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1919年8月5日-1996年8月10日），字帝源，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那洲村，广东人，毕业于鲁迅艺术文学院。[1]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古元1939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开始木刻创作；1941年任鲁艺美术工场木刻组长，并担任部队美术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同年，延安版画作品被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1959年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擅长版画、水彩画，年画《毛主席和农民谈话》获第二届全国年画评奖二等奖。1987年接受卢森堡大公授予的皇冠勋章。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徐悲鸿称其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代表作品有《结婚登记》《减租会》《刘志丹和赤卫军》《炊烟》等。[2][1]
中文名古元
国籍中国
民族汉
逝世日期1月9日
毕业院校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
代表作品运草、毛主席和农民谈话
职业画家
出生日期1919年8月5日
出生地广东香山县那洲乡(现属珠海市)
大事年表
人生经历
从高空俯瞰大地，中国的版图上有一座山和一条河曾生养过“中国艺术中一卓绝之天才”（徐悲鸿语），这山旧称香山，这河乃为延河，这位艺术天才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三任院长，人民画家古元先生。1919年，古元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湾镇那洲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唐家湾镇人杰地灵，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一大批历史名人都生长于兹。1937年7月卢沟桥战火燃起，日寇的魔爪伸向中国，广州也遭日机的空袭，古元被迫停学回到家乡，在一所小学校担任代课教师。空闲时同弟弟古文胜带着干粮和画具步行到唐家前环、共乐园、龙谭叠石等名胜作水彩画写生。这里的村舍、山峦、溪流、海湾、渔帆、海岛等大自然景物，实在太美丽了，他借景抒情，画出一幅幅诗一般优美的图画，从上午画到太阳下山。他说：“我对山川风物很喜爱，尤其喜欢带有劳动人民乡土气息的景色。我常常带着画具到生活中去观察思考，寻找自然界和生活的美，通过风景画表达我内心的情意。”然而，他又感叹美丽河山就要被豺狼蹂躏。他于是在教课之余绘制一些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张贴在家乡的街头上，这是他首次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他又积极参加来村里的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担任美术宣传工作。后来又结识宣传队成员谭福鑫（解放后首任中山县委书记，后改名谭桂明）和杨维学，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38年夏天，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奔赴延安，入读鲁迅艺术学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军从唐家前环和香洲环登陆，珠海地区全部失陷。由于爆发太平洋战争，古万建被中断侨汇，经济无援，家乡闹饥荒，他夫妇二人和子女古素然、古罗结、古文伦因饿病而相继去世。古元知道后万分悲痛，对日寇的入侵更加切齿痛恨！他深切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以画笔作武器，深入农村和战地生活，用木刻创作出有时代感召力的《运草》、《减租会》、《离婚诉》、《练兵》、《部队秋收》、《哥哥的假期》、《人民子弟兵》、《拥护咱们老百姓的军队》和后来的《人桥》等名作。人物写意传神，撼动人心，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他在绘人物画的同时，不忘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认为“欣赏风光性作品不但有美的享受，还可唤起人们对国家土地、自然环境的热爱，即使敌人侵犯，也要誓死保护。”表达了他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古元的艺术作品，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地位，他是从生活出发，吸取题材，然后用艺术手法表达思想感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辛勤的蜜蜂，“从人民生活的泉水中酿造出精神的甜蜜”。古元的版画摆脱了西方木刻的影响，创造出阳刻为主、构图多变、简洁、明朗、清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独特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出现，成为在中国新兴版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突破。古元晚年对故乡仍一往情深，历岁弥浓，他的山水笔墨最早是家乡滋养的呵。1983年，他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进入故居，见到放在神龛里父母亲的肖像因年久模糊了，就重新素描两幅画像，以表哀思。他很怀旧，望见祖屋前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的一棵老榕树，即景生情，花了很多心血去构思，画出一张很大幅的榕图，名为《榕树下》，表达故乡是他的根。他在临终前仍不忘家乡，嘱咐家人把他大部分作品捐献给家乡人民。珠海政府在山场村石溪建成古元版画艺术纪念馆，让古元的版画重放异彩。而今古元故居已完全修复，现已免费对外开放。
