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同名父子，父亲为一任总统，儿子为第九任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艾伯特是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生致力于实际工作，而避免理论上的纷争。在他任期内，为妇女争得选举权，为平民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他领导德国走过一段艰苦的路程，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支持。
中文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国 籍德国
出生地海德堡
逝世日期1925年2月28日
外文名Friedrich Ebert
民 族日耳曼
出生日期1871年2月4日
职 业德国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
基本资料
中文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外文名：FriedrichEbert
国籍：德国
民族：日耳曼
出生地：海德堡
出生日期：1871年2月4日
逝世日期：1925年2月28日
职业：德国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
早期经历
海德堡：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1871年2月4日，即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为德国皇帝并从而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之后数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一个裁缝9个孩子中的第7个在海德堡老城降生了，他在普通百姓的环境中成长，生活比较有保障，但也很受束缚。他经历了对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的孩子来说典型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公立学校，学习过制鞍工的手艺，然后就去徒步游历学艺。
徒步游历学艺
两年多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德国徒步游历学艺。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熟悉了新的劳动技术。糟糕的社会条件和对失业的恐惧促使手工业者紧密团结在工会和行业协会当中，后者则给他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帮助。至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何时何地加入工会和制鞍工行业协会，以及何时何地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并非毫无疑问。艾伯特的游历学艺生涯处于《反社会主义非常法》（1878-1890）实施末期。帝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Bismarck)原本想借助于该法案来镇压正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但是他的企图徒劳无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时作为政党和工会活动的组织者同样积极开展活动，并因为他的事业而遭受职业上的损失。
社民党的希望所在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由男性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对政府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旧势力的精英分子想要维护现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他们尤其反对正处在上升期、为所有公民的平等和社会的民主化开展斗争的工人运动。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觉得受到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威胁。社民党被批判为颠覆政府的政党，其追随者被作为帝国的敌人在社会上遭到排斥，在政治上遭到打击，还受到警察的监控。但是，社民党在急速推进的工业化背景下仍然持续蓬勃地发展起来。
不莱梅：从制鞍工到工人秘书
1891年5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来到了不来梅，在以后14年里，这座汉萨同盟城市成为了他的故乡。在这里，他建立了家庭；在这里，他从众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宣传者中的一名成员晋升为社民党的高层领导。他曾试图在其熟悉的手工业领域独立开业，但失败了。在短暂从事编辑工作后，从1894年开始，他租赁并经营起一家饮食店。不过，对工人运动孜孜不倦地投入最终促使他从事一份有薪的工会工作：1900年，艾伯特成为工人秘书。如果说他在游历学艺期间还主要关切自己的职业阶层的状况的话，那么，现在他开始了解整个工人阶级的疾苦了。这些直接的体验在后来也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
关于生活状况
严重的阶级对立烙刻在帝国身上。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是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他们的经济基础往往是拥有大片土地，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提升的资产阶级则通常以贵族阶层为榜样。工人数量也随着德国的飞速工业化而急剧增加，但他们的生活为生存的烦恼所困。他们的工作条件一般都很艰苦，收入微少。他们在大城市内的居住状况也是可怜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亦很少。1902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这两位不来梅工人秘书提交了一份关于不来梅工人状况的社会统计调查报告。它使人们对世纪之交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所了解。
路易瑟·艾伯特（Louise Ebert）
1894年5月9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20岁的工厂工人路易瑟·伦珀（Louise Rump，1873-1955）结婚。她来自于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正如她后来自己所写，在她的青少年时代不得不忍受“许许多多艰难困苦”。她在结婚前从事女佣和报酬很差的糊纸箱工的工作，但同时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在从政党领袖成为国家总统的道路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从他的妻子那里获得了支持，同时，她也熟悉了由她丈夫的政治道路所决定的任务，并在后来作为国家总统夫人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家庭
