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是国民政府时期对直接听命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军队的总称，但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听命于蒋介石并由其直接掌控的。
中央军曾作战于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师级番号有第1师、第2师、第3师、第9师。
中文名中央军
势力范围华东七省一市
前身第一军（北伐时期）序列各师旅
中央军旁系北伐时蒋的盟军、沿途收编的部队
外文名The Central Army
主要领导蒋介石
师级番号第1师、第2师、第3师、第9师
发展历史
孙中山以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力图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民主国家。由于孙中山当时没有可靠的军队以供驱使，拥护他的各路军阀又并非真心愿意北伐，因此孙中山开办军校（即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以培养出来的真正拥护他的革命军官作为基础，建立“新军”。黄埔军校创办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校长。在军校成立前，蒋介石还只是建国粤军的少将参谋长，自当上黄埔军校校长起，他的仕途得以完全改变。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不久，也就是在1924年11月20日这一天，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简称黄埔军校教导团）宣告成立，这个团由军校的优秀教官、优秀毕业生以及招募到的3000多名青年工人和农民编组而成。在之后的半年中，教导团被扩编为五个，其成员骨干大都是忠于孙中山的黄埔才俊。
教导团通过第一次东征的优异表现，使各路军阀刮目相看，遂于1925年4月13日抽调前两个团编组为党军第1旅。同年6月，党军参加了讨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组织的叛乱，并再次荣立新功。同月26日，第1旅与教导第3团合编为党军第1师。此时孙中山早已去世，受黄埔生景仰的廖仲恺又在8月20日遇刺身亡。因此，大部分黄埔学生开始纷纷拥护蒋介石。蒋介石因为有了党军的拥护，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在7月3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中，汪精卫当选主席，蒋介石则入列八委员之一，这也是他正式入主军事中枢之始。
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新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就开始进行军队的整编事宜。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党军第1师与教导第4、第5团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和第2师，这两个师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由蒋介石担任军长。为了充实第1军的实力，蒋介石乘着逼迫许崇智下野的机会，将建国粤军第4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师，随即编入第1军予以吞并。这三个师，即构成今后拥兵数百万的中央军的雏形。
国民革命军成立时，一共编成了五个军，此后又陆续增编第6军和第7军。这七个军构成了国民政府在北伐前的军事武装基础，但却因各自派系不同，而自成一体。如第1军属黄埔校军，以蒋介石为首；第2军属谭派湘军，以谭延闿为首；第3军属滇军，以朱培德为首；第4军属粤军，以李济深为首；第5军属福军，以李福林为首；第6军属程派湘军，以程潜为首（部队主要来源于广东警卫军、攻鄂军、潮梅军等，属各路杂牌的混合体）；第7军属桂军，以李宗仁为首。
在这军事七大派中，除蒋介石的其余六派首领大都是革命元老，且名望地位极高。而蒋介石作为后起之秀，能以黄埔校军为基础，成功跻身七派首领之一，是十分不易的。由于当时所认为的“中央军”更多的代指李济深统帅的粤军，因此蒋介石的部队多以“校军”或“黄埔军”代称。[1]
北伐壮大
第1军成立后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与友军各路协同肃清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接着，蒋介石又将增编的第14师（由建国粤军第2师第4旅和东征军独立团改编，初称独立第2师）和第20师（由重新成立的三个军校教导团改编，初称教导师）编入序列，这使第1军在北伐战争开始前拥有五师十七个团的约八万人。而其余各军或是三师、或是两师，仅新桂系掌握的第7军拥有九旅十八个团，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的地位也在军政两方面不断提高，他先是于1926年2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第1军军长改由何应钦接任），继又于北伐开始前的6月5日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6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第1军所属五个师中有两个师奉命参战，但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保存黄埔嫡系部队的实力，仅命出战的两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使用，其余三个师则主要留守在广州、汕头、潮安地区，以拱卫政府中枢。
