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器具 乐器之胡琴
乐 器 之 胡 琴
胡琴， 琴类一种，因为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古代汉人称谓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从北方传过来的琴，因此而得名。蒙古族弓拉弦鸣乐器。古称胡尔。蒙古族俗称西纳干胡尔，意为勺子琴，简称西胡。元代文献称其为胡琴。汉语直译为勺形胡琴，也称马尾胡琴。历史悠久，形制独特，音色柔和浑厚，富有草原风味。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伴奏。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尤以东部科尔沁、昭乌达盟一带最为盛行。后有同名人物，在该领域有一定贡献的有南京医科大学教授胡琴等。
胡琴，又称乡胡、稽(同奚)琴。历史悠久、形制古朴。发音柔美，音色动听。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尤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为盛行。流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唐宋时期的胡琴曾传入朝鲜。朝鲜成伣编《乐学轨范》（有1494年序）载：“……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乌竹海竹弓马尾弦，用松脂轧之。按用左手，轧用右手，只奏乡乐”。
现代胡琴，全长60厘米。琴筒木或竹制，有半圆球形和长筒形两种。前口蒙桐木薄板。琴杆木制，琴头呈弯月状、无饰，两轴置于琴杆上部右侧、与琴筒呈平行，轴顶旋成葫芦形。张两条丝弦或钢丝弦。五度定弦a、e，音域 a—a1。
历史
胡琴在唐宋时期，既是拉弦、又是弹弦乐器，两种演奏方法兼而有之。
唐宋两代，胡琴正处于由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过渡的时期。
宋代的胡琴又称稽琴。稽琴在北宋之时，仍靠弹拨琴弦来发音，而不是轧弦发音的拉弦乐器。
宋代稽琴仍处于由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的过渡阶段。
宋代晚期，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以马尾作为弓毛拉弦擦奏的乐器了。
明代，胡琴类拉弦乐器随着戏剧和曲艺的兴起而有所改进和发展，演奏形式也多种多样。
清代，胡琴用于宫廷的瓦尔喀部乐和庆隆乐中，而前者还要使用四件胡琴演奏。
制作工艺
胡琴的制做工艺非常讲究，历代的制琴工匠均采用长白山一带的木质和木纹均特别好的刺楸木做振动面板，用内径10厘米的毛竹做琴筒，用蚕丝做琴弦，用马尾和细竹竿做琴弓子。
后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创新，逐渐用梧桐木代替刺楸木做振动面板，用钢丝代替蚕丝做琴弦。
弦，琴弦的两头各固定在琴头和琴尾，在琴头有弦枕。13根琴弦用码子支柱，琴头可以左右移动，调节音阶。
伽倻琴富有表演力，是善于表达民族柔和情感的民间乐器。因此，伽倻琴弹唱是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 传统的胡琴，形制与汉族的中音板胡较为近似，但琴筒不使用椰壳。它由琴筒、琴杆、弦轴、千斤、琴马、琴弦和琴弓等部分组成，全长80厘米～84厘米。琴筒用竹筒或木料制成，多使用毛竹或花梨木、色木制作，有长筒形和半球形两种，上、下开有插入琴杆的方孔，筒前口蒙以桐木薄板为面，筒后口置音窗或敞口。琴杆又称立竹，原多用生长年限较长、竹节较多的乌斑竹制作，以较粗的竹根部位作为琴头，琴杆上端随竹节自然向后弯曲，呈锥形倒向插入琴筒中。弦轴又称周兜，为木制圆锥体，两个弦轴呈横八字形插入琴杆上端，较粗的轴顶部位用于张弦。最初不设千斤，只琴筒面板正中置琴马，张两条较粗的丝弦。琴弓用木制弓杆，两端系以马尾为弓毛，夹于两弦间拉奏；现在的胡琴，琴筒多呈长筒形，仍使用毛竹筒制成，琴杆改为用花梨木或色木制作，杆的上端呈弯月状向前或向后弯曲，两个弦轴改为从前方平行插入琴杆上端，轴顶张弦部位旋成葫芦形，也有的弦轴是从后面平行插入琴杆的。
演奏
演奏时采用坐姿，将琴筒置于左腿上，左手持琴，常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一关节弯曲处按弦，右手用五指握弓或拇指、食指、中指握弓、在两弦间拉奏。
历史意义
胡琴是朝鲜族人民喜欢使用的一处弓弦乐器，相传是中国宋代东北一带的奚部族创造的，故面得名。胡琴能机动灵活地演奏各种乐曲，声音抑扬顿挫，连续自如，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特别用其演奏出的滑音，几乎就是语言声腔的再现。 胡琴的制做工世非常讲究，历代的制琴工匠均采用长白山一带的木质和木纹均特别好的刺楸木做振动面板，用内径10厘米的毛竹做琴筒，用蚕丝做琴弦，用马尾和细竹竿做琴弓子。后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创新，逐渐用梧桐木代替刺楸木做振动面板，用钢丝代替蚕丝做琴弦，演奏方法也有了改进，由“抓弦奏法”改为“手指按弦法”，同时汲取了小提琴的演奏手法，使其演奏效果更佳。 胡琴历史悠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民族文化遗产遭到践踏，胡琴艺术也被中断。新中国成立以后，延边朝鲜族人民的胡琴生产和演奏艺术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许多朝鲜艺术家在国内外艺术舞台上表演的胡琴独奏，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 胡琴琴弦的两头各固定在琴头和琴尾，在琴头有弦枕。13根琴弦用码子支柱，琴头可以左右移动，调节音阶。伽倻琴富有表演力，是善于表达民族柔和情感的民间乐器。
胡琴类乐器及其配件
1、中国民族乐器之首——二胡。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作为胡琴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二胡在全国各地区的使用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在民乐团中是主要的旋律乐器，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戏中都使用二胡作主奏乐器，是很多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形式中重要的伴奏乐器和主奏乐器，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刘天华将二胡推向艺术舞台至今，二胡的演奏水准和二胡乐器本身的品质突飞猛进，已成为中国民族乐器之首。
2、二胡最早的雏形——奚琴。奚琴是隋唐时期居于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少数民族奚部落所使用的一种乐器，奚琴也因此而得名。它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胡琴类乐器的鼻祖。唐代奚琴传入中原，当时称为嵇琴。唐宋时期的奚琴（嵇琴）有弹弦和轧弦并存的演奏方式，后来逐渐演变发展成为用马尾毛制成琴弓来拉奏的胡琴。“胡”是中原人对游牧民族的泛称，同时表明这种乐器源于草原，后来汉族又根据胡琴的两弦称之为二胡。
3、关于二胡最早的文字记载和图片资料——宋代陈旸的《乐书》。该书自宋神宗熙甯、元丰（1068一1085）年间开始编纂，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完成，历时近40年，文图并茂、规模宏大、卷目浩繁（共200卷）。其下篇（96一200卷）称《乐图论》，有关乐器的论述不仅有文献依据，尺寸规格，而且有540幅插图列于其间，使人一目了然。《乐图论》裏记载了一种和二胡相似的乐器“奚琴”并附有插图：“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从插图看，奚琴没有千斤，二个弦轴与今天的二胡方向相反，琴杆上节点突出，好像是用竹杆制成。琴筒与今天的二胡基本相同，琴筒上蒙的是蟒皮还是木板，从插图上很难判断，但琴码俨然在目。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二胡最早的文字记载和图片资料。
4、最早记载嵇琴的文字——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宴荣山人池亭诗》：“竹引嵇琴人，花邀戴客过。”
5、最早记载“胡琴”的文字——唐代大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军置酒饮客归，胡琴琵琶与羌笛。”但许多人认为这裏的“胡琴”不是指二胡的前身拉弦乐器，而是指由胡部所传入的弹拨乐器。
6、关于马尾胡琴最早的文字记载——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五记自作《凯歌》其三之中有这样的诗句：“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忧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7、最早进行二胡型制改革的人——周少梅。20世纪初，江阴顾山镇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在常熟周万兴胡琴店周荣根、陶洪茂技师的支持和配合下，将二胡的琴杆增长至90公分（现在二胡的内弦转轸为那时的外弦转轸位置），改选瓜子蛇皮为琴膜，琴筒加大，更换琴弦(将内外两丝弦都加粗，定弦的音高也随之降低了三至四级音)，配置软弓等使二胡的音量、音色有了很大改进。
8、二胡生产加工历史最早的城市——苏州。苏州是我国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其乐器制作的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南宋时期已有乐器作坊，而且从家庭手工业逐步演变到了专业化的作坊生产，出现了专门以制作乐器为主的一条街。到清康熙年代，苏州的乐器制造业已繁荣鼎盛、饮誉全国。乾隆年间，“苏州即有数户人家，主要产品是鼓、笙、笛箫、胡琴等”。嘉庆初年，苏州的乐器制作已颇具规模，建立了民族乐器行会组织，统辖江浙一带乐器店行。同治年代，“金石丝竹，无不具备。”。