艾伯特家的家庭生活鲜为人所知。对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来说，家庭生活（他曾经称之为“家庭聚餐交谈”）以及家庭和睦很重要。对孩子们的教育也建立在艾伯特从手工业者环境中所受影响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家庭观念、遵守纪律、勤奋、知足、献身精神和节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儿子卡尔（Karl）是这样回忆父母家的习惯的：“……在父母家，首先要在拥有一切自由的情况下练习遵守纪律。还有什么习惯呢？准时到饭桌吃饭，有秩序、有规律的生活，绝对遵守由上级机关制定的房屋管理规章。”在他的女儿阿玛丽（Amalie）1923年出嫁时，艾伯特希望她有“生活的勇气，具体表现为勤奋、能干、有干劲，以及经常高度刻苦”。他还告诫她，保持在父母那里学到的“恪守忠诚和直率、朴实的市民精神”。
政治生涯
在不来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作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宣传者和编辑，获得了社民党党务工作者的职位。和许多在手工业环境里出生的且本身学过一门手工业手艺的同一代社民党干部一样，他通过高强度的自学来扩展自己的知识。在党内和工会内部担任众多领导职务的他，同时造就了组织方面的能力。此外，作为不来梅市议会的成员（1900-1905），他还积累了议会工作的重要经验。
他每天要面对普通百姓的问题。这塑造了艾伯特的政治立场。在本党内部改革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革命分子之间的阵地斗争中，他站到了改革分子一边。他不怎么关心关于政党理论是否有效的争论，而是想要撇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改革过程中实现民主与社会进步。
当地的社民党开始时由面向改革的干部领导。但是，力量的天平逐步朝着有利于激进派的方向倾斜。艾伯特从来不是不来梅社民党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与日俱增的党内斗争增强了艾伯特离开这座汉萨城市的愿望。随着他1905年9月在耶拿党代会上被选举为社民党党中央理事会书记后，他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了。
柏林：党的理事会
1905年12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他的家人一起从不来梅迁居到了柏林，以便从事他在社民党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书记工作。在后来的20年里，柏林成为他人生中继海德堡和不来梅之后的第三站，同时也是最后一站。34岁的艾伯特是党的理事会中最年轻的成员。诸如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保尔·辛格（Paul Singer）或赫尔曼·莫尔肯鲍尔（Hermann Molkenbuhr）等党的创始人，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实行之前就加入了社民党，在这些人中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代表着新一代人。究竟是谁在1905年耶拿党代会前事先建议选举他进入党的理事会，以及哪些理由对他当选是至关重要等信息都没有流传下来。
在党的理事会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起先主要承担组织性工作。后来，他承担了其他的任务，例如在党内发生争议时充当调解人。此外，从1908年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领导由社民党和工会建立的“德国年轻工人中央机关”。
帝国议会议员
在1912年1月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首次获得了一个帝国议会的席位。他是在埃尔伯费尔德-巴门（现在的伍佩塔尔）选区获胜的。在此前的几次选举中，他在对社民党没有希望获胜的选区为社民党竞选，并正如预料的那样竞选失败：1898年在威西塔（奥登堡）选区，1903年和1906年在施塔德选区（汉诺威省）。于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属于帝国议会110名社民党人中的一员，而社民党在总计有397名议员的帝国议会中是明显最强大的议会党团。1912年，社民党及其400多万选民一起欢庆这一到当时为止最大的胜利。它终于作为全民党稳定下来，其100多万社民党党员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从工人歌咏协会一直到工人体育协会，它从生到死都伴随着各位社民党员，并代表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文化。
党主席
由于他在党的理事会中出色的工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成功地在短短数年内担任更高层的职务。
早在1911年，即两位党主席之一的保尔·辛格去世后，虽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明确表示不竞选辛格接班人这个职位，但是他在耶拿党代会上的选举时还是获得了党内温和派的102张选票。当选的是党内左派候选人、来自科尼斯贝格的律师胡戈·哈塞。 当享年73岁的奥古斯特·倍倍尔这位无可争议的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工人皇帝”于1913年去世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时机到了。42岁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3年9月的耶拿党代会上以91%以上的得票被选为倍倍尔的接班人，并由此成为与胡戈·哈塞具有平等地位的两主席之一。对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的评论也莫衷一是。奥地利社民党主席韦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对此表达了其喜悦之情：“艾伯特被选上担任这个职务，我相信，他能逐步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更好。”但是，从著名的政党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那里却传出了怀疑的声音：“他的确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干劲的男士，可他也很粗暴，并且嫉妒心强。而且我觉得，他在不是纯无产阶级的事务中有其局限性。”