同年9月，第1师被正式用于江西战场，第2师被用于湖北战场。这两个师在武昌和南昌先后经历恶战，不少英勇的黄埔生在作战中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第1师和第2师虽然伤亡颇重，但却打出了黄埔生的威名，令各路友军对这些校军成长起来的部队刮目相看。与此同时，军长何应钦亲率第3师和第14师攻入福建，连克要地。
在前方校军不断告捷的时候，蒋介石以黄埔军校的后续毕业生为基干，以招募新兵和收降军阀部队俘虏作为兵源，编组了两个补充师，此后在将这两个师改称第21师和第22师后，也编入第1军，竟使该军拥有七师之众。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以自己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调军校第四期两个学生团开赴湖北前线，借参战之名将这两个团扩编为新编第1师和新编第2师。
1927年，北伐军各部势如破竹、连战告捷，不仅底定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还将浙江和江苏大部划入国民政府的版图。但就在同年4月，蒋介石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此举不仅使部队一度陷入混乱，进而导致宁汉分裂，使国民政府分裂成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
在此分裂中，黄埔师生也分裂成宁汉两派，但军队方面仍被蒋介石控制，蒋进而又以军校高级班、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军士教导总队为基础成立新编第3师，以黄埔先期毕业生为骨干陆续成立八个补充团。但就在校军稳步发展壮大的时候，蒋介石却遭到同他势均力敌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压迫，武汉政府方面则提出要重新“合流”必须“倒蒋”。不仅如此，就连校军的二号人物何应钦也想取蒋而代之。在内忧外患之际，蒋介石被迫于8月14日宣布下野，以避锋芒。[1]
重新崛起
蒋介石的下野，使不少追随于蒋的黄埔生不得不改为拥护何应钦，少部分坚定派则随蒋“同进退”。1927年8月26日，军阀孙传芳趁南京国民政府内乱的机会，集中主力发起反攻，但却被第1军、第7军等部联合击溃。
战后，何应钦以蒋介石继任者的身份，将第1军扩编为三个军，其中以第1师、第2师、第22师编为第1军，由刘峙任军长；以第3师、第14师、第21师编为第9军，由顾祝同任军长；以第20师、新编第1师编为第32军，由钱大钧任军长；以新编第2师、新编第3师编为新编第13军，由方鼎英任军长。至于八个补充团，或是裁撤，或是编为军属教导团。何应钦扩军的方法虽然迅速稳定了校军，但却因新桂系地位的提升，以及校军遭到桂军歧视等诸多因素，反使军队内部要求蒋介石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
11月7日，蒋介石见时机成熟，从日本启程回国。16日在上海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等人谈判，成功实现了蒋桂的再度合作，何应钦在此情况下不得不交出兵权。
蒋介石复出后即命第9军攻占徐州，以捷报振奋军心，巩固兵权。接着下令清查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设立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办公室，迫使汪精卫等人流亡海外，以此肃清政敌。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正式复出，并在2月2日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政委主席和军委会主席，使其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党、军两权。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也对校军进行了整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总部安全，蒋介石下令成立警卫司令部，辖三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第32军增编暂编第3师。为稳定广东局势，将新13军所属新2师和新3师交给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改编为粤军，保留由新3师扩编出来的新4师。接着，抽调新4师一部扩编为新5师，将收编的原第6军第18师改编为新编第6师，重新组成新13军，随即又改该军番号为第46军。经过这次整编，校军的实力再一次得到提升，其嫡系部队达到20万余人。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下令继续北伐。