卓绝天才
古元：现代中国版画界“卓绝之天才”。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当时艺术大师徐悲鸿于展览会上见到古元的木刻，兴奋地在报上发表文章，称其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
新中国成立后，古元的作品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生活为主，抒情风格和独特的水印技巧与语言迎来其创作历程中的另一高峰。他去世时，曾经受其影响颇深的当代艺术家徐冰，在文章中分析道，他的作品呈现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而不是话剧中的中国人，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历史如何塑造了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这样一位艺术家又能给我们当下艺坛给予何种启示，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3]
生活的新气象
我们笼统地将古元木刻创作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依照历史的线索来展现这位艺术家的心路历程。
古元191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那洲乡（现属珠海市）。1932年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学习，他爱好美术，课余常作水彩写生。1938年春天回家乡农村当小学教员，并参加民众抗敌后援会工作。9月由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介绍，到达陕北，入陕北公学学习，课余参加美术小组，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开始练习木刻。次年1月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第三期正式学习木刻创作。《运草》是其1940年在学习期间所作的重要作品。从他对马的运动神态以及车轮结构的准确把握，黑白对比关系、柔和气氛的精心经营，可看出他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及木刻技术的日臻成熟。[3]美术家、教育家
1940年6月，古元于鲁艺毕业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入仓》、《牛群》、《铡草》等反映碾庄人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这几件作品都比较注重对画面灰调子的刻画，黑白层次细腻丰富，气氛恬静，韵味隽永。第二年5月，古元离开碾庄回到鲁艺，在美术工场任木刻组长，并担任部队艺校美术教员，创作了《逃亡地主归来》、《骡马店》等作品。《逃亡地主归来》刻画地主全家骑着马或毛驴，载运着箱柜缓缓行进在归家途中的情景，前面由一名驼背长工牵马引路，后有一只哈巴狗紧紧跟随，颇为生动形象。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古元积极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并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哥哥的假期》就是在这一年创作的。作品表现的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假期中回到家中为家人及乡亲们所围聚的欢乐场景。战士在兴致勃勃地讲述着部队生活，乡亲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小姑娘上前指着战士的臂章比划着“八路”二字，另一位小姑娘则左手拿着报纸右手牵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穿戴上战士的行装，笨拙地模仿着战士的动作。整个场面洋溢着极富感染力的快乐气息。《哥哥的假期》有两个版本，初拓本整体上显得明朗，刀法也比较丰富，画面较为轻松活泼，但个别人物刻画稍显单薄；另一个版本则在刀法刻线方面更加统一规整，人物刻画的层次也更细腻，某些人物动态的细微调整和明暗关系的再处理，使画面组织更加紧凑，形式感更强。古元的版画参加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展，引起极大关注。徐悲鸿先生给予很高评价，将其誉为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1943年延安整风继续进行。古元随运盐队到三边体验生活。