世界战争的爆发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刚担任党主席才9个月。这场战争无论对德意志帝国还是对社民党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奥地利皇储弗朗兹·费尔迪男德（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的遇刺，一方面激化了世纪之交以来郁积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激化了英国、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冲突。为了确保自己的大国地位，帝国总理贝特曼·荷尔韦克 (Bethmann Hollweg)领导下的政府认为,必须通过军事威胁政策来吓住其他国家，期望由此取得大的外交成果，但未能实现。在得到德意志帝国“空头支票”性质的允诺下，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动员的索链引发了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14年8月初开始，毁坏了整个欧洲大陆。对于这场战争，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即使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无论如何也得承担很大程度的连带责任。
在1914年8月4日的帝国议会会议上，社民党对战争贷款投了赞成票。这一在整个战争期间为党内多数人所持的观点有多个原因： 在国内，德意志帝国被一波战争的狂热所包围。这种狂热也延伸到了工人队伍中。在8月最初几天宣布的“城堡和平”（即“暂停政党之争”）明确表达了要为国家团结而暂时把所有内政上的冲突后置的努力。而且，社民党人和大多数居民一样，看不透政府在“7月危机”中的政策。他们相信，德意志帝国受到了其他大国的侵略。因此，他们，包括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准备着保卫祖国。其他参与战争的国家中的工人党同样支持其政府的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即所有工人党的联合体，不具备任何有效阻止战争的策略，因此破裂了。
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
德国的军事领导层原本认为能够在短短数周内结束战争；但是早在1914年9月，德国军队的前进便受阻于马内河。在接下来几年里，比利时北海海岸和瑞士边境之间的战争僵持在战壕和铁丝网组成的体系之中。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技术装备战，把整个战场变得象月球表面。伤亡人数同时上升到了当时无法想像的状况。在这些伤亡人员中包括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即海因里希和乔治。这两个儿子的死深深地触动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部分人起初对战争所怀有的热情迅速减退。早在最初几个月，人们就能感受到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妇女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承担丈夫们的工作。英国对北海的封锁使得重要原料和食品的进口受到阻碍。这加剧了人们生活条件的恶化。然而，特别折磨人的是饥饿，主要是下层人士深受其苦。据估计，饿死的人达70万。
党的分裂
批准战争贷款这一问题使得社民党在战争开始以后就一直面临严峻考验。鉴于公众越来越强烈要求进行大范围吞并，越来越多的议员不再把这场战争看作保卫战；由于所希望的国内改革未能进行，他们也对“城堡和平”的政策表示失望。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维护党的统一的努力仍然未果。最终，反对批准贷款的社民党人于1916年在帝国议会中组建了一个自己的议会党团，并在一年后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党的分裂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大多数社民党人仍然团结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沙德曼、赫尔曼·莫尔肯鲍尔和埃德瓦德·戴维(Eduard David)为中心的原党的领导核心那边，而加入独立社民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士。属于其中的除了胡戈·哈塞（即两位党主席之一）以外，主要有革命代言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此外还有两位重要的、但代表着对立立场的社民党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埃德瓦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此二人后来又重新回到了社民党内。
1917年春天，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人士致力于召开一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应使得寻找一种能被所有国家接受的、没有“吞并行为的和平”（社民党也是这样要求的，被吞并分子嘲讽为“沙德曼和平”）成为可能。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带领下，1917年6月，一个社民党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前期会谈。但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主要由于在战争责任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对立立场而最终未能实现。1917年春天以后，不断增加的罢工和群众抗议活动因俄国革命而被进一步煽动起来。这明确表达了人民与日俱增的、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些抗议行动在1918年1月的大罢工中达到了顶峰。当时有二十多万工人罢工，成为革命的“预演”。为了缓和由此造成的内政紧张的状况，以及为了无损于帝国地、和平地结束武装工人罢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进入罢工领导小组。 此后，激进的左翼分子诽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工人的叛徒”，政治上的右派则诽谤他为“国家的叛徒”。1918年春天，军队最高领导试图采取大的攻势来从军事上决定西部战局的结果，但在取得最初的成果之后，这个攻势就陷入了僵局。在1918年秋天，军队领导层也承认了战争的失败，但他们试图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卸给马科思·冯·巴登(Max von Baden)王子领导下的新政府。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敦促下，社民党也参加了该政府，其中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沙德曼和古思塔夫·鲍尔(Gustav Bauer)。由此在政府中，也第一次有了社民党人。政府实施宪法改革。经过改革，帝国总理也受制于帝国议会的信任。