此后第1军和第9军进入山东作战，第32军和第46军则分别担负京沪线和长江北岸的守备任务。在经过四个月的作战后，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被迫撤出关外。7月6日，蒋介石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前往北平西山的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举行“北伐完成报告祭”。蒋介石以此宣告北伐战争的胜利，并借此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商讨军队的缩编事宜。蒋介石借编遣会议裁军为名，施行削弱各路实力派、壮大校军实力的方针。在这次缩编中，第1军主力缩编为第1师、第9军主力缩编为第2师、第32军主力缩编为第3师、第46军主力缩编为第10师所属两个旅、警卫司令部所属步兵部队缩编为第11师所属两个旅，其余编余部队改编为第9师。接着，蒋介石将第10师和第11师完全吞并，使其嫡系部队在经过缩编之后仍然达到六个师三十六个团15万人。当时担任六个师师长的分别是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和陈诚。除方鼎英之后退出舞台外，其五人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他们各有才干，在之后的发展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或成为中枢要员，或成为地方大员。
这时，由于蒋介石已经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身兼中枢部门多项要职，因此人们开始改称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武装为“中央军”。此后蒋介石即以这六个师为基础，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央军“建军计划”。[1]
关系层次
国民党中央军以与蒋亲疏关系来看，大体分为以下3个层次：
（1）黄埔嫡系将领统率的部队，称中央军嫡系；
（2）蒋在北伐及历次的军阀混战中不断收编的部队，在中央序列内，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称中央军旁系，多为被收编的北洋部队。这类部队不少被中央嫡系部队吞并改造，变为嫡系。
（3）在军阀混战中被蒋（或其他军阀）打败，失去地盘，为自保编入中央序列，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与上一类不同的是，这些部队多出于地方实力派，在失去势力后仍与地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广东的19路军、广东的薛岳、湖南的谭延闿/鲁涤平等部。
下面对各支部队作粗略的介绍（1931-1936）：
中央嫡系
中原大战时期，严格意义的中央军只有6个师，这是蒋军嫡系的雏形。
第1师：北伐时期的刘峙第2师，后来交到胡宗南手上，扩展了第1军，“西北王”的核心部队。
第2师：北伐时期的第3师、第14师等合成，师长先后有顾祝同/楼景樾/黄杰/郑洞国等，后与25师合编为关麟徴的52军。
第3师：北伐时期的第20师，师长先后有钱大钧/陈继承/李玉堂，后来发展为第10军，以方先觉守衡阳闻名。
第9师：北伐时期王柏龄的第1师。北伐中在南昌受创，回后方整编，重编序列后为第9师，后来发展为蒋鼎文/李延年的第2军。
第10师：由两部组成，一是黔军王天培部的残余，师长杨胜治/方鼎英，二是国民军方振武投蒋后编成的45师，师长卫立煌。后来第10师与45师合并，仍称第10师，师长卫立煌/李默庵，由于部队渊源不好，以及卫立煌与蒋的关系一般，这一部又称中央军的杂牌。
第11师：原福建周荫人部，投降北伐军，先编成17军，后改11师，师长曹万顺/陈诚。这是陈诚“土木系”的根基。
中原大战后，又按德式编制建成了张治中的教导师，随后教导师一分为三，教1师冯轶裴、教2师张治中、教3师钱大钧。教1师发展的36、87、88师即后来的71军；教2师发展为第4、25师，第4师是汤恩伯系的班底，25师编入关麟徴52军；教3师发展为第14、89师，后来14师归陈诚，89师归汤恩伯。
根基
上述这些构成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最原始根基。
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
200师，原军委会直辖的装甲兵团扩编，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杜聿明。后来以200师为基础，发展出96师，新22师（廖耀湘），构成第五军的框架。其中新22师后来自立门户，成为新六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两个师14师、50师也是中央军。
荣誉第一师，是抗战老兵、伤兵为基础组建的，师长郑洞国，战斗力不亚于200师。
新38师，以税警总团部队为基础组建，师长孙立人。后来成为新1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一个师新30师当然也是中央军。
51师，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补充第1旅为基础扩建，师长王耀武，后来成为74军主力师。74军另外两个师57师、58师战斗力也很强，都是中央军。