9、最早的月弯头二胡和逥纹头二胡——20世纪30年代，着名演奏家蒋风之设计了顶部呈半月形，琴筒为六角哑铃式的二胡，这就是解放前被称为“蒋氏南胡”的二胡。周万春乐器号店主、着名民族乐器制作师周荣庭(1907～1975) 根据蒋风之、陆修堂等人的要求并协同探讨,制作了洋山柄头二胡(现月弯头)和逥纹头二胡。
10、二胡“宋官帽”琴头和“大叶千秋”琴头的创制人——台湾“糊涂二胡工坊”制琴名师涂明顺（自称“糊涂”）。
11、直边蛋型筒二胡的改革者——熊正林、封明君。改革时间：1973年，特点：音量大、高低音平均、音质纯正、统一。
12、电子变音二胡的研制——1987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群众艺术馆王占英发明成功“电子变音二胡”，获得国家专利并获省第二届发明展览银奖。同期研制成功的“wii—38型、w ii—46型电子变音胡琴”、“效果器”、“两用电二胡”等系列产品获河北省文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电子变音二胡用新振膜取代了原二胡所用的蟒皮，通过音色转换开关控制可演奏出二胡、高胡、中胡、京胡、京二胡、坠胡、马头琴、大提琴等效果。该产品已被《二胡艺术概览》、《中国乐器》等书收入。
13、加弦二胡的研制人——河北师范大学卢俊德。该琴特点是弦多于等于３根，相应地轴子、千斤、码子都有改进。为了不致因弦多影响演奏，将琴杆下部由直形变为弯形。为了保证音质，将琴筒改为扁不等八角形，其顶点可连为蛋圆形。1988年6月获得国家专利。
14、两用胡琴的研制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和平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装卸队徐国柱、马修身、沙广英、徐国权。两用胡琴是在原二胡基础上，在调弦器的螺杆外穿有一头带外螺纹的套管，在琴担上装有连接琴弦变换装置的连杆，在琴筒上装有变换高胡和二胡琴弦的变换装置，在琴筒内装有带蒙皮的小筒，从而使一把胡琴获得高胡和二胡两种音色。1988年10月获得国家专利。
15、“能演奏和声的二胡”的研制人——浙江省扬州市歌舞团孙恒柏。该琴特徵在于千斤上有两对可同时分开或并拢的琴弦爪，每对琴弦爪都含有一只固定爪和一只活动爪，二胡弓上的马尾是双股的。在不改变现有二胡的基本组成结构情况下即可演奏和声音响。演奏单声部旋律时，只需将该千斤上的琴弦爪并拢即可。1989年12月获得国家专利。
16、内调式人造蟒蛇皮二胡的研制人——北京提琴厂退休工人李培俊。他的这一产品1998年获得国家专利。
17、“陈式二胡”的研制人——陈宝田。这种新式二胡是由中国音协二胡协会副秘书长陈宝田发明的，筒内置两根长短不一的竹风管，并在筒内壁粘有方锥型及园柱型的阻音块，据介绍可增大共震，改善高低音之间的音量比例及内外弦的音色。
18、瓷胡琴的研制者——1985年，景德镇几位专家由“击瓯”产生联想推出了以瓷盘为主要材料的新型民族打击乐器“瓷瓯”。1991年他们又研制生产了瓷二胡等16个品种18件（套）的瓷系列乐器。陶瓷二胡为景德镇青花瓷艺，由纯手工制成，可奏出具有金属般质感的美妙音乐。
19、包头市东河区的个体经营者马可夫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用普通玻璃做二胡，二胡通体都是纯手工玻璃的，琴皮选用塑胶薄膜。5年裏他不仅做了30多把普通玻璃二胡，而且还将传统二胡进行了大胆改进，制作了反拉胡、中置胡、漫瀚胡、宽音域胡等五种创新二胡。
胡琴名曲的首演
《二泉映月》（南管版）2004年12月25日王明华在台湾首演。
《冷山》（刘学轩曲）——2004年12月25日王明华在台湾首演。
《向海》（武满彻曲，中胡版）——2004年12月25日王明华在台湾首演。
《图腾》(李滨扬曲)——杨雪2005年12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首演。
《秋韵》（王建民曲）——2000年12月李源源在韩国、日本首演。
《在草原上》（朴东生曲）——1956年由彭修文试奏并录制了唱片，1957年项祖英在上海首演。
《酒狂》（陈庆恩曲、编曲）——2005年4月29日黄安源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
《弦语寄情》（高胡、二胡与乐队，阎惠昌曲、编曲）——2005年4月29日黄安源（高胡）、黄晨达（二胡）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
《梁祝》（高胡与二胡协奏曲，何占豪编曲，黄安源移植）——黄晨达（高胡）、黄安源（二胡）首演。
《鱼尾狮传奇》——李宝顺首演。
《美丽的塔什库尔干》（丁鲁峰编曲）——70年代丁鲁峰首演。
《山地印象》（关乃忠曲）——1991年丁鲁峰在台湾首演。
《春到田间》（林韵曲）——粤乐名宿刘天一于20世纪50年代首演。
《第一二胡协奏曲》（刘光宇曲）——1995年刘光宇首演。
《蚂蚁》（刘光宇曲）——21世纪初刘光宇首演。
《雪山情怀》（刘文金曲）——2006年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林朝辉首演。
最具蒙古族特色的乐器之一：四胡
音乐是蒙古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四胡就是蒙古音乐的灵魂所在。蒙古四胡形制和汉族地区的四胡相同，但却是蒙古族特有的乐器。四胡长期在蒙古族民间流传，也涌现出许多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下面就小编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下蒙古族的四胡吧。
低音四胡
低音四胡又称大四胡或好来宝四胡，广泛流行于内蒙古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牧区的低音四胡，为便于马上携带，琴身可拆装，即琴筒、两截琴杆、弦轴和琴弓等。琴筒最早用一整段木料刳制而成圆筒或八角圆筒形，前口蒙以羊皮或牛皮，后端敞口。琴杆与琴筒同木而制，弓杆较短，两端缚以马尾。
演奏低音四胡，将琴筒置于左腿根部，琴头稍斜向左方，左手持琴按弦，右手执弓拉奏。主要用左手食指、无名指第二关节处按弦，有时用中指或无名指的指甲从弦下顶弦来代替按弦，还不时从弦下弹弦，小指多用来奏出第一把位的滑音和泛音，常用的有揉音、滑音、泛音、打音和颤音等技巧。
除却上述常用技巧外，左手拇指的指甲弹拨里弦配合右手弓杆敲击琴筒，也经常用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轻弹琴筒皮面配合左手指甲弹弦，这些都是四胡独具特色的演奏技法。低音四胡发音圆润优美，音色浑厚深沉，是蒙古族说唱音乐伴奏、民族器乐合奏中重要低音拉弦乐器。
中音四胡
中音四胡，蒙古族弓拉弦鸣乐器。流行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形制同低音四胡，稍小。琴筒呈圆筒形，用薄黄铜板卷焊而成，筒长16厘米、直径10厘米，筒前口蒙以蟒皮或牛皮为面，筒口外用铜箍紧固，筒后端敞口，口内设铜制边框。琴头琴杆用一整块红木或柴檀木制作，全长90厘米。琴头平顶，上置四轴，张有四条丝弦或铜弦，细竹系两束马尾为弓，弓长68厘米。
演奏姿势、方法和技巧，均与低音四胡相同。音色圆润、明亮，可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或为说书、演唱等说唱音乐伴奏。是四胡重奏和民乐合奏中的主要中音乐器。它常和高音四胡一起重奏，并与高音四胡、马头琴、三弦、火不思等乐器合奏。
高音四胡
高音四胡，蒙古族弓拉弦鸣乐器。又称蒙古小四胡。是在民间小四胡的基础上改制而成。音色清脆，可用于独奏、器乐合奏。流行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民间的小四胡，琴筒竹或木制，呈圆筒形或八方筒形，四轴、四弦，张羊肠弦或丝弦，音色较粗犷。高音四胡的音质清亮，透明，声音穿透力强，很有特点。既可演奏缓慢，抒情的旋律，又能演奏活泼、轻快的技巧性乐段。
20世纪60年代，四胡演奏家孙良、朝鲁和制琴技师张纯华等人合作，在民间小四胡的基础上，参照低音四胡和中音四胡的规格，将高音四胡统一为现有形制：琴筒呈八方筒形，用八块硬木薄板拼粘而成，筒长14厘米，前口蒙蟒皮或薄牛皮为面，面径（对角）9厘米。琴杆用硬木制作，全长80厘米，琴头平顶，上置四轴，轴长17厘米。皮面上置有琴马，张四条钢丝弦。细竹系两束马尾为弓，弓长7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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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兽面纹圭 玉兽面纹圭，长21.8cm，宽5.5cm，厚0.9cm。 玉料表面经染色呈漆黑色，器身扁而长，一端略宽，有刃，另一端有一孔。圭两面皆有纹饰，一面中部为阴线兽面纹，兽面的上、下方分别饰阴线绳纹及成组的凸线，另一面的主体纹饰同前一面大体相同，下方有一组凸线构成的变形兽面纹。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类似凸线纹饰的玉圭，对这件玉圭的制造年代，学者多有推测，一些学者认为，玉圭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品。
玉鹰攫人首佩 玉鹰攫人首佩，长9.1cm，宽5.2cm，厚2.9cm。 佩玉料呈青黄色，局部有褐色斑，片状，边缘略薄，两面图案相同。作品上部为一只展翅之鹰，鹰头侧转，双爪下垂各抓一人首。作品为镂雕，鹰身上的一些装饰纹用凸起的线条组成，这些工艺同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工艺类似。 同样题材的镂雕玉器在上海博物馆及天津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带有类似的鹰鸟纹图案的玉圭在一些博物馆也有收藏，有的学者推测这些作品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造。此佩图案较复杂，鹰翅上端与人首间装饰的含义尚不明确，作品表现的可能是远古时期的氏族图腾，鹰是氏族的徽号，而鹰爪抓的应是战败的敌人之首级。