革命
“10月改革”对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来说，是通向民主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但由于德国提出的停战请求无法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考虑到国内的气氛，社民党多次强烈要求皇帝退位。根据马科思· 冯·巴登的“回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说过，“如果皇帝不退位，那么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但我不想它发生，是的，我憎恨它就如同憎恨罪孽。” 但由于皇帝仍然拒绝退位，而且停战谈判也在拖延，使得革命无法被阻止。革命的导火索是远洋舰队水手的一次暴动，鉴于战争预计不久以后就将结束，他们在10月末拒绝仅仅为了那些军官的荣誉来完成同英国舰队的决定性海战。几天内，这一哗变从基尔开始蔓延到整个德意志帝国。1918年11月9日，革命的浪潮也席卷柏林。马科思·冯·巴登王子为了平息民众，擅自宣布皇帝退位，并同时把帝国总理的职位移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这个过程中，据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艾伯特先生，我请您照管德意志帝国！”艾伯特回答道：“我为帝国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
1918年11月9日，不仅宣布了威廉二世的退位（他在一天后从其比利时总部逃亡到荷兰），而且菲利普·沙德曼在国家制度问题上制造了既成事实。下午二点左右，他从帝国议会大楼的阳台上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因此早于稍后宣告“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的卡尔·李卜克内希。根据菲利普·沙德曼的回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不赞同他的这位党内朋友所采取的这个步骤，这是因为他在决定国家制度这个问题上不想抢在立宪大会前作决定。但不只是在帝国和普鲁士，而且在从巴伐利亚王国到图林根小诸侯国的德国各诸侯国里，君主都被推翻了。
国民代表委员会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只当了一天“国民帝国总理”。他在当时的明信片上就是被这样称呼的。艾伯特和社民党领导层相信，他们既不能与前政府合作，也不能与1912年的战前帝国议会合作。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在他们看来，与独立社民党人合作是必要的。艾伯特致力于组建由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组成的革命过渡政府。但是，他要求独立社民党承认进行国民大会选举是目标，并放弃他们提出的、让到处都在组建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掌权的要求。独立社民党中的温和派接受了这些条件。 11月10日，一个联合政府成功组建，即国民代表委员会。在社民党方面参加国民代表委员会的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沙德曼和奥托·兰斯贝格（Otto Landsberg），在独立社民党方面有胡戈·哈塞、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和埃米尔·巴特（Emil Barth）。享有平等权利的主席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胡戈·哈塞。国民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个号召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今天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号召中还宣布选举产生立宪的国民大会，并提醒人们注意不要产生革命的毒瘤：“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必须保护财产免受任意侵犯……。谁若是通过卑鄙的犯罪行为玷污这一庄严的行动，就是人民的敌人……。”1918年12月29日，独立社民党成员出于对在柏林发生的军事镇压圣诞节骚乱的抗议而退出了国民代表委员会。他们由社民党方面的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和鲁道夫·威塞尔（Rudolf Wissell）取代。
问题所带来的负担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胡戈·哈塞领导下的国民代表委员会必须克服众多问题：基于停战协定中的规定，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四百多万德国士兵从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区撤回，否则他们将面临被获胜的盟军俘虏的危险。要求有序地撤回军队和顺利遣散百万大军以及排除可能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皇帝手下的最高元帅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因此士兵苏维埃所要求的军事改革只能往后拖延。同时，居民的食品供给必须得到保障。由于尽管停战但对德国港口的封锁在继续，以及有关负责人担心食品的供给会中断，他们想要和原来的官员合作。从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推动生产以及800多万士兵的再就业是其他的紧迫问题。为了不至于使已经艰难的境况更加严峻起来，因此暂时未对现行的经济制度进行干预。同时，艾伯特及其社民党领导层把1918年11月15日的“中央工作共同体”协定看作削弱雇主和雇员间传统对立的迹象。在这个协定中，工会被承认是劳资谈判的伙伴，并被看作平息国内状况的一种手段。出于这些原因，他们也放弃了通过采矿业的国有化来至少给出一个信号。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 国民代表委员会中的多数社民党党员认识到，许多他们自己的追随者所希望的国家、社会和经济实现彻底重组只有很小的回旋余地。此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相信，只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才有权采取根本性变革。
一贯性
