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0年12月27日），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杂文家。
1961年参加编辑《前线》半月刊《三家村札记》专栏。代表作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四卷）等。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84岁。
中文名廖沫沙
出生日期1907年1月16日
别名廖家权，笔名繁星
代表作品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
职业文学 中国著名作家
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市
逝世日期1991年12月27日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毕业院校上海艺术大学肄业
人物生平
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军人家庭。后全家迁回湖南。5岁上私塾。1919年入长沙县立高小读书。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完成小学学业。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教师的思想影响。1922入长沙师范学校，后求学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撰文《人间何世》，批评林语堂创办的宣扬“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人间世》，林语堂著文反击，掀起一场笔战。得到进步文化界的了解和支持。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矶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以后两年中写了大量杂文。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他承担秘密工作任务，开展地下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坚贞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1936年夏，经营救出狱。1948年，在丧偶10多年之后，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
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
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1979年初平反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
1991年12月27日病逝。
主要作品
《鹿马传》《分阴集》
《廖沫沙杂文集》
《纸上谈兵录》
《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著）
《瓮中杂俎》
《余烬集》
《廖沫沙全集》五卷
轶事典故
1991年12月27日，作为“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了。[1]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1]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1]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1]
廖老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要勤奋，贵以恒。任何一门知识都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内达到路路通。”[1]
养生之道
廖沫沙老人在迈过人生的第83个春秋之后，于1991年12月逝世。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岁寿辰，在湖南同乡向他祝寿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廖沫沙曾是冤案“三家村”的成员之一，几乎人人皆知。其他两个成员邓拓、吴晗已在“文革”中先后罹难。因此，他的养生之道是从当时批判“三家村”那场劫难讲起的。“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在十年浩劫中，廖老常“自嘲”解闷：“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一次他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晗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恼，他低声对吴啥说：“咱们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高兴起来，问：“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老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批斗会结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廖老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以后他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他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养成了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这正是他养生保健的基础。
廖老养生之道的第二点是坚持有益的生活习惯，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进北京城，他都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即在床上从头顶至脚心进行按摩，再穿衣，上厕，洗漱，喝一杯凉开水。天暖时每天都要跑步，入冬后，是打开门窗，在书房里锻炼。锻炼的程序是：抡胳膊，甩腿，将腿架在书桌上压压。随后揉腹部，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做180下，边揉边做深呼吸，廖老说，揉腹可使六气补于合谷，能镇痛通络，祛病延年。
廖老的早点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饭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觉，晚上用温水擦洗全身，晚上11时准时睡觉。据廖老夫人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
读书体会
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 、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
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
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
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
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张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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