玉花斑弧刃斧 玉花斑弧刃斧，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长23.7cm，宽8.7cm。 此玉斧玉料呈青灰色并有较多的自然纹理而形成暗花。斧为长条形，略扁，刃部呈前凸的弧状，斧顶略窄，近顶部有一圆孔。 此玉斧于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的m4号墓葬出土。墓葬中有大量的随葬玉器，其中包含许多精品，如玉勺、玉龟甲、玉刻图板等，并有大量玉斧。由此推测，墓主人是地位显赫的人物，所葬玉斧既象征权力，又标志着财产的丰厚。此件玉斧是随葬玉斧中制作最精致的一件，斧的刃部锋利，有一定的厚度和重量，具有实用性。其玉材虽因埋葬时间久远而发生了颜色的变化，但仍不失华丽的本色。斧的表面光滑，磨制精细，顶部略糙，可知顶部原嵌于木柄中因而未将其磨光。此件作品显示出玉斧由实用工具向礼仪用器的转化。 玉刻图长方形板 玉刻图长方形板，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长11.4cm，宽8.3cm，厚0.7cm。 玉板片状，中部微隆起，边缘呈阶状凹下。玉板表面饰有阴线琢出的环形图案及放射形的箭头状图案。 此玉板于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出土时夹于玉制的龟背甲及腹甲之间，表明它是占卜的工具。对于图案所表现的内容，学者们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上古之时的河图、洛书，或认为是文字产生前的八卦图像，或认为另有含义。总之，其文化内涵极其深刻，尚需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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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器具 瓷器
首先说说瓷器大致命名规则。
瓷器的命名方法其实有点类似法国菜的取名，完全是平铺直叙地描述瓷器的特征。
通常来说，名字中包括四个部分：
①制作时间：年代（唐/元/明/清…）+年号（永乐/成化/康熙/雍正…）
②制作地点：窑（汝/官/哥…）或烧造地址（景德镇）
③釉及彩的装饰：釉色（青/白/天青/霁蓝…）或彩的种类（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釉或彩的形态或内容（黄地素三彩/缠枝莲/寿桃/水纹/人物…)+特殊技艺（开光/过枝…）
④器型：器形类别（玉壶春/僧帽/天球…）或其他形状的形容（蒜头/葵口/卷口/三足/高足/鼓钉…）+器型种类（瓶/盘/碗/瓶…）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下这件瓷器叫做“清康熙 景德镇官窑 青花玉龙变 折沿洗”
其中清康熙是年代和年号，景德镇官窑是烧制地点。
“青花”是釉下彩，“玉龙变”是青花所描绘的内容。
这件物品是文房四宝中的“洗”，而器形特点是边沿有折角度“折沿”。
再举一个做工复杂，命名也复杂的例子。
下面这一件叫做“清乾隆 景德镇官窑 粉青釉 描金 镂空 开光 粉彩 荷莲童子 转心瓶”。
前面时间地点都不说了。
“粉青”是釉色，“描金”是对釉的装饰手法。
“镂空”和“开光”都是特殊的装饰技法，“开光”是指在器物的某一位置留出某一形状的空间然后在该空间里装饰花纹。
“粉彩”是开光部分釉上彩的种类，“荷莲童子”是粉彩所绘制的内容。
“转心瓶”是指这瓶子的特殊器形，在一个镂孔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转动内瓶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以看见不同的画面，犹如走马灯。
于是，下面我就会从“年代、窑、釉、彩、器型”几个部分，来818我国各类美丽的瓷器。
在正式开始之前，再插播一下首先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问题，什么是瓷器？和陶器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主要在于三点：
一是泥胚的成分：陶器是粘土，含铁量高；瓷器是瓷土，含铁量低。
二是烧制的温度：陶器烧成的温度通常只有几百度；而瓷器通常在一千度以上。
三就是釉了：陶器通常不施釉，或者是低温釉（因为烧制温度低嘛）；而瓷器则通常是美丽的高温釉。
烧制温度可谓是瓷器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烧制温度越高，吸水率就越低，就越易于清洁，越不会吸附异味，越不会发生釉面的龟裂和局部漏水现象，硬度往往也就越高，釉和彩的颜色也往往越美丽。
而泥胚的成分，又决定了瓷器是不是能忍受得了如此的高温。
代表最高工艺的景德镇窑，在元朝一方面广泛使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胎法，二方面窑的形状也很特殊，使瓷器的烧制温度达到了1300°以上，是工艺极为领先的高温硬质瓷。
首先，大致谈谈我国制瓷业的几个高峰。
首先在唐代，最着名的有盛产青瓷的越窑，和盛产白瓷的邢窑。（“唐三彩”其实是陶器，烧制温度很低。）
其次是宋代，除了大家很熟悉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除此之外还有龙泉窑（弟窑）、景德镇窑、北方的耀州窑等等。
到了元代，制瓷业中心已越来越往景德镇集中。元代最着名的创新应属景德镇窑的青花瓷。自从鬼谷子下山拍卖出天价之后，近几年元青花炒得火热。
明永乐年间，皇家在景德镇正式设置御窑。从此之后一直到近代，景德镇的制瓷水平基本上独步天下。
明代瓷器的巅峰一为永乐到宣德（一般称为“永宣”）年间，青花瓷及高温红釉的烧制无可比拟。
另外最为珍贵的则是成化年间的斗彩，在当朝就价值千金。
清代的制瓷业高峰则在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般叫做“清三代”），此时无论釉、彩还是器型，都创新甚多，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难度极大的珐琅彩，乾隆时期的粉彩也算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高峰。
除了景德镇之外，龙泉窑和德化窑在元、明两朝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具体每个窑的特点，我会在后面一一说到。
首先，来说说“釉”。
各色釉料中，青瓷和白瓷是年代最为久远的，其中，又属青瓷变化最多，温润似玉，颜色极美，历朝历代都受到喜爱。
首先放一张故宫博物院藏的唐朝秘色瓷，越窑珍品，青釉八棱瓶。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最为珍贵的品种，釉色青中泛湖绿，唐朝人曾经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
在法门寺地宫开启之前，长时间一直是只在传说中存在的釉色……
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启后，一共出土秘色瓷十四件，其中“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另外还有一件就是上图中的八棱长颈净水瓶。
现在帝都的博物馆中，国博瓷器馆第一件展品就是秘色瓷碗，故宫博物院瓷器馆（文华殿）藏有上图中的八棱瓶。
“秘色”是什么意思，到现在还有争议，比较多的说法，是指釉料配方保密，只供皇家。但一般来说，通指越窑的精品。
清朝人说和一般的的越窑青瓷相比颜色是差不多的，但是光泽度更好。（“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 ，另外秘色瓷还有是在制作工艺上特别精细，胎体规整又薄又均匀。
越窑秘色瓷在唐代和五代早期是偏黄色的，五代以后才越来越偏青。
浙江出土了大量五代时期贵族墓葬中的五代越窑秘色瓷，有机会去浙江省博物馆的朋友可以仔细看看。
然后再说说宋代五大窑之首的汝窑天青釉。
汝窑瓷器存世量不足白件，其“香灰胎”（香灰色的泥胎）是重要特色。
但汝窑的釉被形容为“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由于特殊烧制方法留下的‘芝麻挣钉’痕）”。
胎薄釉厚，釉层有玉石般的质感，开片细密。
汝窑釉色之中，最被称道为“天青釉”。
“天青”釉色又叫做“雨过天青”，传说源自于宋徽宗梦见的大雨初晴的青天碧色。
依旧是以故宫藏瓷为例，汝窑天青釉洗和天青釉尊。图片质量已经还可以了，但釉色和开片依旧拍得不够美啊。
然后再说说宋官窑的青瓷。
宋官窑的青釉中，最着名的颜色是“粉青”。
官窑青釉层通常很肥厚，釉面多有开片。
所谓“开片”，是指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
“开片”是宋五大名窑都具有的一个特点，而官窑开片中釉相对薄的开小片，釉层厚的则开片非常大，独具特色，称为“冰裂纹”，
下面这两件，便是故宫所藏的具有“冰裂纹”的宋官窑粉青釉瓷器。
①方花盆
②旋纹瓶
下面说龙泉窑。实际上，关于哥窑、官窑二名窑光是窑址的各种学术争论就甚多，难以一一道来。以下仅仅选取其中通行的说法。
龙泉是中国最古老的制瓷中心之一，历史非常悠久。
按照最通行的说法，传说在南宋的时候，有章生一、章生二个兄弟，在龙泉设窑厂。
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
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哥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
哥窑青瓷与上面说的南宋官窑的青瓷难分彼此，都是胎色较深，紫口铁足，釉色以粉青、淡青为主。釉厚的大片冰裂纹，釉薄的小开片。
前端时间故宫损坏的国宝，就为到底是哥窑还是官窑争论了半天。
而两者的区别，明人有笔记：“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总的来说，觉得哥窑不如官窑，但在实际之中，两者的区别真心不大…
哥窑的另外一种名品，就是所谓“传世哥窑”的“金丝铁线”。
这一类只有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有收藏，但没有出土，也有说是元代而非宋代所制。
釉色多为炒米黄，亦有灰青；纹线为黑（铁线）黄（金丝）相间。
可以以下面这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为例：
现在一般说的龙泉青瓷，都是指“弟窑”也就是“龙泉窑”所产的另外一种产品白胎青釉产品，釉面无纹片，青翠滋润，宛如翡翠。
这种青瓷因为足底等露胎处呈朱红色，也俗称“朱砂底”。
弟窑的青瓷之中，以梅子青和粉青为上品，釉色如果泛黄、泛灰则为下品。
两种极品青瓷之中，又以因颜色“梅子青”最具有弟窑特色，被形容为“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
物品器具 古代胡椒贵重的原因
在中世纪欧洲，胡椒曾经跟黄金等值，一个人作长途旅行，可以携带金币，也可以携带胡椒，钱花完了，用胡椒付账，指定不会挨揍。