尽管发生了革命， 但是在社会的许多领域里并未发生上层的更替：行政机关、军队、经济界、司法部门和大学的最高领导层并未更换。对此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社民党在君主国家中曾被排斥，而且作为制度的敌人遭到迫害；可以用作替换的社民党的将军、审计师、法官、教授和公务员却不存在。另一方面，社民党真心打算给原政体的所有主体在一个新共和国中共同协作的机会。因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早在1918年11月9日就对有关行政机关和官员发出了忠诚合作的呼吁。针对左翼对这一态度的批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8年11月25日的讲话中也以国民代表委员会艰难的起步状况作为理由：“当我们手握政治权力后，我们必须操心的是国家机器不能崩溃；我们必须操心的是这台机器能继续运转，以便能够维持我们的生计和经济。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们在尽一切力量，日以继夜地工作，以便不至于在短短几天后就亲眼看到崩溃和衰败。这一切不能光靠我们六位男士。为此，我们需要专家们富有经验的合作。”
苏维埃运动
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许多地方组建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作为广泛的人民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把直到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机构召开会议前监督现在的行政机关以及维护秩序和安全视作其首要任务。这些苏维埃中往往社民党人占多数，并把自己理解为国民代表委员会在地方或地区的下属机关。1918年12月16日至21日，德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全国会议在柏林召开。代表们以绝大多数票支持社民党提出的尽早选举国民大会和建立议会共和国的要求；同时，以344票对98票明确反对采用苏维埃制度。但是，参照社民党纲领，他们要求自己的领导层也对现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激进的独立社民党人和“斯巴达克同盟”的追随者中的少数人往往对外展示的是革命形象，谋求的是按照苏联模式的“苏维埃制度”以及包括运用武力手段来“继续推进”革命。
国内战争
起先在很大程度上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自1918年12月后越来越受到类似于国内战争动乱的动摇。独立社民党人由于反对针对“圣诞节骚乱”所采取的行动而退出了国民代表委员会。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改革不充分。他们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这两者促使左翼激进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以及在卡尔·李卜克内希领导下新组建的共产党党中央试图暴力推翻政府。他们于1919年1月5日在柏林挑起了“斯巴达克起义”，政府最终依靠志愿军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包括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不断爆发罢工和类似于国内战争的动乱。左翼激进分子试图用暴力继续推进革命，在不来梅和慕尼黑仿效苏联模式宣告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国民大会的选举
国民大会选举于1919年1月19日召开，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民主的选举。取消主要对社民党不利的多数选举法，而按照纯粹的比例选举法选举。妇女也第一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和被选。因此，妇女是各个政党竞选的目标群体之一。参选率为83%。社民党虽然以约38%的得票率取得了其至今最好的选举结果，并出任421名议员中的163名，但即使加上独立社民党人（7.6%的得票和22名议员），也没能获得左派的绝对多数。其他议员分布在天主教政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91个议席），以及左翼自由的德国民主党（DDP–75个议席）、右翼保守的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44个议席）、右翼自由的德国人民党（DVP-19个议席）和分裂出来的小政党派别（7个议席）。德国共产党（KPD）未参加选举，并呼吁抵制选举。各个政党参加国民大会选举的宣传招牌就已经表明，只有社民党人从一开始完全信仰共和政体。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DDP）同样发展成为了支撑国家的政党。德国人民党(DVP)坚持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制度，但是在其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领导下发展成为了理智拥护共和政体的政党。他们对在共和国中参与协作并不持抵制态度。主要是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以其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表明了敌视共和政体的立场，只有后来的德国民族社会党（NSDAP）才在该立场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玛国民大会
1919年2月6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作为国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宣布在魏玛举行的国民大会开幕。在选择这次立宪大会的所在地时，依据的标准，是这个城市应该是一个中心城市。那里预计没有革命动乱，并且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国民代表委员会最终选择了魏玛，歌德和席勒的故乡，而且它赋予了这个新的国家制度至今常用的名称：“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从1919年2月至8月在魏玛国家剧院举行，后来又迁至柏林，于1920年5月完成了它的使命。在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大会完成了其四大重要任务：选举一名国家元首，组建议会制政府，决定和平条约以及制定一部宪法。1919年2月11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获得了379张选票中的277张，被选举为国家总统。他凭借其各方面的能力，有意识地争取担任这个职务，以便在较长时间里确保社民党是这一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月13日，在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菲利普·沙德曼（社民党）领导下的政府就职。它由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组成。这一政党格局后来被称为“魏玛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的组成是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强烈希望相符的。6月23日，议员中的多数票表决通过了凡尔赛和平条约。菲利普·沙德曼在表决前辞职了。他的继任者是社民党人古斯塔夫·鲍尔。同时，这个职务名称改为国家总理。 7月31日，借助于“魏玛联合政府”的票数压倒德国民族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票数，通过了国家宪法。