118师，是11师发展出来的，198师是54军主力师，这两个师和11师构成陈诚土木系的支柱。
中央旁系
湖南谭延闿的第2军，北伐后未能在湖南立足，曾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地驻防，由于没有固定地盘，听命于蒋，编成张辉瓒18师（江西被歼）、谭道源50师、李韫珩53师，这支部队后来追击红军到了陕西，被胡宗南兼并。
赵恒惕的部将贺耀组随唐生智一起南投，编为第8师，师长陶峙岳，后来也归并胡宗南系。
云南朱培德的第3军，当时有第7师、12师。第3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该部队的最后。
广东第4军之薛岳部、蒋光鼐部。陈济棠取得广东地盘后，这两支无家可归的粤军也在中央均等编制内，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蒋光鼐部（60、61、49、78）一般还是被当作粤军看待。薛岳部有时也被称粤军，但是应该说已经中央化了，最初编为90师，后来兼并其他杂牌增加了一个59师。
沿途收编的部队
北伐时，北洋各省的地方部队纷纷投诚，北伐后整编，原则上各省均保留了一个师，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地方实力派，这类部队均比较听命于蒋，个别部队被改造为中央军嫡系。
江西的第5师，原赖世璜部，历任主官有熊式辉/胡祖玉/周浑元/姚纯，后来扩编了余韶的96师（划入第5军）。
浙江的第6师，原周风歧部，历任主官有陈仪/赵观涛/周喦，汤恩伯也是这支部队出身。第6师后来扩编为75军，属于陈诚系部队。
福建的11师被陈诚吃掉了。
安徽的56师，原马祥斌部，早期亲桂系，后来亲蒋，师长刘和鼎/刘尚志，抗战时编为39军，抗战结束被裁。
江苏的陈调元部编了55和57两个师，师长分别为阮肇昌、李松山。后来55师归了陈诚系（编入94军）；57师被改造后，编入王牌的74军。
湖北的13师，原夏斗寅部，历任主官有夏斗寅/万耀煌/朱鼎卿，朱怀冰也出自这支部队。后来归入陈诚系，13师先后曾在25军、75军、86军等序列里。
孙传芳主力：孙传芳放弃了江南五省，率领主力（多为原北洋的正规部队）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时被击败，其余由郑俊彦率部投降，编为43和47师，后郭华宗的43师被陈诚吞并，47师的历任师长有王金钰/上官云相/刘家麒，抗战时编入第9军，刘家麒与军长郝梦龄一起阵亡。
直鲁联军：直鲁联军原为北洋的河北和山东部队，二次直奉大战后依附奉系，1928年奉军主力败退出关，直鲁联军被蒋收编，编成21、41、48、58等师。刘珍年21师被韩复榘打败，离开山东后被李仙洲接管，成为中央嫡系；陈耀汉58师调到南京担当警卫师，师长张灵甫，后来成为王牌74师的主力师；41和48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合成第10军，徐源泉任军长。
此外，喻英奇的广东“剿共”司令军和萧之楚的44师也是分别出自于陈渠珍的湘军和北洋的部队。“中央军”这个词是相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的。然而也有不少的部队，既非地方实力派，也不像中央军，介于边缘之间的部队。这些部队从序列上还是统一于中央的，但是人事上仍然自成体系。（在人们的直觉观念里应该不算中央军了）
粗略列举：
奉军郭松龄部，郝梦龄的54师；
国民三军庞炳勋部39师；
出自陕西的国民二军：岳维峻/李纪才部，公秉藩的28师和王锦文的79师；张万信34师（原田维勤部）；高桂滋的84师；井岳秀/邓宝珊的86师；
河南的绿林和土著部队：镇嵩军主力，刘镇华兄弟的64师和65师；孙殿英的40师；戴民权的45师；75师（万选才残部）、76师（樊钟秀残部），75和76师合编为张钫20路军；
原湖南叶开鑫（赵恒惕部下）的52师，师长李明；原四川张英部的59师，师长陈时骥，均被陈诚吞并，围剿红军时被歼；
云南范石生的51师，后来经改造，编入74军；
福建民军，张贞49师（后被19路军兼并）；卢兴邦52师；
四川郭汝栋的26师；
这些“散兵游勇”不断被瓦解、改造、兼并，情况变动较快，不一一而嘱。
抗战军队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常常看到经历过抗战的中国老兵们评价当时日军如何如何，那麽在当时日军眼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又如何呢？
日军在抗战爆发前对中国军队进行过详细调查，认为“中国军队一直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其编制、装备、素质、训练都不好，作为国防军是低劣软弱的”。同时，又将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军队分为三类：一是蒋介石的嫡系军（又称中央直系）；二是改编地方军而成的中央旁系军，三是未划入蒋介石统制下的地方军。
在抗战期间，中央直系部队最为日军重视。
纵观八年抗战日军的战史、战报，对于中央直系军队，日军是相当重视；特别是武汉会战之后的相持阶段，更是将歼灭中央军提高到作战目标上，甚至认为“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中国问题，无疑缘木求鱼”。冈村在任第11军司令官时甚至在其《第11军作战经过所见》的报告中描述道：
“在历次会战中，它（中央军）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中央军精锐最先与日军开战，伤亡极大
