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中文名常平仓
避免了“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意 义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文 献《管子》
原 理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
作 用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
来 源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
基本内容
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
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发展
晋朝
汉以后，常平仓置废不常。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立常平仓，丰年则籴，岁俭则粜。齐武帝时，米谷布帛价贱，议立常平仓市买积储，永明六年（488），诏出上库钱于京师市买，令诸州各出钱于所在地市买储之。据《通典》，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秘书监李彪奏请折诸州郡常调九分之二及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岁俭减私十分之二（《魏书·食货志》作“加私十分之一”，为误。）粜之，遂颁诏施行。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令诸州郡置富人仓，亦用常平之法。
隋朝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置常平监于京都，常平仓于陕州。同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成时，按贫富为差户出粟一石以下，储之闾里以备凶年赈给，名为义仓；五年，遂依其议诏立义仓。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命州县并置义仓，凡置地亩纳二升（高宗时改为按户等出粟）储之，凶年赈给或贷民为种秋熟纳还。十三年，令洛、相、幽、徐、齐、并、秦、蒲诸州置常平仓。高宗时，置京都东西市常平仓，并设常平署官。玄宗开元七年（719），扩大设置常平仓的地区，并定常平仓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两千贯，下州一千贯；大抵谷贱时加时价三钱为籴，不得抑配，贵时减价出粜。天宝四载（745）丰收，命义仓亦准常平法收籴，义仓遂兼有常平职能。天宝八载，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山南、江南十道常平仓粮共四百六十余万石。安史之乱，常平仓废。德宗即位（780），始复京城东西市常平仓，后户部侍郎赵赞奏准于津要都会各置常平本钱，置吏征商人税并竹木茶漆等税充之，然因军费浩大，所税随得随尽，不能用于常平。宪宗元和元年（806），规定诸州府于每年地亩税内十分取二以充常平仓及义仓，依例籴、粜或赈、贷。自此常平仓与义仓职能合一，并称常平义仓。文宗开成元年（836），又命官民田土常赋外每亩另纳粟一升，于诸州所置常平仓逐年添储，会昌中停罢。
宋金时期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至二三千贯为籴本，每岁夏秋谷贱，增市价三五文收籴，遇谷贵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若三年以上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景■以后，由于常平积有余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钱谷经常被挪移助充军费。熙宁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仓法遂为青苗法取代，其所积钱谷一千五百万贯石（包括广惠仓所积）亦充作青苗钱本，每岁夏秋未熟前贷放，收成后随两税偿还，出息各二分。七年，改为一半散钱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钱本一次，一半减价出粜。九年，各地常平钱物“见在”数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万余贯石匹两等。绍兴九年（1139）重建常平仓后，恢复籴粜散敛旧法。乾道三年（1167），诸路常平、义仓所积，计有米三百五十七万九千石，钱二百八十七万一千贯，其中绝大部分尽是虚数。如信州，帐籍所载为九万三千石，上报之数为六万八千石，复经盘量只有一万二千九百石。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仓之制，丰年增市价十分之二以籴，俭年减市价十分之一以粜，命全国推行，但不久即废。章宗明昌元年（1190），复立，按郡县户口数储足三月之粮即可，令提刑司、诸路计司兼领。三年，以其往往有名无实，颁地方官奉行勤惰奖罚之法，并定制：县距州六十里之内者就州仓，六十里之外者别置。原定储三月粮，改为按户口多寡定储粮数，自两万户以上备三万石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五年，全国置仓计五百一十九处，积粮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余石。