国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选举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总统标志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德国人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个非贵族人士、第一个社民党人、第一个非军人、第一个来自于无产阶级担任此职务的人，还是1871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德意志国家最高职务的唯一一名民主人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从来都不是一个政党理论家，而是实践改革的代表和对政治进行实用注释的捍卫者。但是，他怀着理想憧憬理解这个职务。艾伯特和社民党不想推行任何新的排斥行动，而是把民主理解为提供给所有人的机遇，包括向过去的反对者提供机会，以及理解为邀请所有的人参与在新的共和国中的协作。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把自己看作所有德国人的国家总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全体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选了我。因此，他们也可以要求我是作为人民的总统，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总统。”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早已迟到的议会民主的新开始，并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基石的奠定。
魏玛国家宪法
由国民大会在1919年7月以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的262票对独立社民党、德国人民党、德国民族人民党的75票而通过的魏玛国家宪法，奠定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基石。国家政府受制于国家议会的信任。宪法设立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总统：国家总统有权任命国家总理和解散国家议会，他拥有对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代表国家，而且能够借助于第48条颁布紧急命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利用这些权力来确保民主的存在。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并非如以后通过的宪法所规定的那样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由于艰难的外交和内政状况，国家总统的全民选举被一再推迟。最终，国家议会在1922年10月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任期延长至1925年6月30日。
政治生活中的国家总统
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被选举为国家总统的后一天，为国家元首的公务设立了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职责包括向国家总统通报情况和提供咨询意见，收集信息以及保持与国家政府和国家行政机关的联系。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选择他的工作人员时，也完全出于他自己对该职务的理解，看重的是专业技能而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党。他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巨大，并希望及时、全面地了解政治发展情况。
国家总统任命和罢免国家总理的权限是受到限制的。他只能委托同时获得国家议会信任的人来组建政府。在1920年6月国家议会选举时由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国人民党组成的魏玛联合政府失去了它们的多数席位地位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与各政党最高领导进行的征询会谈中迫切要求组建一个由社民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以便保证政府政策的连贯性。但是，各政党只是勉强进入它们的新角色：如果很大程度上在国家内，政府政策方面没有参与决定权，那么，它们应在议会民主中作为政治载体承担政府责任。鉴于国家议会中的政党多样性，这样做要求有妥协的能力。正如不同人员组成的内阁迅速更迭所表明的，各个政党妥协的意愿实在太小。
魏玛宪法第45条中写道：“国家总统在国际法意义上代表国家。”在这个方面，国家总统拥有参与的权力。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特别重视外交政策。他定期会见外交部长，让他作汇报，并期望得到关于外交政策发展状况的详细报告。
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
1918年11月11日，即君主立宪制国家垮台后的两天，由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中央党）带领的德国代表团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是，德国政府希望，最终的和平将包含可以接受的条件。但德国政府代表未被允许参加1919年1月在凡尔赛开始的和平会议。因此，1919年5月提交给国家政府的和平条约的草案令它大为震惊。这个条约中规定割让国家的大片土地，放弃殖民地以及支付未明确规定数额的战争赔款。此外，条约在“战争罪责条款”第231条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德意志帝国。居民中对于“凡尔赛苛刻条件”的愤怒是巨大的。甚至连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也认为，和平的条件是“无法履行，无法忍受和无法接受的”。但，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并没有依据当前暂时的氛围作出决定。由于军事抵抗毫无出路，政府除了签定这份条约以外别无选择。鉴于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奉劝人们履行条约：“没有内部的秩序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无法履行条约！不履行条约就没有和平，而是只有战争的重新开始。”凡尔赛条约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个“屈辱的和平“尤其增强了政治右派的力量。虽然原政体要对战争的爆发和军事失败承担责任，但是它却使共和国必须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把责任推卸给“11月罪犯”的“背后冷箭”说以及煽动反对“履行条约的政策”使得政治气候变得紧张起来。