这一年创作成绩显著，《离婚诉》、《宿营》、《练兵》、《八路军秋收》、《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都是这时的重要作品。《离婚诉》也有两幅。两幅的构图、人物形象塑造及表现技法完全不同。第一幅作于1941年，以阴刻为主，表现众多乡亲围观一名妇女向蹲在桌上吸旱烟的村干部倾诉自己不幸的场景，画面色调浓重，层次感强；作于1943年的这幅同名版画则是另一种艺术面貌。以阳刻为主，画面极为简洁明快，执笔的村干部、诉苦的妇女，门口围观的乡亲，以及村办公室的陈设交代得清楚明了，让人一目了然，整幅画面格调清健，富有民间意味。《减租会》是堪称典范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减租斗争，农民将地主团团围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条说理，有人拿出账本，有人在交头议论，有人在吸烟沉思，抱着婴孩的妇女也参加了会议，地主被围困在中间，一手抚怀，一手指天，替自己作着辩解。人物众多，但表情神态各异，形象动作无一不鲜明生动，既符合了主题揭示的需要，又没有扭曲真实的面貌；陈设道具皆富于典型性，画面黑白对比处理精到，组织布局张弛有度，场面戏剧感强。1944年鲁艺美术工场改为研究室，古元任研究生、创作组长，因历年在美术创作的杰出成绩，被选为甲等文教模范，参加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受甲等奖。这一年他创作了《给老炊事员祝寿》、《人民的刘志丹》等优秀作品。《人民的刘志丹》是一幅描绘历史题材的图画，描写陕甘宁边区创造者之一的刘志丹前往新解放的村庄接见贫苦群众的情景。对刘志丹睿智坚强的领导者形象与勤劳善良、深受苦难的群众热忱拥护刘志丹场面的刻画丝丝入扣，情感交融的场景与奔放有力的刀法相得益彰，版画语言的特色和主题形象的彰显均表露得淋漓尽致。1945年11月古元随鲁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因途中交通受阻滞留华北解放区。在那里，他担任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转入东北解放区后，他又再次参加土改。这一阶段，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焚毁地契》和《人桥》。前者描绘了土改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农民们冲进地主宅院，将地主的土地房产契约翻搜出来一把火烧掉，升腾的火焰，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群，构成农民革命胜利的戏剧性画面。[3]
抒情“诗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的气氛以及社会建设的火热场面给古元以巨大鼓舞，他以画笔辛勤地歌颂着革命的历史和新的社会生活。建国初的几年，他的艺术道路较为顺畅，政治地位也很高。他参加了当时政府极力推崇的新年画运动，作品《毛主席和农民谈话》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二等奖。他又曾访问朝鲜和印度，创作了反映中朝共同抗美以及印度人民热情好客的版画。1956年他创作了众多艺术家都表现过的题材《祥林嫂》，但他通过对人物形貌及眼神的深入刻划，生动准确地展现了原著中的人物精神，给人以强烈的震撼。1956至1957年古元创作中另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甘蔗园》和《刘志丹和赤卫军》。他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刻划了莺雁翻飞、一片绿色蔗园里，农民们在收割甘蔗的富有诗意的画面。而刘志丹的题材他之前已经有过成功的创作，这次以向心团聚的构图方式表现了刘志丹与环绕四周的赤卫军在战斗间歇畅谈的热烈场面。用笔大刀阔斧，黑白对比强烈，繁简结合得当，虚实相生，可说是又一幅完美成功之作。
然而在1957年的时候，古元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好友江丰被打成“右派”给他很深的刺激，他也因为替江丰鸣不平而受到批判，幸有某位中央领导力保才未被划成“右派”，但他还是被下放农村劳动，心境受到影响。 不过很快他便得以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3]
古朴泰然
他沿着讲究色泽与朦胧的抒情格调的水印版画一路于1962年创作出了可视作建国后巅峰之作的套色木刻《玉带桥》，画面里的弧形桥身如白玉般洁白，拱形的桥洞与映射在池水中的倒影形成完整的椭圆，有垂钓者立于桥下，岸上绿树葱葱，池水中荷叶翩翩，粉红的花蕾与行走在桥上的持红伞女子形成呼应，构成和谐美好的景致。很显然，他的创作取向受到当时版画整体环境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层对于风景画有所提倡，版画中出现了向抒情的、优美的、细腻的方向发展的取向；而古元本人一直都对抒情性的风景写生有着浓厚的兴趣，两相结合铸就了他的创作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文革”开始的时候，古元如其他很多艺术家一样被迫停止了创作。但1972年他又被借调回北京，获得创作和参加美术活动的机会。
“文革”一结束，古元便欢欣鼓舞地创作了喻示新时代来临的系列新作，如《十月的喜讯》、《悼念和战斗的诗篇》、《初春》、《瑞雪》等。“文革”之后，古元的行政领导工作逐渐多起来，社会活动也较为繁忙，但他仍然坚持下乡写生，表现壮美的自然风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创作了一些富有寓意的作品。比如《给人们甜蜜》，通过表现养蜂人和蜜蜂的劳动表达为人民酿造精神甜蜜的主题。这个时候的作品总体风格上延续了以前的路子，但更趋简练，更讲求强烈的视觉效果。