欧洲人把胡椒当成香料，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香料，可是欧洲本土又不出产这种香料，全靠进口。当时印度和东南亚是胡椒的主产地，阿拉伯人从印度进口胡椒，运到埃及，在埃及批发给意大利人，然后由意大利人转运到威尼斯，在威尼斯批发给各地零售商，再几经转手，才能到达消费者手里。路途遥远，程序复杂，高昂运费加上中间商层层加价，胡椒不贵重才怪。
中国跟欧洲还不一样，中国产胡椒。可惜产地太少，产量太小，远远供不上需求。北宋一朝，全国只有广州种植胡椒，每年产量不上百斤。与此同时，川人做菜需要胡椒，医生配药需要胡椒，道家养生需要胡椒(唐宋元明四朝道士均相信口服胡椒以及呼吸胡椒燃烧时产生的香气有助于延长寿命)，迷信房中术的士大夫想要壮阳，也得胡椒助阵。产量小，需求大，这个缺口靠什么补上？靠进贡和进口。熟悉宋朝经济史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进贡也是进出口贸易的一种，只不过打着进贡的旗号，比较容易满足中国帝王的虚荣心罢了。
从北宋到南宋，甚至从唐朝到明朝，中国人消费的胡椒主要都来自于东南亚，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地。早在汉朝，中国就从海外进口胡椒了，彼时海运未兴，进口胡椒得走丝绸之路，驼铃声声，商旅匆匆，关山万里，九死一生，运输成本更高，胡椒也就更为贵重。“椒房”一词是从汉朝流行起来的吧？它一般用来指代后妃的宫殿，其中的“椒”就是胡椒(有人说是花椒，错)。皇帝给后妃装修宫殿，用胡椒面儿涂抹内墙，故称椒房。为什么要用胡椒面儿？因为它香，而且贵重。必须足够贵重，否则不够资格涂抹皇帝他老婆的窝。
宋朝海运极发达，外贸极繁荣，胡椒大量运入国内，自然不会再像汉朝或者中世纪欧洲那样稀缺了，但是在乡村，它仍然是罕见食材。就拿南宋时期的浙江农村来说吧，老百姓平常不舍得吃胡椒，只有贵客上门，才有可能地往汤碗里放几粒。
同咏乐器 琴
洞庭风雨干。
龙门生死枝。
雕刻纷布濩。
冲响郁清危。
春风摇蕙草。
秋月满华池。
是时操别鹤。
淫淫客泪垂。
物品器具 船
【古代资料】盘点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史（船）
：第四节 船 一、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
第四节 船
一、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还得从远古说起。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尚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于没有一定的工具，他们无法捕捞深水中的鱼群，无法狩猎河对岸的野兽，不仅如此，如遇洪水泛滥，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能保全。恶劣的环境与求生的本能迫使人类去思考，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浮于水上的工具，以期猎取更多的食物和战胜洪水的危害。然而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浮于水面而不沉？长期与自然界的抗争不断增添着人们的智慧，自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也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古人终于认识到某些物体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为人们创造舟船工具的最早诱因。经过长期实践，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原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单根竹木虽具浮力，但因其为圆形，浮在水中易滚动且面积窄小，运载力有限，如将数根并扎，则在水中可平稳漂浮且运载量增加，既可载物又可载人。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箄”。继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周易?系辞》）。“刳”是割开、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独木舟。它是一种用独根树干挖成的小舟，其制做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有了舟，人们尚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还必须有推动独木舟行进的工具。“剡木为楫”（《周易?系辞》），即是指古人制桨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释名?释船》）。削木头做成桨，以推进舟的行驶。在舵未出现以前，桨还有控制方向的作用。独木舟与桨相配合，人们才可较随意地在水面上活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注疏》卷4）独木舟具体出现的时代尚不能断定。但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桨，(25)这表明至迟在大约七千年前，我国已开始使用独木舟，同时也说明，我国发明和使用舟船的历史较之车马出现的时代要早数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解放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十余只。这些古独木舟已成为研究早期独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据。从后世的独木舟看，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呈方形，不起翘，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图14）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头起翘。从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第二种形制，继而产生了第三种。独木舟的优点就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严整无缝，不易漏水，不会松散，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所以沿用的历史很长，直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木舟还被用作渡河工具。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水域交通迈出的第一步。有了它们，人类的活动范围便从陆地扩大到水上，人类从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诞生
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装载量一大，筏子便浸没在水中。而独木舟的大小则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想通过改进舟形来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难。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水上运输活动日渐频繁，而且载重量也日渐增加，筏子与独木舟的“短处”便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作：、、，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结构：它已不是独木刳成的舟，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这表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完成了由独木舟到木板船的变革，且此时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当然，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隶们长期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创新的结果。雏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它无非是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加装木板，以扩大独木舟的装载量。这种改进的独木舟在考古资料中曾有发现。1975年江苏武进出土了一条汉代木船，(27)船体是用三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脱离原始独木舟的形制。以后，人们干脆抛开独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木板船是由一块底板和两块弦板组成的最简单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国广西一些河窄滩多，水道曲折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原始木板船的踪影。全船仅由三块板构成，底板两端经火烘烤向上翘起，两侧舷板合入底板，然后用铁钉连接，板缝用刨出的竹纤维堵塞，最后涂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铁钉和油漆，因此想必当时制造这种三板船时或靠榫卯连接，或用藤蔓、兽皮条等缚扎。板缝则用草秆、麻丝、竹茹之类的纤维物质塞堵。另外从甲骨文“”字的结构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还各加有一、二根横木，使船体联接得更加牢固。这种三板船是后世各类舢板船的祖先。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的南侧发现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条大船、两条小船和若干支木桨。(28)这五条船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木板船实物。