共和国的危机
凡尔赛条约中所规定的把国家军队人数减少到10万人，威胁着许多志愿军成员的生存。因此，这些士兵是下述激进右翼势力派别的理想伙伴。这个派别从1919年以来聚集在陆军总元帅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和冯·路特维茨（von Lüttwitz）将军周围，并计划暴力颠覆政府。1920年3月13日，面临解散的埃尔哈特（Ehrhardt）旅开进柏林，并占领了政府所在区域。由于国家军队拒绝对这支部队采取行动，国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府和国民大会便离开柏林，先是避到了德累斯顿，然后又躲到了斯图加特。通过一次总罢工，得以使 “反革命”的企图失败。这一政变暴露出现行民主制度的弱点。工会方面提出了“决定性参与社会状况重组”的要求，其中的目标包括对行政机关彻底“净化”和民主化，以及“迅速”把采矿业社会主义化。但这一切并未发生。不过，迫于工会的压力，社民党人、国家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辞职了，尽管这有违弗里德希·艾伯特的意愿。和社民党议会党团中的少数人一样，国家总统相信，只有诺斯克是能把“社会主义精神带入军队”的合适人选。由于没有社民党人愿意接替诺斯克的职务，社民党就放弃了魏玛共和国这个政治上重要的职位。
1921年，战争赔款要求最终确定为1320亿马克。国家政府起先试图履行支付赔款的义务。但是，供应木材和煤炭时的一次耽搁对法国来说是一次良机。它借机于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区。法国政府同时支持在莱因兰地区的分裂主义运动，以便进一步削弱德国。对鲁尔区被占的愤怒促成了超越政党界限的民族团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寄望于对被占鲁尔区人们道义上的支持。1923年2月，他在曼海姆宣布了消极抵抗的原则。同时，他试图通过示威性访问来同分裂主义行动和政变企图作斗争。然而，1923年9月26日，国家总统和国家政府不得不中断消极抵制，这是因为这种抵制使得因战争及其后果本来就遭到破坏的货币最终变得一文不值。马克的价值在最短时间里跌入了无底深渊。因此，国家政府除了应允法国的要求外别无选择。同时，这是通过引入“地产抵押马克”来整顿货币的先决条件。
1923年秋，共和国的危机激化。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共产党人进入了社民党领导的政府。依赖于数百名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人士，德国共产党想要利用这个地位来革命推翻政府。在萨克森政府拒绝遵守解散这类团体的命令后，10月23日，国家国防军的部队开进了萨克森。在促使萨克森州长改组其内阁的一切尝试失败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授权国家总理按照第48条实施国家的强制执行措施。在萨克森，由埃里希·蔡格纳(Erich Zeigner)领导的社民党/德国共产党政府被罢免了。
同时，巴伐利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状况加剧了。右倾的巴伐利亚政府违抗国家政府根据宪法颁布的命令，而慕尼黑则在公开策划颠覆计划。但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提出的对巴伐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遭到了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拒绝。11月9日，德国民族社会党（NSDAP）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慕尼黑企图政变：他呼吁进行民族革命，并宣布“11月罪犯”的政府已经被废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命冯·塞格特（von Seeckt）将军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并由此同时使他受制于依据宪法行事的国家元首。希特勒的政变很快就瓦解，原因在于甚至连那些主要的共和政体反对者也不支持希特勒。他们没有给冒险行为以任何成功的机会。
这两个危机在内政方面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出于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不公平待遇的抗议，社民党成员脱离了施特雷斯曼内阁。因此，一些党的分部甚至要求把国家总统开除出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总统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其政党的利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其党内同志的警告无人理睬：“促使你们推翻总理的事实在6周后就会被遗忘，但是，你们愚蠢行为的后果还将让你们感受10年。”直到1928年，社民党才再次参加魏玛共和国的政府。
作为国家代表的国家总统
国家总统不仅担任了拥有魏玛共和国最广泛权力的职位，而且他也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履行代表义务方面，人们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他的前任国家元首作比较。威廉二世代表君主立宪制的德国达30年，其特点是对制服、阅兵和奢华演出的偏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成功地在其任期内形成了自己的代表风格。这种风格是与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符的。它的特征是强调民事、朴实、谦逊、严肃和威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寻求与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对形成意愿来说重要的知名人士建立联系。对艾伯特的职务理解和履行作出积极评价的有诸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特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f，即著名的《柏林日报》的总编）。与此相对，也有消极的表述和嘲讽。其中，对于共和政体的反对者来说，国家总统只是工具：他们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批评是想通过对他的贬低来贬低这个职务，以及贬低令他们不悦的共和政体。