古元对于自己的艺术方向是抱着坚定的态度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新潮美术兴起的年代，在他的一次个人展览上，有观众留言道：“你的展览会我几分钟便看完了，老一套，希望你赶快创新！”可是古元却处之泰然，并不为之动摇。这构成他艺术生涯中颇具意味的一个插曲。他对自己的艺术有足够的自信。他曾说：“艺术上应该各行其道，我不要求别人走我的道路，别人也无权要求我和他走一样的道路。”[3]
古元的意义
作为延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版画家，特殊的生活场景、学院教育和政治思想塑造促成了他创作的政治立场、审美倾向以及技术手法等。延安的生活战斗景观让他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以把握艺术武器，继承鲁迅革命传统，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切服从抗战为办学宗旨的鲁艺让他在教育学习中掌握技术，在生活劳动中汲取养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锻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艺术创作的立场、深入生活的视角，进而影响到创作表现形式的选择。毛泽东在“鲁艺”视察的讲话阐明艺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鲜明阐述，对古元的艺术创作起到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后者使他的创作更加注意反映边区的政治生活，同时在处理这些政治生活题材时，思想上的倾向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以图使自己的艺术起到宣传党的思想政策的作用。在配合政策、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积极探索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产生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明朗简洁的艺术作品。古元的木刻在思想内容上适应了抗战需要，但又不是简单地图解革命概念，他还十分注重发挥版画艺术的特点，构图刀法皆精心经营，注意来自生活基础的细腻塑造。当然，他对沉静自然、单纯朴实的风格的追求还与其朴素温和的个人气质有着密切联系。
让当代艺术家徐冰念兹在兹的古元的魅力，更多的也是指向延安时期，他说，古元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性及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社会革命运动，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这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以他为代表的艺术家对社会的参与实践、对艺术语言的改造和建设，以及抛弃旧艺术的腐朽气和消除生吞西方艺术的痕迹，获得与人民相濡以沫的平和自然等功绩，极容易让我们联系到当下中国艺术家们在面对传统和西方时依然存在的困窘处境。但我们应该看到，古元他们的革新精神是在政治的强力左右下，在与所植根的土地深入接触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家所遭遇的炼狱般的思想与心灵的锻造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思想烙印是如此深刻，使得那一代艺术家很难再产生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也是值得我们深省的。[3]
美术馆
古元美术馆是珠海市第一座市立美术馆，落于珠海市梅华东路 388号此地有崇山摩崖，茂林修竹，石溪潺湲，映带左右。该馆占地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160.9平方米，集美术馆、小型博物馆和个人纪念馆于一体，而主要履行美术馆典藏、研究、展览、教育、服务、交流等六大功能。它是以中国杰出的人民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古元之名而命名。据介绍，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古元美术馆建成后将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展出书画、摄影作品的博物馆，更是一个现代的美术馆，该馆将被打造成为与国际美术馆接轨、国内顶尖的美术馆，建成后将会引入国际高水平的艺术展览。该馆同时与中国版画家协会联合在该馆建立古元研究基地和中国版画培训基地。
工作经历
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水彩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作品有《减租会》、《烧毁旧地契》、《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枣园灯光》等。出版有《古元木刻选》、《古元水彩画选》等。
于1996年8月10日不幸病逝，享年77岁。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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