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够根据人的意愿，对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生，从而给古代漕运、海上交通、水战带来了众多辉煌壮观的场面。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注：“舟师，水军。”可见春秋时期大规模的船战已登上战争舞台。当时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钱塘江流域的越国和济水流域的齐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战舰，建设舟师，因而水军力量以这四国最为强大，船战也常常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发生。战舰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因此可以说，战舰是当时造船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国水军的战舰种类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戈船”、“桥舡”等等。艅艎 又称余皇。船头装饰“鹢首”，专供国君乘坐，因此又称“王舟”。战时则作为指挥旗舰。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种同类型轻捷战舰的合称。突冒 一种冲突敌阵的小型战船。戈船 一种船上安有戈矛的战船。 这些战舰仿照陆军的车战形式而编制：艅艎相当于陆军的旄车（指挥车），大翼舰有如重车（革车），中翼舰有如冲陷车，小翼舰有如轻车，突冒船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楼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桥舡船相当于陆军的轻骑兵。(29)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舰组成强大的舟师，有如现在由各种舰艇组成的混合舰队。由单纯的泛舟渡河，到大规模的水战；从简陋的三板船到各类战舰的建造，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诸侯国还建立了专门造船的工场——船宫。(30)先秦时期的战舰实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战国青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纹饰中，（图15）(31)可以窥知当时战舰的大致结构：船体窄长，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四个佩带短剑的划桨手，身体前弓，正奋力操桨划船。为减少伤亡，保证战舰攻守自如，桨手藏于船舱之内。上层则站立有四、五个击鼓、射箭、挥戈剑的武士，正与对方格斗。从每只战舰仅有七或九人来看，这种双层战舰属于一种轻型小舰，适于近战，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三翼舰中的一种。
三、秦汉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国舟船发展史，上下数千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秦汉、宋元和明。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大，行船动力、系泊设施基本完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造船业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经能够通江达海。秦代的船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但在广州却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32)该船场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三个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其中1号、2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2号船台宽5.6—8.4米，以此长度和宽度计算，该船台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50—60吨的大型木船。若1、2号两船台并台造船，则可以造出载容量更大的船只。据专家考证，这个造船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建造的，汉代继续沿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时期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汉承秦制，造船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船只因用途不同，在制造形式上也划分成许多种类：艑 是一种内河运输船。《正字通》：“形扁，故呼为扁子。”《通雅》释为浅船。艇 是一种形狭而长的小船。《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 是一种体型短宽的运输船。《释名?释船》：“三百斛曰斛。，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可见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 是一种航海大船。《说文?舟部》和《广韵》中，均称为汉代海中的大船。 舲 是一种内河小船。《广韵》称：舲为上有小屋而设窗的船。舫 又称“方”或双帮船。晋郭璞说：“舫，并两舟也”，即两船并联一体的船。《史记?张仪传》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斗舰 是一种有防御装置的战舰。《释名?释船》：“上下重床（板），曰槛（同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先登用于运送士兵登陆攻击的前驱快艇。即“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向敌阵也”（《释名?释船》）。斥候 一种用于观察敌阵的小船。“五百斛以下，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释名?释船》）。赤马舟轻巧速疾的小船。艨艟 一种进攻型的轻捷小战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释名?释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两舷开有划桨孔，左右设有“弩窗矛穴”，敌船难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击，便于快速攻敌。楼船是汉代最富盛名的一种船，也是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一种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建楼，一般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在甲板上建楼数层，最高可达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也。”（《释名?释船》）广州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木制船模，其舱房是双层的，(33)可称之为“飞庐”楼船。楼船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在军事上，它是水军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以上所述汉代各类舟船，均见于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但汉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长沙、广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这为人们了解汉代舟船的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1956年广州西郊西汉墓中出土一具木质船模，(34)此船模当为内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图16）1955年广州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据估计，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是一种中型内河客货船。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不仅舟船的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各种行船设施也日趋完善。人类建造舟船，其目的不仅能浮于水面，顺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在水中航行。然而无论是逆水行舟，还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驾驭船只的推进工具。汉船的推进工具有：篙 一种撑船工具。用篙支撑河底使船前进。因为篙与筏子同期出现，所以说篙是时代最早、形制最简单的推进工具。为了便于用篙撑船，一般船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撑篙用的走廊，这是我国船舶结构的独有特征。后世，按篙钻形状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独钻、叉篙、钩篙和桡板篙之分。桨 一种用人力推进舟船的木质工具。其出现时期几乎与篙相同或稍晚。