关于抗战，一直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即国民党“中央军都是畏缩不前，而让地方杂牌军与日军作战”。如2011年，李敖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即说，抗战“最重要的是杂牌军”，优秀的张自忠将军就是西北军出身，还有其他军阀、游击队，共同努力打击日本军。
事实并非如此，以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来说，淞沪会战先后投入70余个师，除12个中央嫡系师、9个川军师、7个桂军师、5个粤军师、3个黔军师外，其余都是改编后的原东北军、西北军、鄂军、湘军等“半嫡系”师。
率先与日军交火的第87、88师、36师和教导总队，都是中央军德械精锐。这几个师表现颇好。87师坚守闸北两个半月；88师阵亡了2个旅长、3个团长、11个营长；36师伤亡官兵1.2万余人。其后，迎击日军的主力也是胡宗南、罗卓英、宋希濂等所部中央军嫡系。中央军所属空军、海军更是损失殆尽。
至于桂军，由于白崇禧“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凭主观的推断……以致桂军遭受重大牺牲。”以至后来白崇禧听说散落的桂军士兵被友军收容，“大感有伤体面，连日饮食不进”。多亏胡宗南部赶来支援，才稳住阵地。
从上海撤下的桂军，原本奉命保卫南京。但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坐观南京成败。”当时守卫南京的是中央军嫡系的5个军、教导总队，以及川军2个军、粤军2个军等。最先在南京迎击日军的是作为中央嫡系的教导总队、71军和72军，血战雨花台、中华门等地，伤亡极大。所谓“杂牌军”中，粤军表现较好，其“在沪抗战，曾着壮烈之誉”，南京沦陷后，粤军“兹复突围歼敌，尤为难得”。
接下来的武汉会战规模更大，中国投入129个师。除川军20个师、桂军11个师、粤军7个师、滇军4个师外，其余都属中央军系统的嫡系或“半嫡系”。武汉会战中，各支国军大都能奋勇杀敌。其中如孙元良所说，“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
以上所说三大战役，都有相当数量的川军参加，只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好，大体上如王世杰所说，“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二十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军参加抗战者，惟杨森所部略有成绩，刘湘所部多不战而溃。”另外，太原会战期间，“有云此次晋事完全坏在川军，孙震两师遇敌即溃，邓锡侯由寿阳一面后再无一下落，彼等三师到处滋扰，东路后方受其极大之坏影响。”可见川军的战斗力与军纪，皆不如人意。
杂牌军热衷于保存实力，且对抗战前途心存疑虑，与日军多有联络
抗战初期，各地方势力大体上尚能与中央团结一致，共御敌寇。但进入相持阶段，地方势力又趋向避战自保。譬如，1942年阎锡山亲信贾景德对徐永昌说，“阎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蒋下，最后且谓不得已尚可跳黄河，以存在即真理为信条。又刘文辉极拉拢阎先生，以为美恐无进步，抗战无结果，龙云等附之。”与此同时，四川的“邓锡侯甚联络晋方人士”。徐永昌听说这些事后不由叹息：“奇哉，在今日下，尚不以国家存亡为前题，乃斤斤于一己地位之高下。”
又如桂系，1944年桂柳会战，“敌军沿黔桂路进逼，桂军避战，听由敌军长驱直入”，以至要作为重庆卫戍部队的97军出动应敌。桂林失守后，第四战区长官部有官员上报军委会，“指陈张发奎无斗志，且对中央不满；薛岳对桂军及白崇禧不满，亦无斗志”。地方势力间的不和，成为抗战阻力之一。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军破坏抗战阵营成为可能。早在1939年，日军即命“曾在李、白、龙云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国要人”，用两天时间“同龙云谈了五个小时，另外，同白崇禧面谈了五次，同李宗仁谈了两次”。此人回报说：“这三位将军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同年12月，日军知道蒋介石拒绝白崇禧让桂军回广西的要求后，判断这将“引起蒋、白及龙云之间的暗斗”，遂发出一封意在劝降的《致李、白将军书》。
为劝降阎锡山，日军开展了“伯工作”。从1940年开始，阎、日间的交涉长达数年之久。在双方的协议中，日军许诺，让出山西，给予晋绥军所需装备，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于适当时机任华北政务委员长及华北国防总司令”。阎锡山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虽未真的降敌，但这种秘密接触本身说明，他们对于是否继续抗战心存犹豫。
对于中央军与杂牌军的战斗力，1939年11月，冈村宁次在“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曾判断：“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确如其所说，在抗战中后期，无论是正面战场参加会战，还是敌后消耗日军，中央军都起到了比杂牌军重要得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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