元朝
元代，宪宗七年（1257）初立常平仓，不久停废。世祖至元八年（1271）复命各路立仓，由本处正官兼管，按户数收贮米粟，增时价十分之二经常收籴，不得摊派百姓。当时收贮至八十余万石，后仓粮起运尽空，不行收籴，名存实亡。十九年，命依旧设立，其仓官人等于近上户内选差，免其杂役；地方官仍按月将发到籴本价钞及收籴支纳情况上报户部。但因官吏多不尽责，实际上或存或亡。至大二年（1309），命路府州县皆置，并定设仓官三员，于流官中选任，然而同年御史台即以年岁不登奏请罢去。文宗天历二年（1329）复命各地官司设立。元末，常平仓的弊端更甚，行省所发籴本被各级官吏层层克扣，发到乡都已所剩几无；于是摊派民间领钞纳谷，胥吏与里正主首又从中作弊；或籴本被贪污挪用，官吏为应付上司检查，临时收籴劣谷充数，未久即腐变；或减价发粜时，被贪吏、奸商、权豪势要者抢购一空，贫民反不能受益。
明清时期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出官钞籴粮贮之以备赈济，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遂为一代定制，取代了常平仓。明末又在辽东、延绥一些边镇设立常平仓。清顺治中，各府、州、县俱置常平及义、社仓，责成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十七年，定仓谷籴粜之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如遇灾荒，即以赈济。康熙年间，又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义仓储粮永留本境备赈。并规定了大、中、小州县应储粮数。后以籴本不足，命州县官“劝输”常平等仓粮。“永留本境”的规定也往往不能执行。中叶以后，弊端日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
谷储量
关于常平仓的谷数，清初军务倥偬，并未限以额数，至康熙四十三年，各省常平仓储规模粗具，始议定积储定额。当时规定，各省府州县积储米谷，大州县存万石，中州县存8千石，小州县6千石。其余按时价易银解存藩库。但因南北地方气候不同，北方易于存储粮谷，故清廷规定，各州县额贮谷数略高一些。如山东、山西，大州县存谷2万石，中州县1万6千石，小州县1万2千石。陕西咸宁、长安二县额贮谷达7万5千石。南方如江苏、四川，大州县仅五、六千石，中州县四千石，小州县二、三千石。
雍正一朝，于仓储积弊厉行整顿，屡派大臣赴各省盘仓，凡有亏空，一面惩治官员，一面勒限补足，务使仓储足数无亏。三年，雍正帝特谕大学士等：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朕屡降谕旨，令该督抚严饬州县，及时买补昔年亏空之数，无如苟且迟延，奉行不力。今直省地方，俱著定限三年，将一应仓谷，买补完足，“不得颗粒亏欠”。三年之后，必特差官员前往盘查，如有缺项，“定行重治其罪”。
历经雍正朝之整顿，乾隆初积储渐多，全国常平仓储总数逾4800万石。官聚太多，成为各省米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乾隆十三年又重新调整各省定额：“常平积贮，所以备不虞，而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致米价益贵。”考虑到粮食止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势之自然”。考之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常平已有定额，直省常平积谷之数，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加储者，以次出粜，“至原额而止”。四个月后，乾隆帝复定：直省常平仓所存米谷，康熙年间或未经定额，或定额无多，难以稽考，“应照雍正年间旧额”；云南地处边疆，不近水次，陕西所属沿边积储兼备军粮，雍正年间仓储多寡亦属无定，二省均应以乾隆年间所定之额为准；福建环山带海，商贩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谷无几，贵州跬步皆山，不通舟楫，三省仓储均宜充裕，“应以现存之谷作为定额”。合计以上直省积谷，总计3300万余石，较之乾隆十三年以前存仓之额，计减1431万余石，令各该督抚视所属府州县大小，“均匀存储”；其间有转运难、出产少、地方冲要以及提镇驻扎、各省犬牙交错之处，亦令“分别加储”。[1]
弊端
“地方积谷备用，乃惠济穷民为第一要务。”被推崇为“意美法良”的常平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嘉道时期，其弊端也逐步显现。