人手握桨柄，用桨板向后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只前进。桨在汉代又叫楫、札、棹。《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最初多为短桨，随着船体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现了长桨。桨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从出土的汉船模型看，当时已有用五桨、十桨划的木船，最多还有用十六桨的。橹 古代又称“樐”、“艣”，是一种效率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推进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它是在舵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摇”。舵桨的操作方式从“划”变为鱼尾式的摇动，就形成了从桨到橹的质变。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产生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于桨。橹是中国在人力推进工具上独具一格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贡献之一。帆 又称篷。张挂在桅杆上的驶风装置。利用风对帆面的压力推船前进。帆的出现大约在商代。至汉代，帆已普遍使用。桅 又称桅杆、椳、樯。有帆必有桅。桅是竖立在船上用以挂帆驶风的粗木杆。汉代已有此名称。《释名?释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高貌也。”在航行中，避浅滩、绕礁石，准确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桨既是行船的动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汉代，船体逐渐增大，推进工具与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确，出现了一种专司方向的舵桨。1951年在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1974年在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边上均置有一长木桨，显然它已不是作为划水之用，而是用于控制方向。在舵桨的基础上，继而又产生了通过自身转动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那只陶制船模，其船尾就有一支舵，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见诸出土文物，文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为了使船能停泊于水中，人们又发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锚。一般来讲，先有矴、后有锚。矴，又写作碇，“系石为碇”（《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就是说用绳索缚石，沉于水底或掷于岸边，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也叫“下碇”，开船可称“启碇”。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物，正视呈“十”字形，侧视为“”形，已有后世多齿锚的特点。所以专家称之为“石锚”。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锚。
四、造船技术的缓慢发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里，我国船舶事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缓慢地前进、发展，在为我国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积聚着物质与技术的力量。这一时期的船舶制造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来。1.沙船的出现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如前所述，中国古船种类繁多，但如果仅从船体型制来看，它们大致又可归为两大类：方头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类船型的代表。它是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型。据专家考证，沙船始造于唐代的崇明岛，“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尾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由于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它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其一，船形宽大，横摇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强了抗纵摇的阻力。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少，使受风面积减小，因而不易倾覆。再加上船舷两侧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安全设备，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在七级大风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进港避风，唯有沙船可以与狂风巨浪搏击，仍旧航行无阻。所以后世有人赞道：“诸船唯此（沙船）最稳”（明《兵录》）。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尤适宜在浅滩上行驶，“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清《日知录集释》）。因此我国沿海的浅海水域广为使用沙船，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最为流行。其三，吃水浅弥补了方头增加阻力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较快，驾驶起来轻便灵活。其四，船体宽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风力。其适航性强，不但顺风逆风可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正因为沙船具有这些优点，所以产生以后，便很快为官方和民间广泛采用，不仅用作各式客、货民用船，而且也充当各类军用战船，成为唐宋元明清各代内河、近海、远洋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称“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称“沙船”。元明时期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图17） 2.设置水密舱将船舱用隔舱板隔成数间，并予以密封，这种被隔开的舱称为水密舱。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水密隔舱的建造始于宋代”。但江苏扬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则纠正了这一说法。扬州唐船的船体用木板隔成了五个大舱和若干小舱。如皋唐船则分九个舱。船舱和船底用铁钉钉牢，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设置水密舱具有许多优越性：其一，在发生触礁的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个船舱破裂漏水，其他船舱也不致进水。这样船仍有浮力，不会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保险系数。其二，隔舱板和船体紧密钉合，从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船体的抗压能力。另外船上分舱，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保管。正因为水密舱具有这些优点，所以同时期的外国船只在触礁船体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身海底。而同样情况下，中国的海船却能够继续航行，安全返港维修。所以说，水密舱的出现也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贡献。世界其他国家直到18世纪末，才吸收了我国这一先进技术，开始在船上设置水密舱。
五、宋元时期的海船
宋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海上交通最繁盛、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这脍炙人口的宋诗正是对当时海上贸易盛况的真实写照。一条条通往海外各国的航线被称为“陶瓷之路”，成为中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由于海上贸易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所以宋、元两朝鼓励海上贸易，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我国造船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
