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堂记》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应杭州知州梅挚之请，写的一篇旨在纪念有美堂的碑记。 嘉佑二年（1057年），梅挚离开京城赴任杭州，宋仁宗作诗《赐梅挚知杭州》，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则在吴山建造了览胜赏景的“有美堂”，并特意请欧阳修写一篇文章以志纪念。《有美堂记》赞扬有美堂占尽地理之胜，奇伟秀绝，既处于四方之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都会，又能尽揽山水的美景，二者得兼。并从金陵与杭州的比较中突出杭州，进而盛赞钱王功绩。
作品名称有美堂记
文学体裁碑词
创作年代北宋
作 者欧阳修
有美堂碑
在茗香楼附近立 《有美堂记》碑，正面为有美堂三个大字，背面为欧阳修为记的《有美堂记》。由于有美堂年代久远，遗迹早已堙没，相关资料缺乏，恢复困难，2006年立碑纪念。
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 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有美堂记》原文
嘉祐二年， 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
登临之美者，必之乎 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 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 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 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 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chouchu)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 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 闽商 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haomiao)、烟云杳霭(yaolao)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 欧阳修记。
《有美堂记》译文
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也就是吏部的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钱塘（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 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金陵”、“钱塘”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 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钱塘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 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庐陵人欧阳修写 。
欧阳修惟一一篇与杭州有关的文章
唐宋八大家里，除苏轼与杭州濡染较深外，韩柳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苏轼父亲苏洵、苏轼胞弟苏辙七人均和杭州因缘甚浅。这既和杭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有关，也跟杭州的城市品位不可分。八人中，苏轼是能雅能俗亦庄亦谐的“样有份”（宁波老话，样样能沾上边），随遇而安的性格，注定其人是没有品位可言的。唐代的杭州不能吸引韩柳，却能让白居易之流留连，其城市品位偏俗已经值得反省。北宋的杭州照样不能吸引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两苏驻足，倒让柳永这类人尽情玩乐，这理应算是杭州城市历史上的一大可耻之处。
北宋文化人中，欧阳修是位教父级的人物，他写过许多有关西湖的诗、词、文，可惜此西湖是安徽阜阳的西湖。在他众多的散文作品中，与杭州有关的只有一篇。在当事人软磨硬泡，派人当面求了六七趟后，1059年的秋天欧阳修写了《有美堂记》，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
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临走时宋仁宗赐诗相勉，其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句子。梅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表面上是“以为杭人之荣”，骨子里无非粉饰太平，拍拍“今上”龙屁。请欧阳修写篇“记”，也无非是管何仙姑叫舅妈——借点仙气而已。中国文人中聪明如欧阳修的，恐怕只有鲁迅可继武。欧阳修当然不愿为他人撑台面，想方设法推托。实在不行，“予乃为之言曰”，便说了通白痴也看得出的场面话敷衍了事。
欧阳修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至此，话锋一转，不无揶揄地写道：“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对杭州西湖“销金锅”性质的体认，在欧阳修时代就已是常识了。奢华、轻浮的城市品位一旦构筑定型，似乎很难“翻身”！所以，即便欧阳修日后也成了“朝廷公卿大臣”，他钟爱的城市不是杭州，而是安徽阜阳。更令杭州城沮丧的是，苏轼最终选定的栖身之处，也不是杭州，而是江苏常州。
所以，鲁迅当年坦率地承认自己最不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杭州和太原，反映的也不过是前贤某种通识而已。
这种通识之于今日的杭州城是当起“警世”作用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龚自珍的杭州，竺可桢的杭州，甚至岳飞、于谦、张苍水的杭州，才是不朽的！杭州不应迷醉在白居易、苏轼、柳永的诗词里，当从欧阳修的《有美堂记》里，找寻“物盛人众”、“山水之美”之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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