首先，作为一种官办仓储，常平仓主要设于城市，在灾荒时对乡村地区社会救济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距乡村较远，且开仓时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手续颇繁，往往坐失良机。另一方面，每年平粜时，正值青黄不接，可实际上，“远者艰于跋涉，近者亦难于守候，徒为奸胥一二无赖之徒之利，而民鲜沾实惠焉。”常平仓均设在通都大邑，加之仓吏之勒索，穷乡僻壤之民难于受惠。道光年间，山西平粜仓谷，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离城较远之乡镇赴城领谷，实候稽迟，诸多耗费，不得不就近粜卖”。而一旦年景良好，地方又勒派平粜，有不愿领谷者，“每石勒贴制钱一千四百文不等”。另外，因常平仓出粜，有利可图，广西因卖谷例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私肥囊橐”，以致仓谷日渐亏空。
其次，采买方面的弊端也开始出现。按例，每年秋天常平仓都要采买仓谷，填补出粜、放赈后仓额的不足。但地方官大多领银后并不及时采买，拖延时日，“仅以粜价存公，屡经交代，挪新掩旧，任意侵吞，以致仓庾空虚，毫无储备”。胥役、里保也“多方需索规费，以致有力之家辄贿求书吏，匿报其承领者并不上谷，惟加倍缴价入官，名为帮费”，“朝廷足食之经，为私家肥橐之计”[36]。由于采买仓谷有利可图，有些州县超出定额多买，比如道光年间，河南州县应采买一千石者，“即买至二、三千石不止”，常常导致粮价上涨，“如谷价甫平，官遽采买，致米如珠而日以贵”。
嘉庆五年（1800年），嘉庆帝称，采买一事，远赴邻封，地方官以运费无出为词，派累闾阎，巧为脧削，“是便民而转致累民”。嗣后除各省附近水次，舟楫可通地方，著即于邻境采买外，其不通水路者，仍准其在本地采买，“不必远赴邻封”。[38]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议准：直省州县采买常平谷石，领价后勒限六个月买补，逾限不买，即由藩司查取职名咨参，罚俸一年，再限三个月买完；倘限满仍有未完，革职留任。次年复称：州县买补仓谷，未完捏报全完者革职；该上司循庇不参，降三级调用，失察者罚俸一年。又议准：州县采买仓谷，如有勒派具领，暗收折色，及短发价值者，俱降三级调用。但以上规定无非一纸空文，难收实效。
常平仓谷之亏空，向为清廷之大忌，故嘉道时期，清廷关于此问题的谕旨极多。嘉庆五年正月初九日，嘉庆帝特谕各省督抚称，“国家设立仓库，原备各省缓急之用，岂容稍有亏缺”。若清查过急，州县借弥补为名，复有劝捐派累之事，是为民反成害民之举，理财变为聚敛之弊矣。若勒限在任弥补，则是剜肉补疮，无益有害，“朕深知此弊”。大抵州县亏空，“不畏上司盘查，而畏后任接手”。究其原因，乃在于上司不能周知，盘查仍须书吏临期挪凑；而惟后任接手，自顾责成，无不悉心查核。故通过官员接交，亦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与震慑作用。但此皆从前之黄历，非近年情形。近年则新旧任交相联络，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设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具欠券，公同书押，以国家仓库作为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凡此弊端，“朕在深宫皆知”，况亲临之督抚，“独不知乎”？知而不作为，“保全一贪官，害百万生灵”，罪莫大焉。
至于常平仓储量之减少，到底开始于何年，似难于肯定。嘉庆四年，光禄寺少卿戴均元条奏仓储折谓其时实贮在仓之谷石，十无二三。嘉庆帝因而下令各省督抚加以稽查。而户部则奏称，各省常平仓积久弊生，即无须接济之年，亦以出陈易新，“藉词支放，染指分肥”。出仓既已短发，还仓又复浮收，良民未受其益，官仓已被其亏。故他们宣布，“嗣后无灾年份不准出借，以除民累”。[42]因噎废食，可见清廷已经对于出仓之弊端，束手无策了。
道光时，仓储之数益不可问。道光十一年，经御史卞士云奏请“饬直省严核常平仓储”，经四年工夫的清查，最终到道光十五年，得到各省常平仓谷实存总数。各省现存谷2400余万石，历年动缺谷1250余石，亏缺征变谷270余万石，粜缺借缺谷310余万石，虽尚存有粜价银110余万两，并未随时买补，统计缺短谷1800余万石之多，“及几额贮之半”。道光帝指出，积贮为民食所关，国家设立常平仓，存贮谷石，“为有备无患之计”。各该省遇有动用，必须随时买补，颗粒无亏，以期缓急有恃。近年各省仓谷动缺如此之多，总由各州县玩视仓储，“既不慎重出纳，该管上司复不实力稽查”。此时若不急加整顿，已缺者永无归补，现存者任意侵移，“尚复成何事体”！但此谕发布后，却并无下文。
常平仓与经济学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页）
不过，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中国儒化之深，钱氏亦难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叹可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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