宋元时期，无论是运输货物、商业贸易，还是旅客往来、官员赴任，凡有水可通的地区，大都依靠船舶运载。如往来于长江的航船，每年可达二、三十万艘，(40)在黄河中行驶的木船每年也超过15000只，(41)再加上航海用船，因此这一时期对船只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代。为满足这种需要，当时在各个靠湖傍河、临江依海的城市，如现在的开封、杭州、宁波、温州、广州、泉州、苏州、扬州等地均设官办造船场，称船务或船坊。其制造能力，以处州（浙江丽水县）的一所船务为例，一年内可承造605艘各类船只。又据《宋史?食货志》载：宋太宗至道（995—997年）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二百三十七艘”。
南宋初，江淮四路年造船数可达2700余只。(42)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一次就造船5000艘。(43)可见当时造船数量之多是非常惊人的。 宋元船舶有内河船与海船之分。内河船的形象从若干宋画中可见。以《清明上河图》为例，画中绘有不同类型的客船、货船、漕船、游船等20余艘。货船的形制为：圆短船形、平底，首尾稍狭，中部宽，甲板上建有屋棚。船舷用木板交错钉成。整个船体遍布排钉。（图18）桅、篷、舵、橹、锚、帆、篙以及索具等行船设备一应齐备。舵为能升降的平衡舵，桅座呈人字形，根据需要可以放倒或竖起。橹甚大，有6人摇的，有8人搬的，从橹手们那种竭尽全力的神态看，船的载货量是相当大的。据载，当时已有载重万石以上的货船，“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阶梯。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画墁集》卷8）。
近年来在上海、天津、河北磁县(44)陆续发现了八条宋元内河木船实物，其形制、部分设备及船体的联接工艺，均与文献记载以及画中宋船形象相符。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中心为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泉州三地。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必将促进海船制造业的发展。“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海舟以福建为上”（《三朝北盟会编》第176卷上），福建又以泉州制造的海船最有名。近年来，在泉州湾发现了不少造船遗址，并且出土许多船桅、船板、船钉和索绳等造船材料。特别是1974年和1982年发现了两只南宋海船，(45)进一步证明泉州是当时我国一个重要的海船制造基地。（图19）这两只海船之一出于泉州后诸港，现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深1.92米。全船用十二道隔板分为十三个水密舱。其排水量至少在400吨上下，载重量约在200吨以上。这只上部扁阔，两舷下削的尖底船一改沙船的平底形制，可视为我国福船(46)早期船型实物之一。福船首尖尾方，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底尖上阔，呈“v”形，并有贯通首尾的龙骨，吃水深，稳定性好，并且容易转舵改变航向，便于在狭窄或多礁石等水域较为复杂的航道中航行。尖首尖底还利于破浪，受到的阻力小，航速快，并可抵御风浪的冲击，尤其在开顶风船时，更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诚如宋人徐兢所说：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福船的不足之处是不适于较浅的水域。《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适造平底海船，而“福建、广南海道深阔”，适“造尖底海船”。 泉州出土的这只海船，如复原后全船总长可达35米左右，较宋代文献所载，尚属小型海船。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描绘了宋朝出使高丽的船队情况：船队由两艘“神舟”和6条“客舟”（载人的客船）组成。其中每条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相当于载重量120吨。而“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航行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以至当它驶达高丽国的时候，引起“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可见当时中国海船不仅以其性能优良、结构合理而领先于世界，而且还以体积庞大，负载量多而着称。
宋元时河船与海船上的附属设备，较之前代又有改进，更为完善：
1.竹橐 宋元海船在中部两舷侧悬置竹梱，称竹橐。其作用是消浪和减缓船只左右摇摆，以增强航行的稳定性。同时它也是吃水限度的标志。即“水不得过橐，以衡轻重之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
2.平衡舵 宋元大船都有大小两个主舵，舵可升降，根据水的深浅交替使用。这种平衡舵的舵面呈扁阔状，以增大舵面面积，提高舵控制航向的能力。且又因一部分舵面积分布在舵柱的前方，可以缩短舵压力中心对舵轴的距离，减少转舵力矩，操纵更加灵便。
3.测深砣 即水砣，系有长绳供测深用的铅砣。宋元船上已装备，经常测量水深，可防船只搁浅。另外，还可以用测深砣测知海底的情况，确定船舶所处场所能否停泊，以及辨别船舶所处的方位。
4.导航设备 宋元时已开始使用仪器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朱彧《萍洲可谈》，引自《说库》第19册）“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指南针或磁罗经（针盘）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海船使用之后，无论昼夜阴晴，都能沿着正确的航向行驶。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导航标志，以指示船舶安全进港。如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泉州关锁塔，就是当时进港的导航标志，而且沿用至今。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导航设施，使宋元时期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到终点，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六、造船业在明代的发展
明代造船工厂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水平，从而形成了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其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工厂有三个：江苏龙江、淮南清江和山东的北清河船厂。龙江船厂于洪武初年（1380年左右）建于南京下关三叉河。该厂主要建造大、小黄船，战巡船，战座船等二十余种船舶，特别以建造大型海船而着称，年产量超过二百艘。郑和下西洋所乘之大宝船就是由该厂承造的。清江船厂专造漕运船舶，有4所总厂，82处分厂，3000多工匠。据《漕船志》统计，自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1490—1544年），前后54年间，共造船28534艘，平均每年约造519艘。一个船厂尚且如此，那全国所造船只将有多少？据《明会要?食货四》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为扩大漕粮运输，一次所造漕船就多达2000余艘。能够如此大规模地造船，可见明代造船实力之雄厚，技术之高超，非前代所能比拟。最能反映明代造船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当属郑和所乘坐的宝船。郑和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一个太监，明成祖组织船队下西洋时，授予他总兵的职务。从1405年到1433年近30年中，他奉命统率船队先后7次远航西洋，出使亚非30多个国家，写下了人类大规模远洋航行的壮丽篇章。他所乘坐的船名宝船，即“西洋取宝之船”之意（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据推测，郑和每次出洋的船舶数量当在一百艘以上，其中大型宝船在40多艘到60多艘之间，另外还有马船（运输船）、粮船（运粮船）、坐船（运兵船）、战船等大小辅助船只。由这些大小船只组成的船队，共载运27000多人。大型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约合150米），阔一十八丈（约合60米），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郑和家谱?下西洋船舶条》）。宝船的船型，属于沙船型，“张十二帆”（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国》）。船上的篷帆锚舵之大，“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1957年在南京明宝船厂故址出土的宝船舵杆长达10.07米，足有三、四层楼高，为铁和木制成。舵板高度估计在6.35米左右，宽约7.04米，面积约为42.5平方米。如此巨舵，要靠绞车来操纵它的升降。这种绞车在南京也有发现，出土的绞关（绞车）木残长2.21米，620毫米见方，上面还保留着四个安装车关棒的孔。车身装上车关棒，转动车关棒即可升降舵了。绞车还可用于起锚和挂帆等。锚应是四爪大铁锚。明《天工开物?锚》：“战船、海船，有（锚）重千钧者。”一钧约合30斤，千钧就是3万斤，一般海船尚且使用重万斤以上的大锚，那么宝船上用锚之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巨大而性能优良的船舶，再加上高超的航行技术，才使郑和“舟行巨浪若游龙”（马欢《纪行诗》），每次都能安全返航。当然，有关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宝船的大小尺度、船型结构以及数量等问题，目前还有许多争议，专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这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证。明代造船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船舶的种类也很多。运输船有大小黄船、快船、江汉课船、八橹船、满篷梢、摆子船、三吴浪船、西安船、清流船、梢篷船、黑楼船、盐船、乌艚、红单船等等；海船有蜑船、遮洋船、封舟等等；战船有战座船、巡座船、哨船、开浪船、火轮神舟、鹰船、三板巡船、连环舟、子母舟、两头船、大福船、苍船、艟、单撇船、白艚、唬船等等。如此种类众多的船舶，其船型除沙船和福船船型以外，还有广船与鸟船船型。广船船型的特点是：首尖体长，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吃水较深，利于破浪。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远航性能和较大的续航力。因始创于广东而得名，是我国明代南海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船型。鸟船“头小身肥，船身长直；除设桅、篷（帆）外，两侧有橹二只，有风扬帆，无风摇橹，行驶灵活，而且篷长橹快，船行水上，有如飞鸟”（清《浙江海运全案》）。