在他到国家各州的访问途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试图为年轻的共和国做宣传。但是他上任之初的访问活动难有成果，这是因为他没有富有经验的访问规划人员。其后果是差错倒发生了，但欢呼却没有，原因是忘了通知大家说，国家总统来了。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愿意倾听各州的忧愁与困苦，但是，他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并支持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对于他来说是德国重新繁荣的基础：国家领土的完整、国家各州和睦地共同协作以及所有德国人之间克服政党界限的团结合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厌恶各种个人崇拜，包括在访问途中，他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以及忠于他的简朴、谦逊的代表风格。但是，他试图把怀疑人士和反对派也融入到共和国的努力，只部分取得了成功。共和政体顽固的敌人把国家总统访问的机会视作挑唆、侮辱和抗议的契机。有时，反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气氛是非常恶意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1921年的表述中体会到：“……作为国家总统去访问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高兴。”
私人生活
只要他的职务允许，喜好自然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经常寻求从柏林的忙忙碌碌中解脱出来。生机勃勃的政府中心与德国南部的修养地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如同“黑夜与白天”、“烦恼与幸福”。他在给他孩子们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作为国家总统，他不得不放弃所喜爱的登山旅行：“我也很想在某个地方，在我喜欢的山里漫游，但是身在这个职位上不能不受到惩罚。”
漫画中的国家总统
在革命结束后的年代里，被右翼激进和左翼激进的新闻机构用作政治斗争手段的漫画的特点是尖锐的攻击。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代替他所代表的制度被当作靶子。一名来自平民阶层的男性、一名制鞍工、一名社民党人现在站在了一个新国家的最高层，这激起许多艺术家进行讽刺性评论。 这些漫画往往超出了政治异议的界限，并滑向人身攻击。新共和国的根基还太不稳固，以至于它承受不起这类攻击。这个新共和国几乎没能在漫画中得到任何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共和国的象征
魏玛共和国遭到了多数居民的排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共和政体的思想财富扎根于一个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从君主制国家迈向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但在人们思想中尚未完成的社会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22年针对国歌的宪法日解释说，每年举行庆典来纪念1919年8月11日宪法的制定应和德国之歌一样，为增强人们的共和国意识作出贡献。
政治谋杀
对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的谋杀标志着一系列深深震撼魏玛共和国的暗杀事件的开始。新制度的反对者主要来自于右翼。他们并不害怕对共和国的代表人物采取暴力行动。他们的仇恨针对的是“11月罪人”和“要求实施履行（凡尔赛条约）义务的政治家”。政治谋杀几乎成为共和国每天发生的事件。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右眼”装瞎了：它们对右翼激进分子所作出的判决要比对左翼激进分子轻得多。
“背后冷箭”说
在魏玛时代， 反共和政体的宣传活动中最有成效的是“背后冷箭”说。这个有目的的谎言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国内动乱和革命使得德国士兵无法再继续战斗，德国军队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由此一来，真正的军事上的失败被掩盖了，其责任却被推卸给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们。而这些领袖现在正是共和国的代表人物。“背后冷箭”说持久地破坏了共和国的政治气氛，并为针对弗里德希·艾伯特的诽谤行动创造了基础。
国家总统的官司
作为在新的共和国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恶意诽谤和污蔑的靶子。就侮辱提起诉讼对于他来说变成了为共和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要求追究170多起诽谤事件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诽谤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所有的指控中，没有任何一个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打击比指责他通过进入罢工领导小组，在1918年1月的罢工中从事了“叛国行动”更为沉重。最后，在马格德堡有一位法官，他又赋予上述假定以法律的神圣，并称：在刑法的意义上，艾伯特从事了叛国行动。
去世下葬
马格德堡官司使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深受打击。经历了由他提起的上诉程序后，他忽视了他的身体健康，没有按照他家庭医生的建议去疗养；这是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要逃避这个新的诉讼程序。他因未及时治疗而患上了盲肠炎，并于2月24日动了手术。但是，手术进行得太晚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25年2月28日逝世，享年5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长眠之处放在海德堡，并于3月5日在城堡墓地下葬。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留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动荡后处于稳定时期。然而，人们没有利用这种机会继续发展艾伯特担任总统时奠定的民主。被选为接班人担任国家总统的是怀有君主制思想的陆军元帅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在他担任总统后，1933年魏玛共和国灭亡了，阿道夫·希特勒接过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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