廊、挖色、海东等地，都有分布，至今遗迹尚存。
天宝战争之后，阁罗凤北臣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南诏改国号为“赞普钟蒙国大诏’，阁罗风建元“赞普钟”。“赞普”为吐蕃语，意为“兄弟”，南诏与吐蕃从此结为兄弟之国。南诏乘势占据了大渡河以南的土地，同时与吐蕃一道，协力侵扰唐乇朝南诏、吐蕃结盟的约50年的时间里，战事频起，成为唐乇朝的心腹大患．
唐王朝方面，天宝战争使举国骚动．朝廷内外甚至是普通百姓．对杨国忠等执意发动天宝战争，深为不满。由于大规模的战争，使武将势力增强．藩镇割据情势加剧，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唐王朝深陷危机之中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乘机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起兵，发动了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唐朝最终依靠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等地的唐军才平定了安史之乱。盛唐气象，由此式微。
战争结果
公元751年（天宝10年）唐军6万多人由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进攻南诏。为了抵御唐军的进攻，阁罗凤向吐蕃求援。双方在西洱河（今大理市下关镇至凤仪镇之间）决战，唐军被南诏与吐蕃的军队打败，被俘被杀6万多。鲜于仲通只身逃走。阁罗凤从此投靠了吐蕃，南诏割据局面形成了。
公元754年（天宝13年），唐朝权臣杨国忠认为，下令强行征发7万平民百姓为军人，派新任姚州都督府李宓带兵征讨南诏国。
李宓到宰相代国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阴县人）恩师处辞行，并请教方略。郭元振勉励李宓以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法，攻心为上，并推荐从家乡怀着父亲的亲笔信，到长安（西安京城丞相府）找伯父郭元振的侄儿郭仲翔，郭仲翔文武双全，正是找伯父求职来的。郭元振推荐给李宓，李宓以丞相之份，把郭仲翔用作行军判官。誓师后，唐军行军到剑南地方，又有郭仲翔的同乡吴保安，任东川遂川方义县尉期限已满，来信请郭仲翔推荐从军效力，李宓经郭仲翔说情后，复信起用为营记（军营中的文秘）。
这时报到南诏军队已逼近姚州内地，李宓令唐军日夜急行到姚州，正遇南诏军队哄抢财物，毫无战斗准备，被李宓下令一战，南诏军队败退50里到元谋县界。行军判官郭仲翔建议：班师回姚州，然后派人先播将军的威德，招彝白兵民，使其内附；且不可深入其地，以免中南诏的奸诈计。李宓不听，还说敌人已丧胆，要扫清各溪洞，不在此时待何时？拔寨行到乌蛮（今天的彝族）界上，只见万山叠翠，草木蒙茸，正拟退到平衍处屯扎，寻找土人问路时，被洞主帅阁罗凤带各蛮酋兵如飞地穿林渡岭而来，用百发百中的木弓强驽药箭围住李宓军于太和城附近决战。唐军遭惨败，主帅李宓因作战失利，自愧不如，从今天的下关镇西洱河天生桥处跳水而死（1800多年前的那里也曾经是孟获最后被擒住的地方，现还保存有元明时的凤仪牧手书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碑一通）。
后世纪念
在点苍山麓，今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下关，有一座著名的“万人冢”，冢中埋着唐天宝战争阵亡的数万将士的尸骸，“枯骨卧黄昏”，至今已有1000多年!它是那样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引起多少墨客骚人、政治家、军事家们的感慨和凭吊，昭示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失败原因
由于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遭到了人民的反对，加之当时人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和平生活，“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刀箭”，更何况前度“征蛮”全军覆没的教训，谁也不愿白白送死。尤其是当时人们对云南的神秘怀有恐惧心理，大诗人白居易借新丰折臂翁之口叙述当时人们对云南的印象说：“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因此“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2]。”但杨国忠哪顾得人民的死活，强行派人分路抓捕男丁，成批铐送征兵所，竟达7余万人!战争的非正义性、人民的反战心理与杨氏的倒行逆施，成了这场征南之战更大失败的先兆。
战争影响
天宝战争的失败，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政权。不久安禄山、史思明等在北方发动了“安史之乱”叛乱，唐朝日益衰落。南诏打败唐朝以后，利用战俘唐军汉人中文化较高的人材，在各方面传播培育南诏土著民族，在文化、医学、军事、种养业和冶炼、政治等方面得以较快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接着便四处用兵，向周边地区掠夺财物，扩张土地，使南诏的疆域东接贵州、广西，北抵大渡河，南至越南、缅甸边界，西部与古代印度为邻，面积达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强大国家，今天的云南全省都在它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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