自明代起，浙、闽、粤沿海的小型海船多采用鸟船船型，以求速快。至此，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全部出现并定型。尽管明清两代，我国的木船种类达千种之多，但就船型来讲，基本上都属于沙船、福船、广船和鸟船这四大类。在明代种类众多的海船中，尤以大福船最负盛名。据《明史?兵志》载：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中部为四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为水兵住舱，三层为操帆及餐事场所，中置水柜，左右开六门。上层为露台，作战时居高临下发射火器矢石。船首结构甚坚，可撞击敌船，它是明代的主要战舰。但由于船体高大，吃水又深，只能顺风顺潮航行，不能靠岸停泊，因此作战时须有其它战船配合。戚继光抗倭，大福船便是其主力战船，台州一役“福船大胜小，广船坚胜脆”（李盘《金汤借箸》），一举荡平了倭寇大本营——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戚继光曾赞曰：“福船乘风而下，如车辗螳螂”。明末和清代，统治者多次实行海禁政策，使我国原有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急速下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内河与沿海航权落入外人手中，更使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事业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凋败状况。
民族乐器：二胡的琴弦数目是多少根
在许多的传统戏剧中常常有着很多背景的伴乐，也是给剧情营造出了更多的气氛。其中的乐器大多都是我们说了解的，二胡也是常见的伴乐乐器之一。
那么，本期民族乐器大全了解二胡的琴弦数目是多少根。
二胡有2根弦，因为它只有两根弦，所以取名为二胡，二胡是现代的名称，过去民间多称它为南胡、胡琴、等，二胡看上去是一个物体，没有什么感情可以表达，但是它一但经过不同的演奏人员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个很懂感情的东西。
二胡，又称南胡，是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关於二胡最早的记载是在宋朝，是东方主要的擦弦乐器之一，主要部分有琴杆、琴轸、琴筒、琴托、千斤、蛇皮、琴码、琴弓。弦有两根，弦的订音为d'a,琴弓类似小提琴之琴弓，附有马尾毛，演奏时马尾毛置于双弦之中拉奏，这是全世界所有的擦弦乐器中，皆无的特点。
过去二胡大多用丝弦，由于丝弦具有伸缩性大、寿命短、发音不够清越细腻等缺点，它已逐渐被钢弦所淘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钢丝弦使用日益普遍。
配套的二胡钢弦应是一粗一细，粗的一根称作内弦（也叫老弦），细的一根称作外弦（也叫子弦）。内外弦分别系在相应的琴轴上，一般是先上内弦，再上外弦。选购琴弦一定要注意配套，不可两根弦都为内弦或外弦，弦径也不可悬差过大，更不可用其它弹拨乐器的琴弦来代替二胡弦。
内外弦采用同样粗细的，就会产生两弦张力不平衡，发音不协调，灵敏度差的问题；内外弦粗细比例过于悬殊。就会产生音色不统一，影响按指的问题；用弹拨乐器的琴弦来代替二胡弦，发音空而沉闷，失真度大，完全不符二胡的发音需要。
物品器具 《工程地质学》之石头
《工程地质学》之石头（1）
1、滑石是热液蚀变矿物。富镁矿物经热液蚀变常变为滑石，故滑石常呈橄榄石、顽火辉石、角闪石、透闪石等矿物假象。滑石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它非常软并且具有滑腻的手感。人们曾选出10个矿物来表示10个硬度级别，称为摩斯硬度，在这10个级别中，第一个（也就是最软的一个）就是滑石。柔软的滑石可以代替粉笔画出白色的痕迹。滑石一般呈块状、叶片状、纤维状或放射状，颜色为白色、灰白色，并且会因含有其他杂质而带各种颜色。滑石的用途很多，如作耐火材料、造纸、橡胶的填料、农药吸收剂、皮革涂料、化妆材料及雕刻用料等等。
2、白云母（muscovite）也叫普通云母、钾云母或云母，是云母类矿物中的一种。白云母是良好的电绝缘体和热绝缘体，并且它能够大量出产，因此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一般它产于变质岩中，但也产于花岗岩等岩石中。白云母并非只是白色，它可以是较淡的褐、绿、红色到无色，具有玻璃光泽到丝绢光泽。形状为大板块状，六方晶体或细粒的集合体。
3、角闪石是角闪石族矿物的总称，角闪石属闪石族中一员，是镁、铁、钙、钠、铝等的硅酸盐或铝硅酸盐矿物。与辉石族形态、组成相近，而以含oh为区别。角闪石这个单字(hornblende)本身反映出两种独立的矿物：铁角闪石和镁角闪石，若不用化学试验无法将两者区别开来。
4、黄铁矿因其浅黄铜的颜色和明亮的金属光泽，常被误认为是黄金，故又称为“愚人金”。成分中通常含钴、镍和硒，具有nacl型晶体结构。成分相同而属于正交（斜方）晶系的称为白铁矿。成分中还常存在微量的钴、镍、铜、金、硒等元素，含量较高时可在提取硫的过程中综合回收和利用。
5、高岭石是长石和其他硅酸盐矿物天然蚀变的产物，是一种含水的铝硅酸盐。它还包括地开石、珍珠石和埃洛石及成分类似但非晶质的水铝英石，因此叫作一它们属于粘土矿物。
6、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矿物，天然碳酸钙中最常见的就是它。因此，方解石是一种分布很广的矿物。方解石的晶体形状多种多样，它们的集合体可以是一簇簇的晶体，也可以是粒状、块状、纤维状、钟乳状、土状等等。敲击方解石可以得到很多方形碎块，故名方解石。
7、辉石 (ca,mg,fe,al)2(si,al)2o6 单晶体为短柱状，横切面呈近正八边形，集合体为粒状。绿黑色或黑色。玻璃光泽。硬度5－6。有平行柱状的两组解理，交角应为56。相对密度3.02-3.45，随着含fe量增高而加大。
8、橄榄石化学式为(mg，fe)2(sio4)，是镁橄榄石mg2(sio4)和铁橄榄石fe2(sio4)固溶体系列的总称，晶体属斜方(正交)晶系的岛状硅酸盐矿物。是制造镁质耐火材料的优质矿物原料，透明绚丽者可用做宝石。
9、绿泥石chlorite一族层状结构硅酸盐矿物。通常所称的绿泥石，指主要为mg和fe的矿物种，即斜绿泥石、鲕绿泥石等。它是一些变质岩的造岩矿物。火成岩中的镁铁矿物如黑云母、角闪石、辉石等在低温热水作用下易形成绿泥石。其颜色随含铁量的多少呈深浅不同的绿色。玻璃光泽至无光泽，解理面可呈珍珠光泽。主要是中、低温热液作用，浅变质作用和沉积作用的产物。
10、白云石晶体属三方晶系的碳酸盐矿物1。化学成分为camgco32。常有铁、锰等类质同象代白云石替镁。当铁或锰原子数超过镁时，称为铁白云石或锰白云石。三方晶系，晶体呈菱面体，晶面常弯曲成马鞍状，聚片双晶常见。集合体通常呈粒状。纯者为白色；含铁时呈灰色；风化后呈褐色。玻璃光泽。遇冷稀盐酸时缓慢起泡。是组成白云岩的主要矿物。海相沉积成因的白云岩常与菱铁矿层、石灰岩层成互层产出。在湖相沉积物中，白云石与石膏、硬石膏、石盐、钾石盐等共生。成互层产出。在湖相沉积物中，白云石与石膏、硬石膏、石盐、钾石盐等共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蒙古族四胡音乐
蒙古族四胡音乐是最具蒙古族特色的乐器之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擦奏弦鸣乐器。 蒙古族四胡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时间的发展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民族音乐。下面，就到蒙古族文化中具体了解吧。
四胡历史悠久，它源于我国北方奚部的奚琴。13世纪后，四胡已在蒙古族地区流传。在16世纪阿拉坦汗的宫廷壁画上，绘有一女乐工手持细棒状琴杆、筒形音箱、四轸同设琴首后端、马尾弓夹于弦间拉奏的乐器，与今日之四胡演奏形象完全相同。
元朝以后，四胡艺术广泛流传，曾一度风靡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华北等汉族聚居地区，对汉族民间说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的通辽市是目前四胡艺术最为繁盛的地区。至清代，四胡又称“提琴”，用于宫廷音乐番部合奏中，形制已和今日蒙古族四胡惟肖。
蒙古族四胡分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三类。高音四胡音色明快、脆亮，多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中低音四胡音色浑厚、圆润，擅长演奏抒情性乐曲，并主要为科尔沁民族说唱艺术乌力格尔和好来宝伴奏。它们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蒙古族四胡代表性曲目：
《赶路》、《八音》、《阿斯尔》（以上为大四胡）、《莫德列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荷英花》（以上为小四胡）等。
传承意义：
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丰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产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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